【作者】李京：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赵双阁：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学术期刊知识生产的生态环境与控制机制已发生明显改变，以美国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学术生产走向被奉为学习典范，这一复杂的学术生产正被量化评审简化为标准化的“劳务商品”，期刊级别与论文数量变成衡量研究论文最重要的指标，这一结构性转型将学术期刊推向科学生产核心位置。这一转变不但涉及学术自主，以及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问题，也关系到学术资本、经济资本的累积，进而影响学术权力与地位的排序与流动。为此，有必要对学术期刊知识生产现状反思。但我国学术期刊的运作模式与欧美不同，国家宏观结构的把控与微观评审方式的把关并行，结构性差异让我们既要关注期刊外部力量对知识生产的规划，还要关注其内部结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知识把关规则。
一、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流动的秩序排列
学术期刊在知识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传播知识、引领思潮，推动学术进步。201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创办的学术期刊已超过6000种，在如此庞大的族群下新创刊物想要进入期刊体系变得格外艰难。而期刊体系中的众多期刊群落并非散漫凌乱的存在，多个期刊评价系统间互相竞争秩序的制定权力，而学术期刊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与知识权威纷纷希望进入核心评价系统队列，当前以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CSSCI）的影响力最大，已成为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学术考核标准，是期刊体系中拥有学术权力者，它控制了该体系中其他参与者的遴选，这种权力的基础是对该体系中其他位置及位置占据者的掌控，属于组织再造的权力。而与学术权力相对的是学术期刊的科学权威及知识声望，是对学术研究资源的掌控、在科学界的声望以及学者对其认可度。这一评价体系集中体现在期刊体系内学术书写的权威性，有了这种权威性，就能规定什么是具有合法性的文化产品，这种地位的差别是由文化和符号资本的不平等关系造成。
CSSCI评价体系每两年进行一次更新，每一次更新都会造成期刊评价体系的流动和秩序的变迁，进而直接影响单一期刊的学界权威与稿源数量，期刊体系中的权威席位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期刊评价体系网络的建构并非静止不动的结构，不同位置上的行动主体相互争夺以获取、累积或垄断不同形式的资本（知识、身份、地位等），造成权力的流动和秩序的变迁。期刊秩序存在两大对立的层级化原则：社会层级和文化层级。社会层级的分层标准是依据资本继承和实际拥有的经济及政治资本，意味着期刊对世俗权力的依赖，文化层级的分层标准是依据科学权威与学术声望的资本，它代表了期刊对学术自主权的执着。
以新闻传播学为例，在CSSCI最新公布（2017—2018年）的来源期刊中，不仅有主办单位，还有“上级领导”的主管单位，前者负责期刊的日常运转，后者则为期刊发展提供资本支持。如《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主管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新闻界》的主管单位是国家教育部，《出版发行研究》的主管单位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这些期刊隶属于国家职能部门，有着优势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在期刊权威性争夺中具有天然优势。还有部分期刊的隶属单位是地方性报业集团，在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如《新闻界》的主管单位是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编辑之友》的主管单位是山西省出版总社等，他们的位次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如《新闻界》在CSSCI（2015—2016年）的索引目录中位于扩展版行列。相应地，隶属于国家职能部门的期刊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如《国际新闻界》在2014年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列为新闻传播学科唯一权威期刊，这又成为这些期刊的科学权威与学术声望的资本。
二、知识生产者的学术书写：与学术评审相契合
学术书写与出版是知识生产者的核心实践空间，学术出版与商业出版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最终产品的消费者，这使得学术出版成为有限的文化生产空间。以期刊为主的学术生产，并不是由市场购买行为来检验，除了国家的主导之外，主要是由学术社群自订标准、择定优良，即所谓的“同行审查”机制，与学术期刊维系学术共同体的意涵呼应。有限的学术生产使得学术共同体内成员形成一种竞合性的共存关系，首先集中在期刊体系内发言的权威性，有了这种权威性，就能规定什么是期刊体系内具有合法性的文化产品，这种地位的差别是由文化和符号资本的不平等关系造成。对于期刊体系中的知识生产者而言，在有限文化生产空间争夺一席之地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关系专业的合法性，所争夺的不仅是同僚的认可，而且还包括设置标准及合法性的权威。
就期刊体系外部而言，以教学机构与科研机构为代表的学术生产社群多以量化指标来评审学者的学术表现与价值。不少学校都将论文发表视为职称考核的关键指标，且不同评价系统内的论文承载不同的价值，清晰折射出期刊内部的等级次序（见表1），在新闻传播类排名前五的院校中，除了两所院校运用代表作制度外，其余院校多以论文发表作为职称评价指标，无论是职称评审还是考核，一定级别一定数量的论文是必要条件。为了更精确地实施评审与奖励，评审者进一步将被认可的期刊划分为几个等级，尽管各个学校的期刊标准存在内部差异，但大体上分为三个等级。第一层包括SSCI期刊及极少数顶尖中文刊物；第二层级的期刊包括特定学科内的权威期刊或“一级期刊”，每个学科一般拥有一种权威期刊，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主办，如新闻传播学科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就被视为专业内顶级刊物。第三层级则包括CSSCI期刊，或被少数学校采纳的北大图书馆排定核心期刊目次。学者们并不止步于获得权威期刊入场机会，更大力争夺优势位置与话语权，众声喧哗的场面被量化评审体制打破。
表1 新闻传播类排名前五院校教授年度考核（申报）标准*
| 院校（排名分先后） | 科研考核（教学为主） | 学术论文考核标准（以教授为例） |
| 中国人民大学 | 代表作制度 | 由其所在学院教师岗位聘用委员会评审，科研考核的成果形式多样化，除学术论文外，学术专著、译著、教材等达到标准即可 |
| 复旦大学 | 代表作制度 | 教师拿出优秀的成果或者论文，并且经过业内专家匿名评审通过，就可以直接晋升教授或者副教授 |
| 中国传媒大学 | 国家社科、学术论文 | 在该校认定的10种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不少于8篇（申请教授岗位） |
| 武汉大学 | 国家社科、学术论文 | CSSCI及以上级别期刊论文7篇，其中奖励论文1篇且重要期刊论文2篇（教授聘期考核） |
| 华中科技大学 | 国家社科、学术论文 | 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B类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篇或较高水平学术独著1部（教授聘期考核） |
*专业排名依据《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15年）》，考核内容依据各校人事部网站最新的考核标准整理。
就期刊体系内部而言，不同行动主体的资本差异决定了权力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位置分配。由于CSSCI评价体系是衡量学者学术作品价值长盛不衰的指标，而基金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论文筛选的通行证，国家资助的基金项目通常被认为代表了该学科内的主流研究导向与范式，也是展现学者们学术权威性的标签。为了考察期刊发基金论文的比重，从已有研究从影响因子、半衰期等维度选取四本被CSSCI收录且最具竞争力的期刊。在此基础上选取2011至2016年中，《新闻与传播研究》选取奇数年全部15期234篇论文；《国际新闻界》每年随机抽取三期，共计18期95篇论文；《新闻大学》选取偶数年的偶数期，共计11期140篇论文；《现代传播》每年随机抽取三期，共计18期206篇论文。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见表2），各种国家主导的项目与国家基金比重超过半数为56.4%，这就侵占了多数无基金项目文章的发表机会。学科的繁荣与发展除了需要国家政策资金支持的硬性条件，更需要学者在以期刊为载体的学术论坛中交流意见取得共识。
表2 新闻传播领域四大权威期刊基金论文比重
| 基金支持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国际新闻界 | 新闻大学 | 现代传播 | 基金比重 (%) |
| 有 | 151 | 46 | 75 | 109 | 56.4 |
| 无 | 83 | 49 | 65 | 97 | 43.6 |
| 基金比重(%) | 64.5 | 48.4 | 53.6 | 52.9 | - |
可见，对特定领域中知识生产者产生影响的外在决定因素不直接作用在他们身上，而是通过期刊体系特有的运作模式预先经历一段重新形塑的过程，再对他们产生影响。当前学术期刊的知识生产大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文化资本或权威的影响，在这一影响过程中，不只是接受知识的内容，还包括相关知识价值的认识论、方法论活动，并得以在知识书写中亲身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任何符号支配都已预先假定，在受制于符号支配的社会行动者那里，存在某种形式的共谋关系。这里的“共谋”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屈服或反抗的关系，它构成了一种自身无法克服的而不断内化为个人实践的逻辑循环。
三、学术期刊知识把关：不可忽视的隐形标准
知识生产的自主性程度越高，在与外部政经力量抗争时就越能强化自身逻辑，反之，知识生产者就越倾向于在竞争中引入非科学力量。期刊体系内的纷争依据文化资本定夺，但文化资本又受制于政经力量的调控与支配，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资本垄断与权力互换造成学术自主与社会关系的妥协，是一种隐蔽的结构脉络。因此，期刊的学术自主性与社会资本关系考察涉及三个向度：一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把控向度，即国家意识形态对期刊知识规划的影响；二是中观层面的组织环境向度，即期刊筛查与同行评审对知识的把关；三是微观层面的行动者向度，即知识生产者如何进行非知识生产的实践。
从宏观层面而言，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国家期刊奖等评选活动的运作逻辑，逐渐将期刊收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对学术期刊而言，主动在期刊生产中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获得国家认可与资助也是提升自身权威的一种策略。近年来，在“媒体转型”“传播力、公信力、引导力”等新闻政策出台后，传播类乃至一般的人文社科刊物上总是会出现大量为政策鼓与呼并论证其正当性的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资本、期刊与知识生产者三方共同造就的结果。国家知识规划机构通过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的形式鼓励阐释政策、寻求对政策的智库型研究，并通过具体的知识规划来确定意识形态宣传的具体命题；对期刊而言，特定时机与特定事件“可遇不可求”要紧跟形势；知识生产者为了获得课题与发表的机会，形成紧跟主流意识形态导向的知识生产惯习。
从中观层面而言，学术期刊的知识“过滤”与同行审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论文品质把控和背书的效果，但难免存在狭隘学术生存惯习的影响，有异于审查者知识认知、学术性格与书写风格的论文往往难以通过知识把关环节，其间缺乏开放学术论辩与对话的空间。科研队伍不断壮大，而期刊资源相对有限，微观层面的知识生产者不得不使用各种策略来获得期刊把关者青睐。文化资本是知识生产者最为显著的学术基质，但他们并非生活在世俗之外，也会通过某种社会资本来优化生活方式与学术话语权。当这种社会资本进入到学术竞争中时，特殊主义的实践就开始渗透到期刊的日常运作之中，人情稿、关系稿、有偿用稿成为公开的“秘密”。尽管匿名评审被视作专业审核的盾牌，但期刊依然没有摆脱人情社会的影子，对期刊运作而言，关系既意味着压力但亦可变为资源。
四、总结与反思
有关学术期刊现状与发展的讨论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与当代西方科学生产模式不同，我国期刊发展有着独特的运行轨迹：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是动态的，不同位置上的行动主体相互争夺以期获得学术书写权威；知识生产者的学术书写实践是对现行期刊评价体系的契合；学术期刊知识生产既有自身逻辑又受到非科学力量的影响。但是，“权威”或“核心”期刊的发表并非学术评判的唯一，知识生产者的学术书写也不应是在现行学术考核体制下的“挣工分”实践，这只是具象的行政管理指标，并非真正的科学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不是评价指标、评价制度等内容的集合，它的功能不仅仅是评出高品质期刊或淘汰部分期刊，而应明确期刊评价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明确定位、奖励先进者、鼓励后进者，进而促进学术期刊良性发展与学术进步。学术期刊人力不足与经费有限的困境难以一时得到改善，但期刊体系中对评审体系的优化一直处于探索之中，定期举办学术期刊现状与发展的专题讨论进行学术批评，找准问题的同时提升评审品质，是当前较具操作性的一种方式。此外，知识生产者作为学术书写实践主体应具备独立自主的研究思维研究真问题，反映或回应社会正在发生或迫切需要思考的现象或问题。权威期刊论文发表并非知识生产者学术生活的全部，他们应以完整的逻辑、有力的论证、有效的结果获得学界认同，提升社会共同体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化的趋势可能为本土期刊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众多海外华人学者涌入中国的学术生产场域，大陆学者在国际权威期刊的书写与发表实践，将成为国内知识生产的参照与示范，以期带动我国学术期刊的改进与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