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海外，“中国热”由来已久。从早期的殖民者和传教士，再到后来的外媒记者，中国题材作品在国际上的关注热度屡经起落，内容热点也跟随时代不断变化。商务印书馆《汉语世界》杂志主编储丹丹与她的团队搜集了1980-2017年9月间在境外出版的、影响力较大的中国题材图书（共计180种），对其热度与热点进行了研究。因篇幅较长，本报分为上下两篇刊发，本文为上篇。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海外图书市场中的中国题材作品逐渐受到关注。本文研究的“中国题材图书”，是指在境外正式出版的、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写作题材为中国的非虚构类英文图书。
此类图书从1980-2017年9月共出版180种，我们收集了每种图书的7大类20余项客观数据（包括：Goodreads评分、Amazon销量、Gooogle可见度、OCLC图书馆藏数量、版权和IP开发情况等），请5位出版传媒专业人士参考这些数据，从影响力的角度评分，后采用极值法标准化处理专家评分，以平均标准分作为图书影响力排名的依据，并针对全部180种图书和影响力排名前50的图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
中国题材图书的出版与中国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
从出版时间分布上看，境外出版的中国题材图书集中在2000年以后，每年出版量都在8种以上，并于2008年和2012年出现高峰，推测引发这两个高峰的因素分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可见，西方世界一直关注着中国，此类图书的出版时机紧跟国内重大事件。
影响力排名前50的图书出版时间基本符合整体趋势，只多了1990-1991年这一个小高峰。中国题材图书在境外的出版数量和题材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特点，这与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题材图书多为《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等历史研究或历史亲历类作品；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题材图书开始更多关注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出现了《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等作品。
从出版地域分布上看，这180种图书出版于1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绝大部分是英语国家，非英语国家有荷兰、日本等；出版品种最多的国家是美国（160种），其次是英国（83种）。此外，这180种图书中有83种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出版，如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就同时出版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4个国家的3家出版社。
影响力排名前50名的作品全部出自英语国家，其中有48种在美国出版。由此看来，美国在整个英文图书出版市场占据核心地位，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对其他国家出版产业的辐射效应明显。
政治类和经济类作品为主要题材
这180种图书所涉题材类型多样：既有学术研究专著，也有大众畅销书；有历史类、政治类、经济类、文化类，也有旅居回忆录、游记、人物传记。内容题材主要表现出以下五大特点：
第一，政治类作品数量领先。在180种图书中，政治题材作品占41%，共74种。其中，49种涉及中国内政，37种涉及中国外交，也有如《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这样两者兼顾的作品。关注中国内政的图书涉及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改革、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主题，如加拿大学者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等。关注中国外交的图书则涉及地缘政治、中美关系和新的国际秩序等内容，如前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与中国打交道：亲历一个新经济大国的崛起》。在影响力排名前50名的图书中，政治题材有19种，影响力最大的是美国前国务卿、“政坛常青树”基辛格所著的《论中国》。该书以国际视角分析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和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的战略思维模式，于2012年获得国际关系类英文图书专项奖盖尔伯奖，并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17个语种版本。此类政治题材作品在西方传播很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和态度。
第二，经济类作品涉及广泛。在180种图书中，经济类图书占34%，有62种。其中，宏观解读中国特色经济体制的图书36种，如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分享自身商业实践经验的图书15种，如美国前道琼指数中国总执行官麦健路的《与龙共舞：十亿顾客的商机与挑战》；关注中国金融业的图书7种，如美国学者卡尔·沃尔特和弗雷泽·豪伊的《红色资本主义：中国的非凡崛起与脆弱的金融基础》；侧重介绍中国市场和对外贸易对国际市场影响的国际贸易类图书5种，如芮乐伟·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在影响力排名前50名的图书中，有13种为经济题材。影响力最大的不是经济学家所著的单纯经济学著作，而是驻华记者从经济角度关注社会或者环境问题的作品。代表作如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通过女性打工者群体的生存状态关注中国经济转型。
第三，社会类作品内容多样。在180种图书中，关注中国社会变革、社会潮流和特定社会群体的图书占24%，共有44种。同样，这些图书大多不是单纯的社会学专著，而是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等题材，如美国学者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分析女性打工者群体的形成。在影响力排名前50的图书中，有12种关注中国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是一部记述三代女性在中国动荡年代里挣扎奋斗的故事，该书的“纪实性”曾引发争议，被认为是“带有合理想象的纪实作品”，并于1991年改编为戏剧，后获英国NCR图书奖、全英作协纪实文学奖、Fawcett女性文学奖，累计出版29个语种。
第四，历史类作品影响力大。在180种图书中，历史题材占22%，共39种，所占比例随出版年代而降低。其中，通史类1种，是讲述河流湖泊等水体对中国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塑造作用的《水的王国：中国的秘密历史》；古代史9种，如《万历十五年》；近现代史（1840年以后）29种，其中挪威学者文安立的《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等3种图书在将重点置于近现代史的基础上叙述了部分古代史（明清），以便提供更加完整的背景。在影响力排名前50的图书中，有14种为历史题材，超过社会类和经济类成为第二大类别。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出版4月便销售125000本，占据《纽约时报》畅销榜长达10周。目前，该书共有16个语种的版本流传于世，1997年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1998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简体中文版，2007年Ted Leonsis根据此书拍摄了纪录片《南京》。
第五，单纯文化类作品数量较少。在180种图书中，关注中国文化的图书只有27种，占15%，且绝大多数不是单纯的文化题材，而是兼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如关于美食文化的有英国美食作家邓扶霞的《鱼翅和花椒》，关于哲学和宗教的有美国作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寻访还有中国现代隐士》，关于消费文化的有美国学者葛凯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 在影响力排名前50的图书中，有5种涉及中国文化。除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是比较单纯的文化类游记外，其余如基辛格的《论中国》兼属政治类和历史类；纪思道、伍洁芳的《中国觉醒了》兼属社会类；欧逸文的《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兼属经济类。
中国题材作品在海外历经几度兴衰，讲述“中国故事”依然任重道远。在分析过这些作品的出版时间、地域和题材后，我们将在本篇重点研究作者相关背景，并对国际化出版工作提出建议。
从性别、族裔和职业角度看待作者特性
这些1980-2017年间出版于海外的中国题材图书究竟出自谁手？研究发现，在180种图书的186位作者中，有12位作者出版了不止一种图书，作品最多的是何伟（4种）和乔纳森·芬比（3种）。从族裔、性别、职业背景等方面对这些中国题材图书作者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首先，非华裔男性作者人数占优。180种图书中，由非华裔作者独立撰写的有155种（占86%），在影响力排名前50的图书中亦有36种（占72%），在影响力排名前10的图书中仍有5种（占50%）。从性别来看，180种图书中由男性作者独立撰写的有143种（占79%)，而女性作者独立撰写的只有27种（占15%)，男女作者合著的有10种（占6%)，且大部分为夫妻合著。
非华裔作者中影响力排名前5位的均为男性，他们是何伟（美国记者）、史景迁（美国学者）、基辛格（美国政治家）、冯客（荷兰学者）和欧逸文（美国记者）。据此推测，“白人男性”视角的中国故事更容易被西方主流社会公众接受，然而他们所撰写的中国题材作品很可能因为这种性别和种族的“绝对优势”而形成固化风格，缺乏多元表达。
其次，华裔女性作者影响力可观。在180种图书中，由华裔作者撰写或参与撰写的有25种（占14%)，影响力排名前50的图书中有14种（占28%），影响力排名前10的图书中有5种（占40%）。
华裔和非华裔作者合著的图书数量很少，只有5种（占3%)，其中2种为张戎（华裔，第一作者）与她丈夫英国作家乔·哈利戴，以及美国记者纪思道（非华裔，第一作者）与他的太太伍洁芳 (第三代华裔)的合著作品。
华裔作者中影响力位居前列的几乎都是女性，比如张戎、张纯如、张彤禾、郑念等。澳大利亚华裔舞蹈家李存信（《舞遍全球：从乡村少年到芭蕾巨星的传奇》）是唯一进入影响力前10的华裔男性作者。
华裔女性作者所撰写的图书题材主要集中于社会弱势群体（女性、受害者），由此可见，关注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的作品对西方主流社会公众具有较大吸引力。
最后，作者职业背景多样。依据这186位作者在创作图书之前或期间所从事的职业，大致可将其背景划分为学术界、媒体界、商界、政界及其他。
其一，学术界作者，主要来自高校、智库、研究所和咨询公司等机构，他们是中国题材英文图书最大的作者群体。180种图书中有82种的作者是学者，尤以高校学者为多。在影响力排名前50中，有17种的作者是学者，如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 (《追寻现代中国》)。
其二，媒体界作者，包括记者、职业作家、撰稿人、新媒体人士和其他传媒相关人士，组成了中国题材英文图书第二大作者群体。180种图书中有77种的作者来自媒体界，其中49位作者受雇于专业媒体，拥有在华采访报道的工作经历；19位作者为职业作家，如出版过19本中国、二战及法国历史主题图书的英国作家乔纳森·芬比；有9位作者是与媒体有合作关系的自由撰稿人或专栏作者，如英国《卫报》专栏作者马丁·雅克；有3位作者为新媒体从业者，这类作者虽然人数较少，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媒体的崛起潮流。
其三，商界作者，包括在中国或国际上从事商业活动的各类人士。180种图书中有12种出自商界作者之手，如阿里巴巴前副总裁、美国商人波特·埃里斯曼（《阿里传》）。但在影响力排名前50的图书中，只有2位商界作者，分别是亨利·保尔森和麦健路。
其四，政界作者，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政府官员、外交官在内的政界人士。180种图书中有11种的作者出身政界。在影响力排名前50中，只有美国外交家基辛格以及现任美国总统助理、贸易和工业政策主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会长纳华洛2位政界作者。
其五，其他身份，包括历史亲历者和旅居人士。一些作者选择以出版回忆录的方式记录在中国亲身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如李敦白（《幕后的红洋人：李敦白回忆录》)和沙博理 (《我选择了中国》）。还有一些作者是旅居人士，如幼年居住在中国的前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编队指挥官加文·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旅居作者多数是英语教师，也有厨师学校学徒、少林寺弟子、演员等。
以冷静、全面和开放的态度讲述“中国故事”
“外国人写作中国现状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课题，既有现实指导意义，又有前瞻性。根据以上研究内容，我们作出以下四点总结与思考。
首先，冷静看待中国题材的“海外热度”。海外中国题材图书的热度反映在书业各大奖项和媒体榜单中。这180种中国题材图书中不乏美国国家图书奖 、坎迪尔历史奖、NCR图书奖等国际奖项的获奖作品，专为中国题材图书而设的有影响力的榜单也有《纽约客》“5本中国主题图书”、《财富》“了解现代中国必读的10本图书”等等。
尽管如此，由于读者倾向于关注与自己关系更为密切的题材，而中国对他们来说毕竟遥远、神秘且难以解读，中国题材图书与美国主流阅读市场上的其他畅销书相比，在热度上还有一定差距。以影响力排名第一的华人女性题材的历史传记为例，截至2017年9月，该书Goodreads累计书评数4404，亚马逊评论人数1259。而同类作品——以美国黑人女性为题材的历史传记《隐藏人物》（2016年出版），出版一年就拥有Goodreads书评数4949，亚马逊评论数1765。
其次，国际化要重视“他者视角”。这180种“他者视角”的中国题材图书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者背景不平衡、作品内容不充分等问题：中国故事的讲述者集中于白人男性与华裔女性这两大群体，海外读者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关注远多于思想文化。认识到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可以使我们在今后的国际化出版工作中避开雷区、找到痛点。
不仅国际编辑和版权经理应重视“他者视角”，避免一厢情愿、自说自话，出版管理部门也应当对境外中国题材图书持续关注，建立实时、动态的研究。不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要做到知己知彼。
再次，发掘盲区和潜力作品。海外中国题材作品的引进情况非常分散，目前还没有某家国内出版社有针对性地或有专业优势地大量引进。因此该类型图书对于国内出版人来说可能还处于认识上的盲区，内在潜力值得深挖。
在这180种中国题材图书中，除去已在国内出版的65种，未引进作品并非都是“政治异见”，其中一些反而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例如英国作家祈立天的《中国规则》等。这些作家都曾深度体验中国，从柔软而感性的角度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故事，颇具感染力，应当重视、鼓励他们创作更多类似作品。
最后，讲好中国故事任重道远。席卷全球的“中国热”并不意味着海外大众对中国已有了足够的认识。恰恰相反，许多片面的信息还充斥着读者眼球，干扰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内心世界的深度理解。
一位曾任某新闻社驻中国分社社长的英国媒体人说：“我在中国工作了五年，报道了无数重要的新闻事件和人物，从奥运会到艾未未，但最受欢迎的一篇作品居然是一篇300字的短文章，讲的是因注射了膨大剂而爆炸的西瓜。”
这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笑话，但对我们来说却堪称刺痛。由此可见，中国题材作品在海外，要跨越的最大鸿沟不是从中文到英文，而是从眼球到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