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
在实体书店的多元化转型之后，书业又迎来了新一轮机遇和挑战，这就是“知识服务”。与广义的“知识服务”不同，狭义的“知识服务”以认知链接为本质。在当今这样一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古籍图书和学术著作也将走上知识服务的道路。
不跟风、讲理性的学习和借鉴才会有真正的创意，有独到的创意才有真正的知识服务。我们借鉴他人做的知识服务，应该由易到难。
□王皓淼
2018年注定是出版业革新的关键节点。回看120年前，先有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于上海，紧接着《时务报》《国闻报》推动了戊戌变法的进程；两个甲子之后，书业在实体书店的多元化转型过后，又迎来了新一轮机遇和挑战：知识服务。
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自从有出版业就有了知识服务——有哪本书不是“文以载道”？有哪位作者不希望自己的书被世人认可？童书在色彩、版式、故事情节等方面脱离了知识服务，根本不可能占领市场；科普读物如果只有普及性的语言而没有科学知识，充其量也只是图画书。因而“知识服务”在广义上讲并非一个新创的名词。
与广义的“知识服务”不同，当今给书业带来机遇和挑战的“知识服务”是一种狭义的概念。诚如出版人卢俊所概括的：这是“为中国主流群体提供全形态、系统性知识服务，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技术驱动，为每个用户定制个性化和自适应的认知升级解决方案”，以知识链接为本质。因而，出版转型知识服务要做好三件事：第一是打造内容品牌，让用户相信我们的专业性，并以此增加用户黏性；第二是内容混合，印刷工业时代单一的阅读信息获取方式迭代了；第三是用户驱动。那么，出版业如何实践知识服务呢？
首先，怎样把知识转变成自己的创意、把自己的创意升级为新的经验，是要讲究方法的。我们在借鉴他人经验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借鉴什么内容，还包括借鉴的方法——怎样做不会盲目跟风？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盲目跟风带来的同类书泛滥现象不胜枚举，不跟风、讲理性的学习和借鉴才会有真正的创意，有独到的创意才有真正的知识服务。我们借鉴他人做的知识服务，应该由易到难：先划分新书的类别——童书、科普、大众、文艺、学术、古籍，然后从最容易完成知识服务的图书类型，如童书、科普书开始实践，进而再去做大众、文艺两类图书的知识服务，最后一步是将学术、古籍两类图书也归入知识服务的轨道。
其次，古籍、学术图书必然会走上知识服务道路。古籍图书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多少有一定距离，学术著作专业性太强，有人士认为这两类书就不该走知识服务的道路，对严肃的学术出版物是否适合以听的方式传递给人们表示担忧。翻一本《絸斋诗集》，掀一页《孟子文献集成》，的确很难想象这类书该怎样做知识服务。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当一本古籍书被纳入知识服务的轨道，无异于古今穿越；当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实现了知识服务，就意味着出版和教育都得到了延伸，象牙塔里的内容通过视听媒介与出版业挂钩。对此，笔者个人有一些设想。其一，一本古籍图书，可以考虑在适当的页面设置二维码，如果是《资治通鉴》，可以将书中涉及的经典故事录成音频，再把杰出人物制作成简单的卡通（最好是以比较逼真的人物造型为基础）；其二，一本学术著作，可以扫码链接相关的热播节目、新闻、讲座，也可以在重要章节的标题下引出一段相关新闻，甚至可以让作者就自己如何思考、如何创作录制一段视频。
孟子云：“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古籍、学术图书的知识服务，明显属于后者——难做，但只要不畏难，那么万事皆有可能。传统文化复兴不能更多地依靠精品图书和电视文化节目，但是电视文化节目也有助推作用，古籍、学术图书等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稀缺内容，亟待被归入知识服务的轨道。
（作者单位：齐鲁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