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浩元：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编辑学报》主编。
习近平同志在给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情同此理，中国高校科技期刊史的研究，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工程。高校的科技期刊就是高校的科学史册，是我们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镜鉴，特别是从百年高校科技期刊这个侧面，汲取历史智慧，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
高校科技期刊历来在整个国家的出版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科学家的讲坛、科学前进的轨迹、时代风云的图像和科学工作者辛勤劳动的写照。同样，高校科技期刊也是高等学府最重要的科学档案和科学发展史册。办好科技期刊，对于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发现和培养人才，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以及实现高校的科学管理和养成优良学风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少大学校长，诸如蔡元培、唐文治、匡亚明、刘道玉、钱令希、王梓坤等，均很重视办好高校科技期刊，有的甚至提出：办好一所大学只需抓好2件事，一是教好学生，二是办好学报。因此，从这一点来看，该书所开拓的研究领域当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撰写一部《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百年史》是高校新闻出版工作者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为此投人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了近30年的长期重点资助。今天，终于由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的科学史工作者、科技期刊编辑姚远和他的团队，初步完成了这样一个庞大工程。我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
我与姚远相识转瞬已近30年，“小姚”也从当年30出头的小伙子成了如今年届花甲的“老姚”。那是在1987年的初春，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界的100多位同人聚会于北京颐和园交流工作经验。在联欢晚会上，主持人须育方先生以“他来自大西北——打一青年编辑”为谜语请大家竞猜，同志们竟不约而同地猜到：西北大学的姚远。从这时候起，我们渐成忘年之交。长期以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位笑颜常开的年轻人对科技期刊事业的执著，对学问锲而不舍的追求，以及在中国科技史、科技期刊学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人做好一件事不难，难的是坚持不懈数十年做好一件事。当初和他在一起的不少年轻人已离开编辑队伍，他却一直在这块田地里勤奋地耕耘，已是一位有36年编龄的“老编辑”了。据我所知，他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却未曾见他有些许怨言。常常见他在参加研究会会议时，要么早到，要么晚走，甚至也不去参加考察活动，而是直接去了图书馆或档案馆，最早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约翰声》就是他于成都的一次会议间隙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发现的。近30年如一日，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为了更多的积累，他于2005年到清华大学访学1年，2008年又到南京大学图书馆挂职副馆长1年，其间走遍了以明清档案著称和以民国档案著称的北京和南京的各个图书馆和档案馆。在网络阅读极度便捷的今天，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他如何潜身于故纸堆，一点一点地阅读摘录的情形。在清华大学访学期间，他与合作导师杜文涛教授专门对清华大学的期刊史作了全面和深人的研究，发表了一组论文，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认识，清华建校至1949年创办期刊总量亦由过去的50余种增至80余种（2015年清华学报百年刊庆之际，又在颜帅主任的支持下，再次对清华学报的百年史作了更为深人的研究）。这实际上是以清华大学学报作为典型个案，对整个高校科技期刊史作了深度解剖。访学结业时姚远因此而被清华大学评为优秀访问学者。姚远常说的2句话，一是“不盛东西的袋子是站不直的”，另一句是“编辑要拿起2支笔”。第一句的意思是说要不断地学习和充实自己，才能挺直腰杆；第二句的意思是说编辑要拿起红蓝2支笔，以红笔为人作嫁，以蓝笔著书立说。我想，姚远正是这2句话的一个写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曾将一份地方大学的学报带人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表彰的优秀科技期刊和精品科技期刊之列，连任3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晋升为陕西省管二级编审，并被教育部科技司评为全国高校科技期刊杰出主编，同时他也以编审身份兼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和西北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独著、合著或主编有《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等30余部，在《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等刊发表论文380余篇，所著《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1792-1949）一书获得陕西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自1999年以来，他先后指导毕业硕博士生25人（含韩国留学生1人），合作指导硕博士生10人，在读博士生和博士后5人。这些学生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志同道合者形成了一支科技期刊史研究的团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正在为达到新的目标不断进取。
世上没有漫不经心的成功，也没有轻轻拨动一下就可以永远运动下去的“永动机”，每份看似漫不经心的成绩背后其实都是经年累月持之以恒的用功。当看到这部新著时，我想我能掂得出其中的分量，这种沉重，恐怕难以称量。我跟小姚的“缘分”，也正来自对他横溢才华的赞赏，对他锲而不舍、无私奉献精神的钦佩。当我从书中读到和小姚一起对224年前《吴医汇讲》版本的考察和论证、再次无可辩驳地证实《吴医汇讲》为中华第一刊时，深感这项工作的艰辛，也对有些轻率的认识感到难以苟同；当读到我们一起发表的《科技期刊建学的社会基础及学科框架构想》和《泛期刊学的概念与定义》等文，首次提出“泛期刊学”和“科技期刊学”概念时，深感要想建立“科技期刊学”必须由“史”做起，方能夯实基础；当读到第13章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中我作为高校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先介人讨论的往事，我感到很亲切，勾起了很多回忆，我虽然对当年的讨论很投人，但却是由此方知我是作为高校自然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高校自科学学报工作者首先发表文章介人真理标准讨论的；当读到第25章关于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的诞生与发展时，尽管只是提纲掣领地勾绘了几个侧面，尚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但却是首次涉及这个主题，并提出了世代更替之际中国科学期刊协会等鲜见史料，还对全国地方高校学报社团的发展历史作了首次研究。
这部著作也有一些重要的新认识，即：否定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朱翼》为最早中文期刊的说法，确认《吴医汇讲》为我国最早期刊，也是最早中文科技期刊；否定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俘》（《东吴月报》）为最早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的说法，确认上海圣约翰书院一圣约翰大学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3月20日创办的《约翰声》（The St. John's University Echo）为我国最早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
这些研究视角、研究结果和研究结论，均有使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将其与国之大事相联系、与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相联系，使我们倍感责任重大、任重道远。我们的前辈们单路蓝缕地开创了高校科技期刊事业，在西学东渐、东学西渐中对中国命运的思考，在推翻封建制度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对科学与民主的张扬，在新文化运动中对旧文化的改造，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对民族文脉的存续和坚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我国高校科技期刊事业的探索，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理论酝酿，在21世纪面临诸多挑战的守正创新：这就是我们走过的路，这就是这部书稿勾绘的一幅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百年变迁的历史画卷，大有纵横裨阖、经纬交错、波澜壮阔之恢宏气势。我们由此，不仅了解了昨天，也看到了明天的希望和发展方向，这正是这部百万字著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想，这部《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百年史》肯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或纸漏，但终于勾勒出了从清光绪十五年（1889）到2016年128年历史的一个轮廓，而且给后来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哪怕它只是一个供人批判的“靶子”，也是我们迄今所见第一部比较完善的中国高校科技期刊史。我衷心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成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