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冠文，刘红心：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摘 要】社会生活方式的媒介化催生了“点赞”这一人际互动的新方式。微信朋友圈“点赞”因其传达意义的统一性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追捧。强关系网络下，基于微信的熟人社交模式，用户通过互赞享受着虚拟社会互动带来的满足感，“点赞”成为朋友圈中满足自身情感诉求的工具。但是“点赞”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用户的情绪化表达使得主体异化，进而导致了交往的非理性化。文章试图通过分析“点赞”的情感诉求，发现用户主体异化的情形，探讨“点赞”情绪异化表达和主体异化导致的交往非理性化问题，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微信朋友圈的传播功能，理性使用社交媒体。
【关键词】微信朋友圈；点赞；情感诉求；异化
微信是腾讯公司推出的一款提供即时通信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2011年12月20日发布4.0版本，加入朋友圈功能。经过不断升级完善，设置了“点赞”功能，传统的文字表达被简单的表意符号所代替，用户只需轻点一下“赞”的按钮就可实现情感的互动。“点赞”因其信息接触成本低和人际互动便捷的特点，契合了用户多种复杂的情感诉求，赢得了用户的青睐。但相当一部分用户“点赞”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主体异化现象。这种异化不仅违背了“点赞”功能的初衷，且对主体间的人际交往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因此，对“点赞”的情感诉求及主体异化进行分析，进而规避主体间非理性化交往倾向，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微信朋友圈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微信朋友圈的传播功能。
一、微信朋友圈“点赞”的情感诉求
“点赞”功能的最初设计是为表达与好友保持联系的渴望，稳定人际关系，增进感情。但随着微信使用的普及，用户通讯录中的好友越来越多，需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维系好友关系，这便体现在对好友发布内容的关注和评论上。越来越多的用户受到信息数量压力和自我焦虑的双重影响，疲于应对的同时开始寻求一种全能意义替代符码，“点赞”此时带有了更多情感依赖的意义指向。在微信朋友圈中，用户不仅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点赞者在消费好友发布的文字、图片或视频信息的同时，给予“赞”的反馈，给好友带来精神和情感上的双重愉悦与满足。“点赞”主要有以下情感诉求：
1.满足社交需要，将赞赏情感外化为“点赞”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提出著名的“需要层次论”，他认为人的需要具有层次性，只有当低级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能追求高级需要的实现。]其中生理、安全、爱与归属（社交）需要是低级的基本需要，需要通过外部条件得到满足，用户在微信朋友圈“点赞”即是出于基本的社交需要。由于好友发布的内容或转发的文章可以满足用户的部分阅读期待，用户会“赞”，同时表达对好友的关注和重视。通过“点赞”的形式维系好友关系，满足社交需要，是用户最基本的情感诉求。
2.基于情绪认知的需要。以“点赞”的方式与好友建立情感联系
情绪认知理论提到情绪是个体对其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以及对外界事物所持态度的心理体验，且这种体验是伴随个体的认知和意识过程产生的，是以个体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点赞”行为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用户情绪的支配。用户“点赞”情感的表达无外乎三大类：刷存在感、顺水人情、情绪宣泄。刷存在感是指通过“点赞”行为证明自己的存在，吸引别人注意，获得重视；也是当前个体身份认同模糊状态下自我呈现需求的表达，移动互联网的特殊建构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而“点赞”恰巧连接了这种情感体验。顺水人情是指借助“点赞”行为拉近与好友的距离，增进感情；顺水人情自古以来就是人际交往中经常采用的一种社交方式，借助自已的便利为朋友提供帮助，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沿袭下来的交往习惯密切相关，注重合作与社会和谐。情绪宣泄是指利用“点赞”行为排解或释放内心真实情绪，是个体缓解内心压力的方式，过度的情绪宣泄则有碍于正常的人际交往。
3.迫于某种压力，对不赞赏内容被迫“点赞”
裹挟本身就是贬义词，是主体迫于某种压力被动采取某种态度或行为的体现。在微信朋友圈“点赞”的情感诉求中，情感裹挟的程度最深，是指迫于朋友间情感而不得不“点赞”的行为，使得用户产生情绪化表达。在微信朋友圈中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类似“集赞营销”的内容，有些商家以“集赞有好礼”为由头，驱使消费者将含有“集赞”字眼的内容转发到朋友圈，达到营销宣传的目的。本来是否为之“点赞”取决于用户自己，但是有些发布“集赞”信息的人，通过微信群发迫使好友为其“点赞”，久而久之必然会引起好友的反感，从而使好友失去为其“点赞”的意愿。虽然这些内容表面上看起来不会对用户产生直接危害，却潜在地影响了用户间最基本的信赖。还有一些用户出于功利心理，刻意逢迎，无论信息内容优劣，一味地“点赞”，造成“点赞”的泛滥。
4.快感体验的非理性，把“点赞”泛化
在英国传播学者约翰·费斯克看来，快感就是“为对那种觉得想要或使人满足之物的预期与欣赏”，用户的“点赞”行为其实就是内心快感的一种表达，“点赞”所产生的快感成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忽略的范畴。“点赞”行为中包含的快感成为其背后的驱动因素，用户借助“点赞”，满足自我呈现、情感宣泄、娱乐消闲等目的。从媒介批评的视野出发，借助符号学、后现代主义以及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探析社交网络中“点赞”行为的功效，发现“点赞”这种符号语言被人为地赋予多重含义，部分用户将“点赞”看作是宣泄情绪的工具，“点赞”情绪呈现出异化倾向。此外，“点赞”的次数、对内容的无视成为“点赞党”获得身份认同的方式，在这一特定群体内，为使自己不被孤立于群体之外，他们视“点赞”为一种快感体验，与之相伴的是对理性的呼吁。
5.受群体传播产生的趋同心理和集合行为的影响，产生迎合性“点赞”
群体传播是指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的、非中心的，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行为。在微信这种情绪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化媒体中，“情绪”是最直接影响“朋友”间互动的关键元素。微信朋友圈中“点赞”行为与微信用户自身的情绪密切相关，用户“点赞”时包含着诸如喜欢、赞赏、厌恶、嫉妒、羞耻等复杂情感，潜在地支配着用户的“点赞”行为。情绪普遍存在于微信朋友圈营造的各种情境形态中，无论是正面而积极的情绪，还是负面而消极的情绪，都是相互表达、传递和渗透的。微信朋友圈中，经常是一旦有第一个人为其“点赞”，瞬间会有许多人跟着连续“点赞”，这正是一种明显的群体传播行为。当“点赞”行为面对强大的信息干扰时，这样的状态会导致用户的情感体验不佳，一些负面情绪可能会形成社区化聚合，出现“弱信息、强情绪”的传播现象。“点赞”的随意性，容易在微信朋友圈引发用户趋同心理和集合行为。此时用户群体很容易被利用，成为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丧失部分理性。逃离或关闭微信朋友圈恰恰体现了对群体情绪传播的一种表达立场，屏蔽和拉黑行为的背后传递出某种无奈，但是基于维系现实人际关系的需要，用户不得不坚持情绪异化情境下与好友的互动沟通。由于微信熟人群体的特殊构成，使得某种情绪化较高、影响波及较广的事件很容易在短时期内演化成受人关注的重点，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情绪的引导和调控提出了挑战。
二、“点赞”情绪化表达导致主体异化
“异化”是个较为复杂的哲学概念。有转让、疏远、脱离、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意。有关异化的研究始于古代哲学，早期大多带有宗教神学的色彩，系统的异化理论生成于近代，从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异化、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观、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再到现当代，异化问题始终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新的形式。其中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学说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异化研究影响最为深远。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以往关于异化论述的研究进行扬弃，将劳动异化分为四种表现形式：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他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已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独到的异化观以及对普通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关注，吸引后继学者不断更新完善，异化理论的思想得以承继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地继承了马克思有关异化的思想，他们坚持以人为本，深刻地批判了人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导致个性趋向于固定化和单一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媒介的失衡。他们还指出技术的使用混淆了现实与媒介信息的界限，在人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道屏障，阻碍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挥。总之，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异化”理论的阐释，都充满了对人的现实关怀。
当前有关“异化”的阐述，最明显的就是“主客易位”，通俗来说就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作为主体，与其相对的是从属于人的客观存在的客体，二者在互动过程中发生从属地位颠倒，主体被客体约束，而客体反过来控制主体，这种社会现象就是异化。如今异化问题已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呈现出新的表征。就微信朋友圈“点赞”而言，异化的主体是人也就是微信用户，客体是指由人设计开发的“点赞”功能。在朋友圈发布内容是为了能够传播或表达自己的意愿或想法，并盼望对方不违自己的语意初衷进行解读，但是慢慢地人们发现评论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也会因为意义表达得不准确或理解有偏差导致好友间出现误解，“点赞”可以避免双方.交流的不对等。经历了一定阶段的使用后，人们发现“点赞”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情况下“点赞”作为人类的劳动成果反而成了指导、限制甚至“奴役”人的异已存在物，导致“主客易位”。这一倾向表明，在微信朋友圈中通过“赞”与“被赞”满足自身情感诉求的合理外衣下，包裹的是用户主体不断异化的现实。
1.不加思考地随意“点赞”，剥离了用户的理性与情感
“赞”这种单一功能性按钮与丰富的网络空间的碰撞必然会引发多种情绪表达方式，用户在情感驱使下可以随意“点赞”而不必承担语意误解出现的后果。对于某些群体而言，“点赞”行为的发生似乎不必区分场合，只是惯性使然。还有一部分用户盲目跟风随大流，跟着别人“点赞”，为的是不被周围群体淘汰或孤立。这必然会导致用户对微信的依赖程度加强，情绪化表达更为严重。不难发现，用户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了微信的约束和控制，部分用户逐渐丧失理性和独立判断能力。
2.社交网络中的无节制“点赞”，弱化了用户的现实人际交往能力
微信崇尚的是“圈子文化”，基于现实中的人际圈构建关系网络，是一种具备较强真实性的强关系网。用户习惯借助社交平台进行类现实的交往，很多情况下倾向于借助“点赞”进行简化沟通。虽然“点赞”操作十分简易，但盲目“点赞”会造成用户的反感，太过频繁和随意的“点赞”难免会导致他人的“不重视”，甚至被认为是一种“道德滑坡”。且过于情绪化的表达会阻断个体意志的表现和想象力的发挥，麻木的“点赞”会让这个按钮失去意义，更导致用户自我表达的能力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受技术役使，成为技术的奴隶。语言沟通能力弱化后，会使用户在现实交往中显得手足无措，形成恶性循环，影响用户在现实中的社交。
3.朋友圈中的被迫“点赞”，消释了用户的主体性
“点赞”设计的原意是为便于用户在朋友圈以简洁的方式与好友进行互动。现如今，“赞”被赋予的意义已然脱离使用者的本意，“点赞”成为统治消费者的一种工具，点赞者与被赞者的主客体关系因受到情感胁迫而出现异化。在微信朋友圈中，用户消费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使用价值，且为信息所代表的符码体系。有些用户盲目地将获赞数量作为衡量社会地位高低和人际关系融洽度的标准，更有甚者通过消息群发迫使好友为其“点赞”。这种充满炫耀和攀比欲望的符号性消费行为，使得本应服务于人的“点赞”功能，如今却成为限制、奴役和指挥人的异已存在物。
4.媒介依赖造成用户与现实世界的疏离
对“点赞”过度重视的背后折射出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社交媒体依赖是指用户在未接触社交媒体时心理上焦躁不安及生理上出现接触欲求，在接触之后即会达到满足、踏实和愉悦状态的一种对社交媒体使用的瘾癖。媒介作为人类劳动创造的成果，一旦脱离人之后就会成为控制、奴役人类自身的力量，这是一种典型的异化现象。尽管如此，人们对社交媒体的热情依旧高涨不减，使用微信的场合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在几乎被社交媒体淹没的时代，人们竭力通过各种方式将空闲时间付诸社交媒体，媒介借助这样一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控制了人们的思想，以致如果没有了社交媒体，人们就变得容易焦虑、烦躁，产生与现实世界脱离的错觉。
三、情绪化表达和主体异化导致交往的非理性化
1.“点赞”与“阅赞”的不对等造成虚假交流
事实上，“赞”这个符码没有固定的指代意义。通过“点赞”表情达意，对“点赞”与“阅赞”双方来说是不对等的，这种形式的“交流”，甚至不能被称为交流。语言学理论中常用外延意义来等同于符号的字面意义，用内涵意义来指较不固定、更为约定俗成和多变的联想意义。“赞”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外延意义是指“赞”作为用户对好友发布内容所持的情绪态度的表达，这一动作的发出有其特定的意义，内涵意义是指由于具体接受语境的不同意义发生变化，用户对这一符码产生多种解读。“赞”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表现形式，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交际手段。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用户的情绪表达被编写成同样的符号——赞，而对于他人的“阅赞”这一解码行为，可以说是省去了复杂的过程，取而代之的是仪式化的点击，“点赞”和“阅赞”双方不对等的虚假交流必然导致无意义文化的产生。
2.“点赞”情绪的异化妨碍正常社会交往
在移动互联时代，社会化网络的出现引发了人际交往的网络狂欢。然而随着用户对“点赞”的泛化使用，“点赞”不再是简单地表达赞同、支持、喜爱等态度，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情绪化的表征。
作为一种新的交往方式，“点赞”的出现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原则呢？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遵循的有效性规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及由此保持的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指出在交往行为中，语言作为主体间相互理解的媒介符号发挥着重要作用。“点赞”作为一种简化了的非语言评论方式，再加上人们持有的情绪性表达立场，使得交往主体的相互理解变得困难，这偏离了理性交往原则。保罗·莱文森在“媒介补偿理论”中提到，人类在媒介演化过程中不断进行着理性选择，虽然人类的技术越来越完美，但新的媒介又带来新的问题。微信朋友圈的“点赞”功能虽给用户简单、快捷的互动体验，但其过于浅薄化的意义沟通却带来了人际交流上意义层面的不对等。
3.过度的自我呈现会导致社交孤立
自我呈现又称自我表现，由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首先提出，他认为生活其实就是一个需要表演的舞台，人们希望将“精心策划”的自我形象呈现给别人，以获取他人的认可与赞同。在朋友圈发布动态自然成为用户自我呈现的首选。但是一些用户为了博取好友的注意或出于某种利益需求，在一种“伪满足感”的驱使下，无节制地发布吃饭、旅游、自拍的照片，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或代购的内容，这种行为潜在地暗示了用户迫切展现自我的欲望，从他人的浏览、“点赞”或评论中获得重视和关注，寻找归属获得认同感。在好友发布内容下“点赞”，本来是一种自由而随意的行为，但是过度地展现自我以求获得尽可能多的“赞”，则容易引起好友反感，严重时可能会被朋友屏蔽，导致出现社交孤立的状态，这正是非理性交往的表现形式。如果一个人从不参与“点赞”，当他在朋友圈发布状态时，好友也不会为其“点赞”，并且有可能把他视为不合群的异类，严重时可能会对其产生孤立。长此以往，不仅打击用户的积极性和自尊心，而且也不利于用户在现实生活中维系与好友的关系。
结语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赞”这一符码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人与人交流的成本，吸引越来越多的微信用户在朋友圈“点赞”。但是，很多情况下“点赞”更像是一种无意义的交流，只是情感使然，人们热衷于此无非是想以成本的最小化换取认同的最大化。无节制地“点赞”其实就是主体被媒介控制、异化的过程，表面上是用户主动“点赞”，实际上却是被情感左右的被迫“点赞”。
“点赞”作为好友之间进行情感沟通的便捷工具，带有目的性倾向，契合了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的概念，但是韦伯结合媒介泛化背景中的媒介使用情况，提出应该在重视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更加崇尚价值理性。如今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户应该理性对待社交工具为生活带来的便利，把社交媒体作为人际交流互动的工具，不是被工具捆绑而一味地追求情感表达。如此，“点赞”才能真正彰显出“赞”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