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
写好历史类大众图书，首先要求作者对选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学科前沿有相当敏锐的认识；其次要求作者有比较亲切的表达能力，也就是文笔要流畅、叙事要清楚；再次，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有个好的选题，这不仅是写作者的工作内容，更是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优秀的出版人应该帮助写作者发现有价值的选题，打开作者的写作思路，激发作者的创作冲动，最终使作品一气呵成。
历史类图书长期以来都是比较受欢迎的阅读品种。人们喜欢读历史书是有道理的，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在历史类图书中，供大众阅读的通俗读物又有巨大作用。它们动辄十数万甚至上百万的销售量，足以影响舆论，塑造人们的思想。
写好历史类大众图书是不容易的，首先要求作者对选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学科前沿有相当敏锐的认识，这样才具备写出好作品的基础；其次要求作者有比较亲切的表达能力，也就是文笔要流畅、叙事要清楚；再次，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有个好的选题，这不仅是写作者的工作内容，更是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优秀的出版人应该帮助写作者发现有价值的选题，打开作者的写作思路，激发作者的创作冲动，最终使作品一气呵成。
那么，如何才能写好这类图书呢？笔者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
有新的写作角度
历史书就是讲故事，这个道理许多人都明白，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故事讲好。其实这主要是个讲故事的角度问题。比如说，中国古代2000余年的558位帝王，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逊清废帝溥仪，略微有名点儿的帝王都被翻写过无数遍了。不过，历代正史往往是以政治史为主要撰写内容的，后代的写作者又往往以正史为依托展开写作，致使人们读了太多的帝王政治运作，时间长了，当然味同嚼蜡。
如果换个角度来写，比如从帝王的爱好、性格、感情方面入手，辅之以相当的政治运作、王朝更迭，也许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帝王也是人，除了极个别的“工作狂”外，他们也有爱好，也有生活。人们往往对这方面的情况所知甚少，有些则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缺少相对可信的书面文字的支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设计选题，并找到合适的、有研究心得的作者，必然能够有所突破。
其实这方面可写的内容有很多。宋太宗赵光义酷爱书法，苦学王羲之，每次写出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品，就要派人送给书法名家王著评鉴。王著看过墨宝后，评鉴总是两个字：“未善”，也就是“不怎么样”之意。宋太宗不服，心中恼火，但气过之后，则是更加潜心临学，最终练得出神入化、笔法惊人。有人问王著为什么总给皇上差评，王著说，皇上书法固然不错，但如轻易夸奖，恐怕皇上不再用心了。如此君臣雅事，读来岂不如饮甘饴？
清代的皇帝们极喜欢冰嬉活动，也就是溜冰，这个情节在电视连续剧《甄嬛传》中有所体现。清太祖努尔哈赤曾拥有一支善滑冰的部队，战斗力极强。一次战斗中，这支部队一昼夜急行700里，发动进攻时对手尚一无所知，惊为神兵天降。
写作的角度，其实决定了读者是否愿意把翻开的书继续看下去，是最能抓人的一环，所以要尤其重视。
帮读者树立新观念
出版人既是图书产品的制造者，更是社会文化的传播者。作为出版人，不仅要自己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还要不断接触老中青学者，通过交流，把握学科研究动态，及时把自己了解到的研究前沿，通过图书的形式传达给广大读者，这是出版人的责任。
历史学科的研究，是各学科中推进最大的，也是与读者关系最为密切的社科学科之一。一部包含新观念的历史类畅销书，说小点儿是普及文化知识，说大点儿就是开启民智。让读者真正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解为什么会有今天，我们又会有怎样的明天，是文化人的使命。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出版人来说，都是这样。历史类大众图书，一定要把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自然地融入写作中，令读者在不经意间获得新知，真正能够通古今之变。
提起魏文帝曹丕，人们立即会想到其弟曹植，还有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实曹操共有25个儿子，长子曹昂在宛城大战时为掩护父亲撤退而遇难。曹丕是次子，文学造诣丝毫不逊于曹植。曹丕与曹操、曹植父子三人，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曹丕有多方面的文学特长，除了诗歌，还擅长抒情散文与理论文章。他在自己的文学理论文章《典论·论文》中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此等境界，与他在一些影视剧中不学无术、只靠阴谋权术得逞的形象大相径庭。难怪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曹丕“天才俊发，非子建所能压倒”。民间流传甚广的兄弟争位，的确是有的，但所谓“七步诗”的故事，根本于史无凭。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通常在中学教科书中都有，那为什么还要再读历史书呢？因为教科书只是一个学习的起点。人的一生，是不能停止阅读的，这也正是出版人存在的价值。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的“澶渊之盟”，约定宋辽为“兄弟之国”，宋朝每年给予辽国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贸易。有中学文化程度的读者，一般会认为这是屈辱的城下之盟，是不平等条约。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宋朝的这笔开支较之宋辽开战须消耗的军费，不及百分之一。正因为有了这个盟约，宋辽间100多年再无战事，而每年给予辽国的岁币，通过贸易顺差，其实又回流到了宋朝。
妥协和战争，都是国家间矛盾的解决方式。读过这样的历史后，现代人是否会有所感悟呢？
对历史的解读要深入
深入性其实包含了视野宽阔、分析透彻的意思。当今时代，移动互联网和手机阅读的普及，便得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大量信息。一般来说，只要是印到纸上的精彩文字，通常很快就能在移动互联网上读到。因此，在以往时代旧书翻新、炒冷饭的图书运作模式，在当下已经很难取得很好的市场效果。“畅销过的图书还会畅销”的出版界名言，恐怕要改成“有深入性的图书才能够畅销”了。
就历史问题而言，数十年来已经少有未被涉及的内容了，那怎么办？想要在相对旧的选题上出新，就得深入下去。同样解读一个话题，却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文化体验，这样才能不断推陈出新，引领阅读。
说到视野的宽阔，往往能让人对一些史事有全新的认识。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煤山，明朝灭亡。除了统治阶级的种种倒行逆施之外，从全球范围来看，从1618年至1680年气候变化异常，革命、旱灾、饥荒、侵略、战争、弑君等一系列事件与灾难蔓延世界各地，这被称为“十七世纪危机”。其中仅1640年到1650年，就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死亡，而明朝的覆灭，正是在这一时段。历史是复杂的，单线条的解读既流于武断，又易令人生厌。我们的图书产品，要注重多种可能性的分析。事实上，历史本身也是综合因素合力的结果。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国人熟知的名字，被斥为“甲午祸首”，其形象在一些文学作品、影视剧中都有体现，但又有多少人注意过他在甲午战争后跟中国的纠葛呢？这里只列举两件事，一件是他与1898年的戊戌政变有关。当年，伊藤博文来华游历，维新派想请他赞助新政，还安排他在西苑勤政殿面见光绪帝，并在他面圣前递上了聘请其为顾问官的奏折。此举坐实了守旧大臣“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如同）拱手让人”的警告。慈禧遂下决心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另一件是1909年，朝鲜抗日义士安重根在中国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从容地穿过俄军仪仗队列，击毙了伊藤博文。仅这两件事情的背后，又有多少历史可以解读啊！
著名史家钱穆先生曾说，一国之国民应“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样“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如此说来，写好、出版好历史类大众图书，就是在为我们国家塑造发展之希望。这应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的原因吧。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