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李海中、左健：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工匠精神在中国传统行业和民间社会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受传统儒释道思想影响，在主流价值体系中地位不高。编辑出版工作也有较强的工匠精神传统，但因为各种原因，近年来工匠精神缺失，存在种种不正常现象。在此背景下，重塑编辑工匠精神，对提升编辑队伍素养、打造出版精品、由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当代意义。
【关键词】工匠；工匠精神；编辑主体性
1、当代编辑工匠精神缺失的现象
纵观中国干年出版史，从来不乏具备工匠精神的名编辑。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悬千金于咸阳市门，能增损一字者予以千金：西汉刘向提出古籍校锥法，明末出版家毛晋“毛钞”本风行全国，清代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规模宏大，体制章法并然有序；近代人物如商务印书馆主持者张元济、王云五，《生活》周刊创办人、编辑家邹韬奋等，均铸就了出版史上的编辑典范。他们并不是一般人眼中的“编书匠”，而是具有敬畏文字、精益求精、追求完美这一工匠精神的出版家。但考察当今编辑出版界的种种实践做法，却不时发现有违工匠精神的种种乱象和杂音，这与我国正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的发展步伐极不相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出版强国目标的早日实现。此种现象绝非一时偶然，和编辑工匠精神的缺失不无关系，主要有如下表现：
1.1、有数量缺质量，重利润轻精品
出版物是对文字、图像等进行整理、编辑加工，出版后向社会传播的产品。任何一本出版物都是独具特色的“这一个”，这一特征使得图书的“制造、生产”无法套用工业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这种“产品”每一种的内容、模样、精神气质都不一样。人们常说编辑是“做嫁衣”的，那么，每部作品都是“新嫁娘”，待人装扮。因此，图书生产非常适宜“慢工出细活”，最能体现工匠精神。不遵循这一特征生产出来的出版物，都容易被市场淘汰，被读者忽视。
近年来，我国每年出版图书40余万种、期刊1万余种、报纸近2千种，出版录音制品上万种，从总量上看堪称“出版大国”，但与“出版强国”还有不小的距离。从图书来说，原创精品图书比例不高，有不少属于平庸的、重复的、注水的、跟风的、模仿的以及“机械化”生产复制的作品，真正能“走出去”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作品凤毛麟角。习近平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把文艺创作中的问题和现象概括为“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12个字。笔者以为，这12字也正是对我国当今出版状况的恰当概括。这一现象的根源不在于出版规模不够，而主要在于作为出版流程中心环节的编辑，在选题策划、组稿、编辑加工、装帧设计等整个编辑流程中工匠精神的缺失或发挥作用不够。
对编辑来说，头上总悬几把刀。第一把刀是利润。选题策划、组稿、营销推广等编辑活动是围绕市场进行的。对编辑的考核和评价，经济效益是硬道理，会赚钱的编辑才是“好”编辑。出好书和会赚钱有时候是统一的，但在不统一的时候，宁愿选择会赚钱。会赚钱的编辑不仅在单位有较高的地位，也会获得较高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编辑策划需要长时间投入的长线产品往往吃力不讨好。出版企业在推出产品时，经常遇到是用工匠精神精编细校、精心打磨一部作品，还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抢赶销售旺季的矛盾，最后质量的精益求精往往让位于销售档期。这时候，怎样打造精品，如何在选题策划、图书作品创作与生产、编辑加工、装帧设计等各个环节融入编辑工匠精神，是许多编辑无暇顾及的。范军曾指出，“出版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只有高举理想主义，才能以济世育人的人文情怀打造文化学术精品，才能以工匠之精神，兢兢业业，把图书做到极致。
1.2.出版物原创不足，编校质量令人堪忧
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线。质量优劣，决定着出版物对读者有多大的吸引力，能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力，最终能走多远。为确保出版物整体质量，政府主管部门先后颁布了《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从内容、编校、印刷复制等方面对出版物质量作了详细界定。但执行并不理想，可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从内容来看，学术著作原创性不足、拼凑抄袭、引证不实等乱象令人担忧，2017年4月107篇医学论文被世界著名刊物集体撤稿事件即为显例。从编校来看，错别字多、语句不通、语义含混不清、标点符号乱用、胡乱使用网络语言等现象十分突出，让人不忍卒读。某些选题的相互跟风、重复雷同、低俗化现象，也在不断地消解出版物原有的权威性、可读性和思想性。
尽管出版物年检制度是出版物质量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中图书万分之一、期刊万分之三的差错率“红线”时刻在提醒着编辑人员要高度警觉，但“无错不成书”仍然是行业的潜规则。《围城》重版时出现很多不该出的错误，钱钟书先生用一句“无错不成书”来解嘲，实际上也是对编辑工匠精神江河日下发出的慨叹和惋惜。
1.3.逐利浮躁之风熏染出版界，编辑工匠精神弃易守难
新世纪以来，我国多数事业单位出版社成功实现“事转企”，在激活出版单位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也给其带来新的生存压力。随着出版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市场竞争程度的日益激烈，一些出版单位在不断追求规模效益、做大做强目标的指引下，选择短平快式的粗放经营管理模式，“拣到篮里就是菜”。匆忙、浮躁的编辑难以平心静气地认真推敲、精雕细琢每一本书，选题没有长期规划，编校过程缺乏精耕细作，装帧设计哗众取宠甚至欺瞒读者，也难以全神贯注、专心致志“盯”在作品内容上，而不得不把心思更多地花在作品之外的“市场效益”上。“喧嚣浮躁、利益至上、追求短平快”之风熏染出版界，无形中让坚守工匠精神的编辑“吃力不讨好”，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均受到排挤和挑战。因此，新老编辑间早年形成的“师傅带徒弟”“手把手传帮带”等优良行规日渐远去，随着优秀老编辑的渐次退休，年轻编辑不仅难以快步跟上，更难以静下心来修炼编辑技能。结果形成优秀编辑人才稀缺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粗制滥造的产品充斥市场，读者不买账，市场也最终会用脚来投票。
追根溯源，这一乱象是整个出版行业追求功利的短视心理所致，是出版社只注重市场利润，不重视社会效益，盲目追求规模效应，不从长远发展着眼，忽视编辑工匠精神的激励和塑造作用的必然后果。
2、当代工匠精神缺失原因的多维分析
自从2016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提出并倡导全社会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开始，工匠及工匠精神被重新认识和激活。中央主流媒体对“大国工匠”的系列宣传让人们意识到，高端制造不仅需要顶级的设计者和科研工作者，而且更需要一批工匠将设计转化为产品。大国重器（国家尖端产品）的制作者谓之“大国工匠”，推而广之，各行各业都需要自己的行业工匠。重新认识工匠及工匠精神，成为我国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粗放式生产向高端精密制造发展的一个转型契机。重提工匠精神并非偶然，背后有其必然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需求。既然工匠精神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为何当代反而出现缺失？笔者拟从历史根源、现实冲击及思维偏向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2.1.历史根源：工匠糊中在传统主流文化中先天不足
中华五千年物质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工匠作品史。古代中国有金匠、银匠、铜匠、铁匠、锡匠、木匠、雕匠、画匠、弹匠、蔑匠、瓦匠等“十八匠”之说，可见匠人遍布各行各业，成为手工行当“技艺绝佳者”的代称。黄道婆、墨子、鲁班、赵春、李冰父子以及一大批手工艺人均是优秀工匠的典型代表，他们身上包含的“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特质，是古代中国“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据考证，在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工匠扎根底层社会，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杰出匠人代代相传，工匠精神绵延不绝。
但自汉代以来，中国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无形中使得劳动包括精神劳动产生高低贵贱之分。在主流文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主导下，中国传统重道德轻器用、重形上轻形下、重人文轻科技的观念占据上层主流。在民间生活层面与实用层面，人们或许重视工匠及工匠精神，也乐于享受工匠制造的成果，但在国家制度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则是“四书五经”的天下。工匠的人物、精神、文化、产品不登大雅之堂，匠人及工匠精神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一直处于底层，很难融入上层社会和主流价值体系。制造精美的产品，被视为奇技淫巧。清代统治者对西洋传人的钟表仪器等，就用“奇技淫巧”之说来达到某种心理平衡。这种文化心理一直延续到当代，在许多行业、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并产生影响，成为国人的文化积淀和思维定势，起到负面的作用。反映在教育上人们都希望成为某某家，而很少有人立志成为某某匠。轻视工匠、忽视工匠精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2.2.现实冲击：市场经济的急功近利让工匠精神式微
相比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能释放出更大的社会生产力，更大程度地激发人的活力和积极性。但市场经济本质是逐利经济，获取利润是生产的基本目的和原动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个体的人，奉行“以利润为中心”“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近年来，受市场化大潮冲击和利己主义价值取向的驱使，某些部门、某些企业的功利化趋势愈演愈烈。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下，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这一“短、平、快”的投机心理成为某些企业和个人的心理常态。在追逐眼前利益和短期效益的同时，无形中忽视了产品的品质和灵魂。这种思潮对出版业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转企改制”以后，出版企业成为市场主体，需要直面市场竞争，既要自负盈亏养活职工，又要生存发展，压力确实不小。因此，在出版企业“两个效益”关系中，企业负责人往往首先更多考虑经济效益，考虑码洋和利润的增长，挣钱是“硬道理”；社会效益也是要的，但在某些出版企业眼里，图书内容没有“硬伤”，不出政治问题就行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必然会影响到工匠精神的贯彻落实。需要长时间投资打磨的长线产品让位于短平快的产品，需要精编细校的产品让位于市场档期。更重要的是出版企业的管理体制，大部分出版社对下级部门和个人采取以利润为核心的绩效考核。这样，往往导致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被忽视、被边缘化。
2.3.思维偏向：互联网时代心浮气躁，工匠精神被遮蔽
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无疑给人类社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互联网技术的便捷性、透明性、低成本、对称性及其无限的连接、无限的融合、无限的协作，给各行各业带来无穷的创意和机会。它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追求快速化、标准化、规模化的时代。“唯快不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快”和“变”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特有思维标签。在这一思维模式的冲击下，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和个人都讲究快速迭代，追求一夜蹿红、一鸣惊人。在浮华喧嚣的互联网时代，曾经的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一事、精雕细琢、追求极致、不断创新的工匠精神受到冲击和遮蔽。出版界受此影响，某些出版企业以及某些编辑，不再注重原创，而是东拼西凑，以次充好，“山寨无罪、抄袭有理”。不再在内容上狠下工夫，不再有“十年磨一剑”的持之以恒的定力，而是跟风模仿走捷径，或用耸人听闻的题目博得眼球，以期求得“网红效应”互联网浪潮的兴起，让人变得似乎越来越忙，越来越心浮气躁，更多地把眼睛盯在短期能获利的事情上，难以静下心来专注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让整个社会文化与工匠精神背道而驰。
3.重塑编辑工匠精神的当代意义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约瑟夫·奈也说，文化是一国的软实力。编辑工作在整个社会文化的生产、传播中处于中心地位，发挥着枢纽作用，是提升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在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的征程中，如何传承发扬先辈编辑家的工匠精神，如何重塑编辑队伍的工匠精神，对源源不断产出文化精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并在全球产生传播力、影响力、感召力，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当代意义。
3.1.确立编辑“主体性意识”，夯实工匠精神的立身之基
主体性是现代性的核心原则，在西方哲学史上源远流长。马克思在论述主客体问题的时候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界定了人作为主体同客体的认识和实践关系。主体性也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着意强调的一个哲学概念。它意味着个人的自我选择，自我造就。古代社会，工匠在劳作过程中并非都是出自本人的行为自愿和内在冲动，对“生产性”的器具形式完美的追求往往是被强加的。真正的工匠精神根基，必须要确立主体性意识，也就是说，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是自觉的，而非被迫的。这样，在社会实践中才能体现出一种高度自觉的职业精神及工匠精神的内在追求。在现代社会组织中，各行各业更加重视人的主体性存在，并在主体性的基础上赋予工匠精神新的内涵。
编辑作为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职业群体，担当着当今时代文化产品缔造者或日创造者的角色，主体性是编辑职业的显著标志。在整个编辑流程中，编辑是能动的主体，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是实现编辑流程的主动者、主导者和编辑责任的担当者。在出版实践中，编辑对出版物的种类、形式、时间节点、印制数量、宣传手段等的设计、组织、优化、协调起着关键作用。不具备主体性的编辑，整个出版活动就会丧失活力和创造性。只有在出版实践中坚持发挥编辑的主体性作用，才能真正夯实编辑的立身之基，激发编辑的工匠精神，推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文化精品。
3.2.以“精益求精”为核心理念，用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
马修·克劳福德说：“工匠精神简单地说，就是自愿把事情做好，因为这代表一种荣誉。即使没能做好，也会感到憎恶和耻辱。”工匠精神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专注、坚持、细致、认真”精神。“求珍品，品昧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讲堂誉，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这是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的堂训，其中的工匠精神韵味十足。在这个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无比丰富的今天，人人都想享用最精致最完美的产品，但要生产出“完美无瑕”“价廉物美”的出版产品，离不开编辑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人民出版社的两代“校对王”白以坦和吴海平，在编辑校对中凭的就是认真执着和精益求精，在编辑岗位上把工作做到了极致。白以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负责《毛泽东选集》的校对工作，常常倒着校对《毛泽东选集》，以“百万无一失、万万无一失”赢得一代“校对王”的美誉。二代“校对王”吴海平眼力好，一个句子掠过一眼，凭直觉就知道有没有毛病。他说，“每个字都是磨出来的。......其实就是不糊弄，靠的就是认真”。两代“校对王”用自己的“认真、仔细、执著、敬业”诠释了新时代的编辑工匠精神。
从本质上来看，工匠精神是一种改变未来的信仰和力量。具体到编辑行业，体现在编辑面对作品时，能够始终保持一种“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工夫”的工匠精神，唯此，才能炼就“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耐心，用“锲而不舍，力争完美”工匠精神打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化精品。
3.3.以创新精神打造传世文化精品
“无创意，不创新，毋宁死”。这是被美国商界誉为“经营之神”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栽亚柯卡的格言。确实，创新是关乎企业存亡的生死线。有人认为编辑的工匠精神，只是“精益求精”做事，与创新无关。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新时期的编辑工匠精神应当包含创新精神。“精益求精”不仅是纯技术的，也是思想、思维上的追求。“精益求精”是追求完美的过程，必然与创新思维结伴而行。社会实践证明，任何一个精品，既是工匠精神的产物，也是思想创新的产物。当代西方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理查德·桑内特认为：劳动之兽是指人们像牲畜那样操劳，从事着重复乏昧的苦役。劳动之兽只管完成任务，别的什么都不考虑；这种人将工作本身视为目的。创造之人是物质劳动和实践的判断者，他不是劳动之兽的同事，而是其上司，是一些能够思考的人。其所从事的是一种匠艺活动，劳动者在劳作中会产生一种基本的、持久的人性的冲动，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这种“欲望”就是编辑工匠精神的魂魄。新时代的编辑应该是工匠的术和创造性的结合，道在技中技进于道——不仅做策划型编辑、融合型编辑、学者型编辑，更要做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工匠型编辑。
编辑的创造性需要广博的知识积累再加求异思维和反复实践。大编辑家邹韬奋在论述编辑工作时反复强调“要有创造精神”“不要人云亦云”，要切实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人精我变”。具有工匠精神的编辑，既要有“精益求精”的看家本领，又要有超常的创新思维。创新力如何，决定着编辑在本行当能走多远，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更决定着编辑能否成长为真正的文化大家。南京书衣坊工作室设计总监朱赢椿为工作室门口虫子提供菜叶、纸张作为“创作”“虫子文”的温床，从5年时间积累的15000片叶子中精选出5000“字”作成《虫子书》，赢得2016年“中国最美的书”和2017年“世界最美的书”的称号，并被大英图书馆永久收藏，引起出版界轰动。作为一位为虫子“作者”做嫁衣裳的编辑，朱赢椿把“独辟蹊径、与众不同”的创造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3.4.建立促进编辑出版行业工匠及工匠精种发展的政策
在德国、日本，一个人被称为匠人，意味着极大的荣誉和尊重。在任何一个行当，只有极度认真专注、非常出类拔萃的人，才能获此称谓。德国管理大师赫曼·西蒙在其著作《隐形冠军：21世纪最被低估的竞争优势》中认为，德国保持所在领域世界出口第一的秘密，关键在于拥有一群“隐形冠军”——一流的工匠，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手工艺传承人，都具有令人尊敬的匠人精神。在德国和日本人心目中，一个专注的技能操作工人和科学家享有同等地位。多年来，日本和德国的工业产品畅销全世界，得益于该国完备的工匠评价标准和考核制度，取决于国民骨子里认同的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
在当前我国的出版企业中，有些编辑即使达到“校对王”的水平，也依然默默无闻。这说明我们需要在政策措施方面对工匠式编辑加以肯定，予以激励，这样才能促进编辑工匠精神的发展。
第一，制定适合的考核标准，让工匠式编辑发挥价值。对那些“出活好的、出好活的”工匠式编辑，在考核方面尽量减少其经济指标的压力，给予其更自由广阔的施展平台，使其着眼于全局和长远发展，专心致志地把“产品”做好，特别是对那些长线的学术精品、传世之作，更应该以人性化的考核机制作保障，让编辑沉浸于作品之中，精益求精，悉心打磨，让工匠精神有用武之地。
第二，制定编辑人才培养制度，让工匠传统得以传承。引入“木桶效应”和“青蛙效应”管理理念，进一步完善出版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严格编辑职业准入制度和不合格编辑的动态淘汰机制，确保编辑人才队伍的良性生态环境。重视和发挥单位中老编辑的作用，以老带新，以师带徒，使老一辈编辑葆有的工匠精神得以薪火传承。
第三，制定有利于激发编辑积极性的政策，给他们以更大的自主权，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在出版企业内，可以鼓励成立个人工作室，就像朱赢椿那样，既是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员工，又自主创办“书衣坊工作室”，以激发个人才华，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作品奉献社会。
第四，制定有利于发挥编辑工匠精神的奖励制度，肯定工匠式编辑的价值。对具有工匠精神的编辑出版从业者予以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对他们中技能过硬、业绩突出、贡献较大的编辑，应该给予足够的荣誉激励，如设置“首席编辑”“领衔编辑”等岗位，让他们成为后进编辑的精神榜样和所在单位的一面旗帜。在国家层面，通过各种形式的行业技能竞赛和评选活动，让全社会认识到编辑人对把关社会文化生产传播、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地位，从而在全社会营造出浓郁的编辑工匠文化，催生出更多进发着工匠精神的杰出编辑精英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