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玉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出版智库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用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学理论，指导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与实践；二是关注中国新闻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前沿问题、战略问题、热点与难点问题， 把理论与实践充分地结合起来；三是研究新技术在新闻出版应用中带来的新问题。智库应该是公共服务机构，以服务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主要目标，不能过度追求商业效果。
■庄庸（中国青年智库论坛执行秘书长）：出版智库产品商业化运作程度很低。大多数还停留在传统“课题”思维：接受项目或者课题委托，转化为图书产品，开展相关讲座、研讨等。少部分进行了所谓的“知识付费”探索和运营。但是，这种运营化程度，又不具备互联网“知识付费”潮流中的元素、套路和模式，因此举步维艰。
智库是“烧钱”的，智库成果量化成出版产品、项目、内容和增值服务——图书、知识付费、线下培训课程，在我看来，是不可持续的；但若跟国家思想供给体系全系统链构建、泛文化娱乐全产业链的IP化行业与产业发展和大文创全价值链的形态、业态和生态系统对接，我认为是具有探索和构建“变现” “爆款”和“可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竞争力”的前景和“钱景”的。因此，青年智库论坛会重点以“强国一代”为核心，探索智库成果在全系统链、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的研发、转化和变现。
■张新新（北京中地睿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融智库董事长）：当前，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等纷纷建立智库，出版智库构建也步入轨道，为行业发展积极献智献策。但据观察，出版行业的智库构建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专业化能力不足，专家的知识结构陈旧，高端智库数量不足，专业智库规模不大，智库运转模式研究不深入、不透彻，智库的建言献策、咨政议政的价值没有充分体现等问题。一家出版机构，要建立自己的智库并保证智库的良好运营，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要有专家团队，专家的遴选上不但要注意质量、数量，还要注意专家所属领域的互补性；第二，要有自己的运营实体，就是要真正有人运营，最核心的就是专家助理，他们负责联系专家，与专家沟通交流，把相关的课题分发给专家，督促专家完成课题。
■袁亚春（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在我看来，出版智库研究本质上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作为一个微观出版主体，出版机构其实非常需要智库提供一些指导意见和解决方案。目前出版社普遍关注融合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模式问题。从教育出版来看，教材和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服务是大势所趋，但大多数出版社对此其实并无多少准备，吃得不透，底气不足，解决方案缺乏；学术出版的“市场”始终不凸显，数字化学术服务的路子效率低，出版智库研究如果能从这些问题入手，为出版单位提供智力支持和示范，那将是十分有益于出版产业转型升级的。此外，出版业还面临出版队伍结构和水平如何适应新需求的问题，出版机构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对新技术人才的吸引力不够等问题都制约着出版业的发展。出版单位很难凭一己之力很好地解决这些管理问题、行业问题、市场问题，出版智库若能深入调研，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方案，将是非常有意义的。智库的商业运作应该仅仅用于解决智库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不能“绑架”了智库研究的价值导向和客观立场。
■李旭（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大出版工程办公室主任、编审）：出版智库的使命主要是实证性应用型的对策性研究，与出版传播类科研院所的基础性理论研究重点不同，也与出版集团内部微观的选题战略规划等不同，多侧重于中观性决策参谋研究，以及一些针对政府主管部门的宏观性研究。具体说来，应包括以下这些方面。譬如中国出版业在世界出版业中的竞争对策的研究、出版业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出版业在国家产业中的格局与地位、国家出版扶持政策创新、出版国际化拓展、中国出版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如何大有作为、出版科技应用前沿（如互联网出版、人工智能出版、融合出版等）、国有出版企业做大做强机制创新改革、民营出版力量扶持办法、全民阅读通道建设、新型出版人才培养及出版智库本身的建设（顶层设计、全国布局、专业化、商业化运作方式）研究等等。（李丽萍/采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