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志》创刊于1909年 2月，终刊于1948年12月，历时近40年，共出版33卷382期。它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并发行，是我国近代历时最长、影响深远的教育类期刊之一。
一
庚子国变，清廷实施“新政”，教育成为推行“新政”的试验场，各类改革异常活跃，《教育世界》、《直隶教育官报》等一系列译介海外教育理论的教育类杂志随之兴起。特别是1905年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蔚然涌现，传统的教育观念、教学方法与教育内容已经难以满足新式教育的需求，国内兴办新学、传播新知之风气大盛。在此背景下，商务印书馆适应教育改革的需求，将业务发展重点转向教科书的出版发行。当时的负责人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支持者，刚好与热心于学制改革的陆费逵一拍即合，决计开辟一个国人学习教育理论、探讨教育实践、传播教育思想的平台，同时达到推广各类教科书之目的。
1909年2月，《教育杂志》诞生，陆费逵任主编。创刊号刊载了《教育杂志简章》，开篇即表明其“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之宗旨。刊物设立二十门类，依次为图画、主张、社说、学术、教授管理、教授资料、史传、教育人物、教育法令、章程文牍、记事、调查、评论、文艺、谈话、杂纂、质疑答问、介绍批评、名家著述、附录等。创刊号上登载了《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缩短在学年限》等。陆费逵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中写道：“窃以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如采用俗体字。此种字笔画简单。与正体字不可同日而语……若采用于普通教育，事顺而易行。”早期刊物的内容基本围绕着简章中的二十大门类展开，包括本国教育现象评论与主张、外国学校情况介绍、国外教育理论与教育调查，辅以教育法令、教育管理方法以及教育小说等。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每期杂志都会附有教育类图书的宣传夹页，以期推广各类教材。
二
1912年，因陆费逵另立门户，主编之职交予朱元善，由此开始其主持笔政的近10年生涯。朱元善沿用了前期既有的杂志形制，并不断从别国杂志中汲取精要。其间，朱元善自己撰稿的文章有《暑假中儿童管理法》、《学校风潮论》、《小学校公共心养成之要求》等。此外，还有黄炎培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考察本国教育笔记》、《民国二年教育统计之一斑》、《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等，俞子夷的《现今学校教育上急应研究之根本问题》、《算术教授之科学的研究》等，蒋梦麟的《高等学术为教育之基础》、《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等。这一时期《教育杂志》的编译类文章多用笔名“天民”（公共笔名），此类稿件多数是由朱元善选编并交编译所同人编译。特别是自1914年起，大量刊登介绍勤作教育的相关文章，将勤作主义思潮深入引进。相关文章包括《凯善西台奈之教育说》、《勤劳教育论》、《勤劳学校之经营》。然而， 由于朱元善学识不高，加之社会人脉有限，其主持笔政期间，《教育杂志》的内容较之同时期的其他刊物已经显示出落伍的迹象，商务印书馆为此萌生撤换主编之意。特别是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杂志发表了《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对《教育杂志》等期刊加以严厉批评。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借变革契机，于1922年将李石岑推上主编之位。
李石岑提倡学术独立，担任主编期间，利用学术优势，开展了杂志改革。自14卷第1号起，刊物形式更为灵活，各栏目名称更为新颖，不再囿于创刊初期的既定门类，新增“世界教育新潮”、“教育评坛”、“新刊介绍”、“教育界消息”、“通讯”等，内容较之过去也更为丰沛饱满。但因李石岑个人事务繁忙，自14卷第6号起，刊发启示，将主编事务交付周予同。在此期间，《教育杂志》于14卷第9号开辟“现代教育思潮号”，刊载了十余篇文章，主张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反对教师本位。1923年初，商务印书馆为扩大刊物知名度，拟让编译所哲学教育部主任、著名心理学家唐钺（字擘黄）担任主编，但唐钺先生勉强编完一期杂志后，1923年15卷第1号的《教育杂志》上就刊出一则启事：“本社编辑，原定唐擘黄先生担任。现因唐先生事务太多，而前编辑李石岑先生适回社，自本年第二期起，本志编辑事务仍由李先生主持。特此通告。”从此时开始直至1932年，《教育杂志》的主编依旧是李、周二人。在此期间，陶孟和、舒新城、杨贤江、任白涛、俞子夷、杜佐周、常道直、潘公展、陈鹤琴、廖世承、朱自清、卢于道、丰子恺、张宗麟、沈百英等知名人士均在《教育杂志》发表作品，叶圣陶的《倪焕之》等一批进步文学作品也刊载于此。此外，刊物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类专号达十余种，包括“性教育专号”、“小学各科教学法号”、“小学教育参考书专号”、“职业教育专号”、“中等教育专号”、“儿童心理专号”、“幼儿教育专号”、“平民教育专号”、“城市平民教育专号”、“实验小学教育专号”、“成人教育专号”等。这些专号针对某一类教育问题开展集中广泛的讨论，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探讨氛围。同时，刊物也十分重视对欧洲社会教育思潮的引入与宣扬。
三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被毁，《教育杂志》被迫停刊，直到1934年才恢复发行。复刊后的第一任主编为何炳松。复刊号上刊登了王世杰的《教育杂志复刊感言》、何炳松的《本杂志的使命》、马宗荣的《九·一八以后日本教育的动向》以及杜佐周的《我国小学教育目下应走的途径》等。王世杰在《教育杂志复刊感言》中言：“教育杂志执笔诸君子，历来率为国内教育专家，今后必能光大斯志以往精神，对于关系民族复兴运动之教育方案，必能广集专家之闻见与议论，以为全国从事学校工作与教育行政者之良导；因以减少其错误，增进其工作之效实。余故乐于斯志复刊之始，略赘数语，献予之热望，并祝斯志之成功！”何炳松在《本杂志的使命》中提出要在四个方面努力，包括“打倒国内的文盲”、“复兴国内日趋崩溃的农村”、“提倡生产教育”、“提高文化的程度”。在他担任主编期间，杂志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他深感自己基本达成任务，便辞职去暨南大学，将主编一职交予黄觉民。
黄觉民担任主编一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商务印书馆等一批文化单位在1937年夏季就开始一路向南转移，最后安顿在香港。香港陷落后，黄觉民连夜逃往澳门，后辗转到重庆，继任《教育杂志》主编。两年后，因经费拮据，编辑部被裁撤，他改任成都商务印书馆经理兼编审员。抗战期间，《教育杂志》所刊文章虽数量锐减，但内容始终紧跟社会现实，同时贯彻刊物一贯之宗旨，所刊文章有《教育设备的战防集中策》、《改变学校办法以解决教育困难》、《战时教育的目标与设施》、《战时课程问题》、《战时战后函授自修问题的讨论》等，为战时的特殊教育现实，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指导。第31卷1期推出“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第31卷7期推出“抗战四周年纪念号”。
抗战胜利后，《教育杂志》于1947年复刊，复刊号为“战后中国教育专号（上）”，主编是赵廷为与李季开。赵廷为在《我们的信念与愿望》中写道：“愿望今后教育界同人不再保持缄默，赋予战后中国教育以一种新的生命！”同期刊载的文章还有庄泽宣的《战后中国教育向那里走？》、常道直的《世界教育专业组织与国际和平》、杜佐周的《战后中国的大学教育》、马客谈的《战后中国的国民教育》等。此后，《教育杂志》相继推出“基本教育专号”、“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专号”、“中学教育专号”、“社会教育专辑”等，直至休刊。
近40年的刊行历程，《教育杂志》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见证者与亲历者，忠实地记录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艰难和曲折，为中国教育发展史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