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8日，由上海大学、上海市出版协会、上海市期刊协会联合主办，上海大学期刊社承办的“新时代·新使命·新媒体——第七届上海期刊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论坛邀请期刊出版界管理、实践和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就“饮水思源——中国期刊发展历史回顾”“大学论道——未来期刊发展趋势展望”和“海纳百川——上海英文学术期刊经验交流”3个论题，立足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期刊业转型方兴未艾的特殊历史时刻，共同回顾历史、展望前程，展开深入探讨。
自20世纪末以来，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对传统期刊业形成强势冲击，期刊业的发展出现历史性拐点，期刊形态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走进新时代，中国期刊业的发展面临哪些新挑战，承担着什么样的新使命，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参加第七届上海期刊论坛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度交流。
新使命—— 从追求数量 向追求质量转变
期刊媒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利器，既能客观地记录社会的发展变化，又能对社会变迁的种种因素作出一定程度的揭示，同时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在这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期刊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在社会生态环境的滋养和磨砺下成长。
作为一个在新闻出版界工作了46年的老出版人，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祝君波对改革开放40年来期刊的发展变化深有感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期刊界最大的变化就是更开放、更丰富，更能满足专业人士和广大读者的需要，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祝君波看来，期刊与很多载体不同，其特点就是阶段性成果、历史性贡献。
在过去的40年中，祝君波认为，期刊的阶段性成果、历史性贡献主要体现在搭建了党、政府、组织、协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推动了思想解放，开创了新时期；实现了启迪民智、科教兴国的知识普及及传承；进行科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专家，尤其是科技期刊作用更显著；拓展了社科（文史哲经）领域的学术研究、创作和知识传播；时尚等商业化期刊的发展，创新经营模式，改变了审美观念；大众读物寓教于乐，加速及扩大了信息传播等其他有益的方面。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已经从一个文化十分贫瘠的国家，发展成一个学术大国，这里包含着这一代期刊人对国家文化作出的贡献。”教育部社科司出版管理处处长田敬诚认为，十九大以来，我国学术期刊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
在他看来，数量和质量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一定的数量就不可能有较高的质量。中国学术期刊发展进入新时代，就是要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追求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可以感受到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作为高校社科类学术期刊，既要讲政治也要讲学术，既要讲党性也要讲学术性，要让意识形态和哲学社会科学深入融合，使其相得益彰。
“新时代有新的使命，进入新时代，高校学术期刊的新使命就是要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最本质的内容。”田敬诚提到，教育部最近推出了高校社科类学术期刊的三年行动计划，第一年将评选出30篇左右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10个特色栏目、5本高水平学术期刊。此外，加快构建期刊体系，使之与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相匹配，这也是教育部三年行动计划的核心目标。
新挑战—— 媒体融合首先要补齐短板
说起新时代期刊面临的挑战，媒体融合自然是其中的关键词。与会者一致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传播力强，而媒体最看中的就是传播力、影响力。对于期刊来说，新媒体在提高期刊的影响力、为读者提供便捷的信息、提高出版效率等方面都具有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技术优势。
对于新媒体的影响，田敬诚提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现行的期刊管理体制和编辑部体制造成重大冲击。他举例说，就网络出版平台的监管而言，并没有建立比较严密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而从编辑部的角度来说，新媒体时代也许就不需要那么多刊物了。因此，田敬诚建议，一方面要高度密切关注，积极主动拥抱新媒体，充分利用新技术来改造传统期刊；另一方面就要认真研究新事物带来的新问题，特别是能否保证网络文化安全，要综合考虑政府、学术界，特别是广大读者对学术期刊的要求，在充分调研、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拿出媒体融合的方案。
“媒体融合是传统媒体深度转型的一场革命，更是一次浴火重生的良机。媒体融合的坐标，必然是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基础，以平台型媒体建设为路径，以积极拥抱新技术为抓手。”在《新华文摘》原总编辑张耀铭看来，大众传播领域，深入转型、深层融合、深度洗牌正在不断上演，而在学术领域，“新瓶装旧酒”以及“对内融合”等修修补补的融合方式，很难改变整体格局。
那么，学术期刊该如何在新媒体坐标中找到合适定位？对此，张耀铭认为，当前的学术期刊人要重点关注3个问题：从数字化、集约化到分众化、个性化的挑战；从内容+渠道到内容+平台的挑战；从单一型人才到复合型人才的挑战。在张耀铭看来，学术期刊虽然完成了数字化、集约化转型，但是，在推动媒体融合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缺乏互联网思维导致几乎所有的学术期刊更重视内容建设。在平台建设上，中国学术期刊大多采用“借船出海”模式。对于产业链上游的学术期刊来说，只有与平台型媒体合力才能全面领先单打独斗的“狼群”（自媒体作者）。此外，很多学术期刊虽已通过集成的采编系统完成了审稿、编稿、发稿过程数字化，但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却行动迟缓，其关键在于，缺乏新型的复合型编辑人才。因此，张耀铭建议，学术期刊在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必须突破软件、硬件、网络等方面的技术障碍，无论是通过引进技术人才自建平台，还是入驻技术服务商搭建的平台，都是学术期刊须尽早进入的课题。
除此之外，中国期刊协会原会长石峰在交流中还提到了国际化给期刊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期刊如何到国际社会上讲好中国故事，说清楚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意图；到国际舞台上平等交流，弘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到国际市场上公开竞争，体现中国思想文化成果的价值，这些对期刊来说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趋势—— 新业态新机制新价值凸显
在中国中文期刊走过了200多年历程的当下，中国期刊业的未来何去何从，正考验着每个中国的期刊人。在石峰看来，中国期刊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呈现新业态，即纸质期刊和新兴媒体融为一体；将构建新机制，即探索建立与现代传媒业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将创造新价值，即发挥新兴媒体的独特优势，放大主流媒体功能。
从发展趋势来讲，石峰认为，趋势之一就是期刊形态呈现多元。尽管纸质期刊的发行量一度呈现下降的趋势，但纸质期刊和新兴媒体融合是一个化学反应的过程，融合将派生出很多新的信息载体，这些载体是多元的、分众的，它们的生命力取决于内容和支撑内容的先进技术。他建议，当代期刊人一定要以拥抱未来的姿态对待新媒体，以互联网思维培育新媒体，对媒体的发展要看得远一点，但必须以求实的心态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趋势之二就是体制机制呈现创新。在石峰看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是全面的、深刻的、渐进的变革，新闻采集平台、内容表达方式、信息传播渠道以及商业模式等，都将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未来，作为一个期刊人，其经营的模式和范围都已经远远超出期刊的概念，融合后产生的新兴传播载体将是一个全新的经济体。因此，现行的期刊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都必须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调整，融合将倒逼传媒改制以及体制的创新。他建议，媒体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媒业繁荣发展而不懈探索。
趋势之三就是价值评价更加务实。石峰说，期刊作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传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风尚为使命。新兴媒体之所以能够吸人气，是因为人们的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变化，传播的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改变在改变。因此，涉及对传统媒体、对社会价值的评价问题，主流媒体不但要坚守有价值的内容，还要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他认为，传统主流媒体在坚持正确主流意识的同时，要争取更多的读者。用现代传播手段重振雄风，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主流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