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播学在中国之所以发展道路曲折，与基本的社会基础、社会制度相关。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需要有一次结构性的颠覆或转型，既能跳出西方传播学既定的框架和束缚，又能摆脱中国传统新闻学的路径和桎梏。坚持学术探索意识和学术批判精神并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背景和中国语境里寻求传播学之“山”。
【关键词】传播学 学科建构 学科地位
【作 者】段京肃：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传媒学院
一、传播学的学科之“山”是什么
有人说，“当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对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考察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这种状态对传统的人文科学是否适合不敢妄加评论，而对当代杜会科学来看此话似有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就这种状况曾指出：“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总的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身处其中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多年来纠结的主耍就是学科影响、学科身份、学科本体和学科地位等问题。复旦大学的黄旦教授在他的论文《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中提出，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特色’就是‘山’，科学建设要让各种“‘水’——资源围绕着自己独特的‘山势’来转，为‘山’增光添彩，但绝不可倒过来，使‘山’跟随‘水’转，杏则看上去转得飞快，汇聚了大量的‘资源’，但回头一看，‘山’已经崩塌早就不在了。”对此本人深以为然。以前人们谈到知识的学习时有另一种形象的表述：大树的根、干和枝叶之关系，我们的传播学研究目前是枝叶光鲜甚至刺目扎眼。但根、干弱小萎缩导致养分缺乏，为保持已有的辉煌需要不断地“输液”，遍寻“灵丹妙药”，但始终医不对路，根千难以壮硕。传播学之“山”是客观存在还是需要重新构建。需要深入思考，笔者使用了“寻找”一词，试图表明一点态度。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性质、专业发展方向、教育教学规划等，近30年来在本学科领域一直没有中断各种的研究和争论，不同学科背景和学术训练背景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解释，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个能被大家共同认可的统一的结论。当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见仁见智的，很难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也是应该积极鼓励和提倡的。可是如果拿新闻传播学科和其他的人文社科学科相比，确实存在黄旦教授所说的情况，“有一天，当别人都慢慢筑起了自己的‘山’”，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始终是在水中随波逐流，连一个落脚之处都找不着。黄旦教授将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性质表述为“规范式学科和经验式学科的并存”，这是准确的。本文暂不涉及“规范式学科”的新闻学，只想对“经验式学科”的传播学学科建设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即传播学的学科之“山”是什么。
传播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逐步成熟的现代社会科学，建立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技术高度发展的技术基础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全面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贡献于人类的现代文明成果之一。所以寻找传播学学科之“山”需要弄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现代西方传播学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形成的。而传播学进入中国的时候并不是类似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基础，于中国而言传播学完全是被“嫁接”在传统社会思想、文化色彩浓厚的“砧木”上的另类思想。这块“砧木”与西方传播学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完全不同。
在我国学者对传播学的引进和介绍中，一般将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生产生活新形态（市场经济和商业化）、信息传播新形态（电于媒介的崛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跨文化传播）、以及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作为传播学产生的基本原因。在众多学科学者以不同方式、出于不同目的对现代社会各种传播现象迸行关注和研究的努力下，“传播学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逐渐形成，60年代被承认为一门学科。它表现为一类研究人的传播行为和社会传播现象的哲学和社会学分析、理论假设、模式和研究方法，以及一些突发奇想。”至此，西方传播学研究之“山”是否已经形成，不能妄下结沦，西方学者对传播、传播学也有各自不同的认识。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西方传播学研究形成了自己不同于赖以形成的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形成的成果及其社会应用中显示的实用性价值，为学科的独立生存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墓础。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并很快得到了大众传播领域和高校、研究机构的兴趣、关注。困扰中国新闻学研究和实践的许多问题似乎可以在西方传播学理论中找列答案。当时的共识是“在对外国传播学评介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利用大众传播研究中某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特别要与我国传统新闻学相结合，取长补短，以促进我国新闻学研究，推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再次引用黄旦教授用过的这段话，是为了证明当时中国新闻学界对运用传播学寻找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改革之路的殷殷期盼。也许正是因为一开始就具有的这种实用性倾向十分明显的态度，成为后来很长时间中传播学研究和教学的浅层次、表象化的主要原因。尽管很早就有人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命题，但彼时的所谓中国化只是停留在使用西方传播学的现成理论解释中国古今的传播现象，并没有意识到学术研究的“山”和“水”的关系。
对传播学研究，同样不能轻易地贴上先验式的标签，首先要做的是客观全面地把握目前的社会现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内发现各种传播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找到传播学之“山”的根基所在。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文化的多元、思想的多元、理论的多元、学术的多元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发现与批判成为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两个渠道。“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从根本上需要在社会科学架构内部产生多视角、多元化或者本土性，以便寻求到一种学术或理论同自身社会的结合点。”那么，架构中国自己的传播学之“山”就成为本学科的当务之急。
二、传播学的学科之“山”如何建构
传播学之“山”能否找到或构建起来，应该其备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在谈到西方大众传播研究学科成熟的标志时，鲁曙明和洪浚浩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这一学科已经逐步建构了一批理论体系、理论框架和理论观点；第二，这一学科已经确立了一套经过验证的科学研究方法；第三，这一学科的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已被其他学科所认可或接受、吸收，并派生出一些相互关联的交叉学科或子学科。”我理解，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需要有一次结构性的颠覆或转型，既能跳出西方传播学既定的框架和束缚，又能摆脱传统新闻学的路径和侄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背景和中国语境里寻求传播学之“山”。由此出发，可以认定传播学成熟的学科体系，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基本的概念和研究范畴，成熟的有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这些基本的概念和研究范畴应该是建立在中国本土经验基础上的，研究的对象应该紧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现实、致力于发现中国独特的传播现象和传播形式。丹·席勒认为：“传播研究更应该从事的，是要提炼多种论点，说明及解释社会文化究竟采取哪些形式，又被哪些因素决定等问题。总而言之，传播研究的潜能，聚合于传播所赖以进展的当今社会，直接地并从多重角度，分析与批判当今社会。”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虽然脱胎于西方传播学，但当来自西方的传播学巳经成为能够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和喜爱的一门学科的时候，自然需要继承荃础上的创新。肯定地说，西方传播学产生于西方社会的背景和传播实践的基础上，其中自然有许多带有人类传播活动普遍意义的成果，但也有许多东西无法用来解释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传播现象。这些有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既传承中国传统的学术思考路径而又在借鉴西方的研究路径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超越。诚如翟学伟所说，“回到自己的社会文化中，建立自己的学科视角和理论架构，或许是21世纪本土学者的学术使命。”
有一批代表性的学者和学术研究机构，他们是在全国乃至世界的传播科学研究领域具有学术话语权的、形成自己的独特学术思想的、为其他学科所认可并尊重的、对本学科涉及的社会实践活动有明显影响能力的学者和学者群体。他们应该具有深厚的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功底，并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素养，具有开阔的国际性学术视野，接受过严格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并熟练掌握和使用这些方法，具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学术洞察力，具有独立的学术立场和自由的学术精神，善于发现问题并勇于提出问题，能够引领本学科研究方向、组织学科研究队伍的能力。
有一批典范的学术成果，包括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有的能够从本学科角度启迪人们的思想，拓展人们观察复杂传播现象的视野，对提升民族整体媒介素养具有积极作用，对本学科领域涉及的社会事业活动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如经济学领域的“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提出；有的对后续的学科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帮助人们形成问题意识，找到学术研究“进入”的正确路径，如社会学领域的《江村经济》《乡村社会》等；有的提供学术研究的正确思路和方法，防止后来研究者走弯路，如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中国社会传播活动的“真问题”，跳出当前传播学研究中“以假乱真”“以假当真”“真假混淆”等各种陷阱。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传播学“本土化”，其核心应该是长期的文化传承、文化冲突和交流中出现的各种传播主体之间错综复杂之关系的发现和梳理，是中国特殊的传播形式、传播规律、传播手段、传播技术的科学总结与解释。以前问题主要出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现在又增加了人与物（技术和设备）之间的新型关系。现在却广泛兴用“问题导向”的概念。而到底有什么“问题”，这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而又不被普遍重视的“问题”。学者郑永年曾经对这种现象有过批评：“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浙江大学的吴飞教授认为，“学术研究并非都是观念的论证，它同样可以是经验的知识、哲学的思考或者是科学的分析。”在这样一个传播技术和传播形态随时更新的时代，寻找传播学研究的“真问题”乃学术研究之初心。
三、传播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学术研究应该有大局观。虽然在战术上提倡小处着手，但心中却应该有全局。传播学研究特别是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史学功底基础上，只有真正弄清传播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阶段的时代持点、技术水平、审美特征等社会元素，才能找到传播学的学术灵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引用阿克顿璈爵的话说:“一般历史当然并不是由于国内原因推动的，而有更广阔的原因。”所以当说到所谓传播学的本土化时。马上就将目光收回到国内，显然又是一种文化狭隘主义的表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以下几方面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1.关于严格的史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训练。前人云“论从史出”，而今天的传播学教师和学生中，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的人不多。就连一些长期从事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并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史学研究训练。他们只是在新闻传播类专业中学习了一些传统新闻事业史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本身不是在严格的史学方法指导下完成的。近几年虽有好转，但新闻传播史整体上的科学体系还是不完整的。导致新闻传播史研究始终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流派和本体架构。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媒介史、技术史等等混为一谈。新闻传播史研究又常常和思想斗争史、政治斗争史、阶级斗争史、民族斗争史缠绕在一起，或者只做成了媒介技术史。基本的史料发现和挖掘、史料之间特殊联系的建立、史料形成时的社会背景因素考察、史料的科学解读与分析、史料的合理使用等基本功缺乏。因而常常造成对史料的误解和误用。
2.媒介技术的训练。包括媒介传播技术的掌握和媒介研究技术的掌握。现代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原有理论的把控范围，新的媒介形态和媒介环境都急需全新的理论进行解释，研究传播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绕开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对那些全新的技术和媒介我们能够随心所欲掌握的是非常少的，有的人基本上还属于技术盲，属于“数字难民”，生活在现代媒介的史前时代。经常在下意识中使用传统大众媒介时代的观念和理论来研究目前的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这种原始的思想观念又常常被移植到媒介的管理上。
3.理论思维的训练和理论素养的提升。尤其是哲学、逻辑学等方面的训练是当务之急。对传播学的研究一定不能只在本学科的狭小范围内兜圈子，同样也不能只局限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范畴中。缺乏深厚的理论功底，方法再高明也无法把握社会发展和传播进步的复杂状况。
4.勇敢的科学探索精神和高尚的学术品格的培养。大学应该是生产思想的地方，学者要引领时代思想的发展。而思想的生产建立在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探索的基础上。那种人云亦云的跟风式所谓研究，很难找到可以把握传播学研究的真问题，自然也就产生不出跳出前人研究窠臼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