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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八大转变

2018-06-01 来源:《出版广角》
  【作 者】韩建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熊小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通过对过去五年的总结,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要论断。文章根据近年来主题出版的发展现状,总结了新时代主题出版在选题方向、内容创作、出版主体、读者范围、内容风格、学术含量、销售市场和出版形态八个方面呈现的重大转变,以期为下一步做好主题出版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时代;主题出版;转变;融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出版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越来越多的出版单位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谋划,勇于担当,生产了一大批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优秀出版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新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作为国家意志和时代精神的风向标,主题出版也在应党和国家的宣传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不断转型升级。总结过去数年来主题出版发展的经验和规律,有助于我们做好下一阶段主题出版工作。
 
  一、选题方向由党史、国史、军史及重大节庆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战略转变
 
  一般认为,主题出版是指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因此,主题出版必须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首要任务应是将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使大家入心入脑,起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作用,从而为党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但是,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主题出版”,把它简单地等同于“政治读物”,而是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来准确、全面地把握其内涵和外延。其实我们从字面上不难想到,“主题出版”关注的“主题”应当是时代的主题,即每个时代最核心的课题。这些课题决定了现在,也可能会影响未来。从事主题出版应该坚持问题导向和现实关怀,关注我国社会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和重大战略需求,选题方向应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建设等广阔领域。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需要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这些战略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为主题出版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创内容。已有不少出版社从中找到了主题出版的“种子”,并使其“生根发芽”,直至“枝繁叶茂”,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飞机出版工程”“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分别依托国家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和强化出版服务于国家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精神,连续多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大辞海》,这一重大工程充分体现了出版工作与文化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特色,获得习近平总书记首肯。
 
  二、内容创作向以人民为中心转变
 
  “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还是在十九大报告中,都强调了文艺创作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是主题出版应该坚持的重要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符合我国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我国,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也是主题出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主题出版物从内容形式上摈弃过去部分出版物政治报告似的高头讲章,真正做到接地气。一方面,主题出版应该通过关注社会热点,讲好每一个平凡人人生出彩的故事,努力将主题出版物做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又平易近人的优秀出版物;另一方面,只有主题出版物的销量提升,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形成重要反响,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并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一书通过收录左权、吉鸿昌、张自忠、戴安澜、蔡炳炎、谢晋元等抗战先辈近100封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鲜活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心灵史。该书获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和中纪委网站推荐,成为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种经典抗战图书”和“2015年中国好书”,加印多次。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时代楷模黄大年》,将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生前任职于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黄大年教授坚定信仰信念,对党忠诚、心系祖国,把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作为毕生追求;刻苦学习钻研,牢记使命,勇担重任,用知识和本领回报祖国,服务人民;发扬拼搏精神,勇于创新,攻坚克难,努力创造一流业绩等诸多当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深情展示,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学习黄大年先进事迹,更好地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参考。
 
  三、出版主体由传统政治读物类出版社向其他各类出版社转变
 
  古罗马名士奥维德曾经说过:“一匹马如果没有另一匹马紧紧追赶着并要超过它,就永远不会疾驰飞奔。”开放、自由、平等的竞争能够使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更加合理地配置。主题出版领域应该改变过去申报选题过于集中在传统政治读物类出版社的状况,允许更多出版主体参与其中。这既是开放市场的客观要求,也是保证主题出版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一方面,通过不同主题出版类选题之间的竞争,淘汰掉劣质、重复选题;另一方面,当前主题出版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众多领域,已经不是少数几个出版社能够完全驾驭的。
 
  事实上,广大出版单位也愿意积极投身其中,毕竟精品主题出版物更容易在基金申报和评奖评优中脱颖而出,而且比较容易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统计数据显示,2011—2015年,主题出版选题申报数量呈明显的增长态势,而2016 年共有 323 家出版单位参与主题出版,占全国出版单位总量的一半以上,涵盖综合社、少儿社、文艺社、党史社、经济社和大学社等各类型。其中涌现了一批主题出版的新兴力量,尤其是社科社、大学社等专业类出版社,典型代表如社科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
 
  四、读者范围由国内市场向覆盖全球转变
 
  “地球村”(global village)这一概念由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1964年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全球化的大势正在深刻改变和重塑着出版活动,包括选题策划、内容组织、营销推广等方式,目前全球组稿和中外文全球同步发行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主题出版因其担当的特殊使命,又能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最核心课题的总结和精华,代表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和中国水平,因此让世界范围的广大读者了解、熟悉很有必要,理应在“走出去”方面走在前列。
 
  对国内出版社而言,“走出去”能够提升产品传播力和出版品牌度,可通过申请各类外译基金或奖项,使主题出版项目获得可持续发展。从市场角度而言,国外有一大批读者对中国的政情社情、历史文化持有浓厚兴趣,这从部分图书的畅销和版权输出的旺盛可见一斑。例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自2014年9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截至2017年8月已出版21个语种,累计发行642万册,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自2017年11月7日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版出版发行,至2018年1月12日全球发行超过1000万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至今重印十余次,发行超过50万册,除了中文版、军事卷两个版本,还输出英语、日语、韩语、阿尔巴尼亚语、阿拉伯语5个语种。
 
  五、内容风格由相对单调向更有策划含量、更接地气转变
 
  过去有些主题出版物内容偏重于解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党史军史话题,比较严肃、单调。但是从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角度而言,主题出版最大的任务是使主题深入人心,因此需要作者、编辑和出版单位增强策划意识、创新意识和市场意识。一是要认真分析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从细微处入手,抓住广大读者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高质量的策划,而不是一味跟风。二是需要改变空洞、说教式的叙事风格,学会如何给读者讲好故事,将深奥、繁杂的大问题去繁就简、去粗取精,将简单易懂、亲切自然的内容和形式呈现给读者。三是精心设计作品的内容框架、版式封面,做到装帧和印制简朴又不失水准,避免粗制滥造或铺张浪费,为读者提供使用方便、价格适中、质量上乘的优秀读物。
 
  事实上,现阶段的优秀主题出版物无论是内容选择、封面及版式设计、定价、装帧还是数字化等方面,都尽量能够让一般读者接受,其策划含量与其他类别优秀读物已无二致。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南渡北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1944:腾冲之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等。
 
  六、学术含量由一般大众读物向学术精品转变
 
  前面提到,我们在理解主题出版的范围时应该持开放、包容的心态。除了政治读物,只要是体现国家意志、关注时代主题的出版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可以纳入主题出版范畴。在产品类型上,主题出版物同样应当多样,既可以是一般大众类读物,也可以是准学术类作品。
 
  准学术类作品成为主题出版物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体现国家意志,呼应时代主题;(2)高质量的学术出版内容,体现了相关学科基础或前沿领域“金字塔尖”水平,在海内外皆有广泛影响力和认可度;(3)作者权威,是相关学科领域代表性专家学者。这一类主题出版作品往往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战斗力和生命力,并能产生不俗的市场表现。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术类出版社通过将自身已有的强大学术资源和时代主题相结合,并通过“走出去”,代表中国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主题类准学术作品。例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所著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虽然学理性强,却将现代中国文化历史复杂的渊源和影响条分缕析,配以晓畅的文字表述,成为一般读者了解现代中国文化很好的入门读物。该书在出版后短短8 个月的时间内,不仅在中国大陆销售突破 3 万册,还陆续输出多个外国语言版权。再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紧密配合国产大飞机研制、涵盖与之有关的总体气动、航空发动机等多个钻研方向,打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飞机知识体系,为大飞机的研制提供了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被有关领导誉为“出版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典范”,部分图书版权还被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等国际出版商相中。
 
  七、销售市场由政府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自发购买转变
 
  过去的主题出版物主要供广大人民群众学习辅导之用,产生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新时代的主题出版物在内容上要求更高,并且需要坚持精品战略,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需求出发创造出“有趣、有料”的话题。因此,新时代的主题出版物不再只“躺”在广大干部群众的书架上,而应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常备书和爱读书。
 
  当前,党和政府大力倡导全民阅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外交场合谈读书经历,推荐书单,全民阅读更是连续四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该规划强调了全民阅读对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意义。而这与主题出版的初衷和追求不谋而合。主题出版最大的目的就是通过唱响时代主旋律,传播正确的价值观,使广大读者向上向善。主题出版和全民阅读可谓相辅相成,全社会逐渐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风气,间接带动了主题出版的繁荣。
 
  八、出版形态由传统出版向融媒体出版转变
 
  201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出版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出版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新兴的数字出版模式正在颠覆传统的出版框架,打破不同媒介之间的隔阂,“互联网+出版”“有声书”“智慧音箱”等新型知识付费服务已由预测变为现实,出版单位也由传统的图书产品生产商逐渐转变为信息和知识服务商。知识不再停留在纸张里,而是在一张编织的“大网”中,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生产和传播的事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主题出版同样需要在创新内容生产与服务、扩展传播渠道、拓展新技术新业态等方面有所作为。事实上,融媒体也有许多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呈现形式,如H5等。融媒体与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业来说,不是“狼”而是“马”。“狼”来了会“吃掉”我们,“马”来了会被我们“骑上”,让我们变得更快捷、方便和个性化,因此未来的优秀主题出版物一定会是融媒体形式,对读者有更强的感染力、亲和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出版经历了重大转型。这一转型赋予了主题出版新的生命力,也为广大出版工作者和出版单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主题出版的意义不言而喻,新时代的出版人更需要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心态,积极谋划,自我转型,做好主题出版,才能不辜负时代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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