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的传播生态下，中国机构媒体的从业者如何在话语和行动中建构新闻业的边界和文化权威。通过深度访谈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45位一线媒体人，研究认为从业者以自媒体为参照系，反观机构媒体的日常实践，通过重申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以划清界限。同时，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从业者借鉴和改造自媒体的经验，突破过去的工作惯例，提升原有的新闻生产，在行动中赋予专业主义话语以新的阐释。然而，当从业者试图在实践中将边界话语“表演”出来时，却屡遭挫折。各家媒体融合程度参差不齐，编辑部面临着制度约束、理念冲突和人才断层等困境。种种因素的耦合使从业者心态复杂，既有不为人知的理想和决心，也有对职业生涯的苦闷和彷徨。新闻业的边界工作难以用简单的类型来勾勒，何去何从，仍不可知。
【关键词】新闻边界 新闻专业主义 传统媒体 自媒体
【作 者】单凌、刘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解放日报》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的探度发展冲击了以传统机构媒体为主导的媒介生态，过去由机构承担的新闻生产的角色，已经逐步地开放给不同的社会成员来实践。随着后者在信息的制作和传播中占据更大的角色，两者之间的张力倍增。今日的新闻界由专业者与具有天赋的业余大军构成。
不可避免地，这场剧变影响了身处其中的媒体从业者。有研究显示，近年来机构媒体从业者的流失开始提速，大批流向互联网企业和公关公司。另一份研究显示近四成的媒体人有转行的打算。这些数据是风向标，专业组织化的新闻生产腹背受敌，面临来自行业内外的严重威胁。
学界集中讨论新闻边界也正是近几年的事情，很可能是因为在新媒体冲击传统媒体之前，新闻业的边界相对稳定和封闭，而当其自主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时，边界工作成为分析当下新闻场域里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理论资源。
本文从局内人视角出发，讨论新闻职业群体如何通过专业主义的实践在边界竞争中维护其合法性。面对“离职潮”，选择留下的一线从业者心态如何？在新的传播生态下，从业者如何看待自媒体，如何在日常实践中建构新闻业的边界？哪些因素影响或制约了媒体人的边界工作？
二、概念框架
（一）边界工作与新闻业
边界工作由科学社会学家托马斯·吉尔因提出，他阐述了科学家通过边界工作确保知识权威和公信力的三种类型：驱逐，通过给一方贴上不合格的标签将之边缘化或驱逐出该领域；扩张，在一个归属权有争议的领域里，科学家通过与其他人比较强调其优势；保护自主性，阻止外部力量如资本的干预。
当学者将边界工作引人新闻业时，这一概念成为理解当下新的传播生态的有益尺度。如果沿着职业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路径，继续把新闻从业者视为有先在的规范，那么这种取向在新闻职业屡遭非专业内容生产者挑战的局面下，已经捉襟见肘，应对不暇。另一种取向是建构主义，真正的问题并非“一个职业是否足以成为专业”，而是“在何种情况下一个职业和职业群体尝试转变为一个专业和专业人士”。
新闻业作为职业乃至专业是由从业者在历史进程中通过实践建构的。边界工作正是循着这个思路进入新闻业的研究，在新闻业面对外部冲击的情况下，边界是由机构媒体和业余大军协商和争夺着的。
（二）边界工作与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核心话语资源被频频引入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是因为它提供了开展新闻报道的合法框架。这一舶来的概念在十五年前就有学者观察到，在中国只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今天，当组织化的新闻生产受到去专业化力量冲击时，中国语境的复杂性还在于新闻的专业化并未完成。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虽然形成于特定历史时空的纸媒，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在新的历史时空中不断地由从业者践行和阐释着。
已有研究者引入边界概念分析中国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话语，认为中国新闻界通过对内驱逐不专业者对外强调专业新闻的优势以保护其自主性。
对于既往的研究，赛斯·刘易斯指出，边界工作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边界工作的话语，一类是实施边界工作的行动。而此前的研究对后者不够重视。本次研究吸纳了刘易斯对边界研究的反思，从边界工作的话语和行动两方面考察。
三、研究方法
研究采取深度访谈法，访谈对象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主要机构媒体里从事新闻采编与制作的一线工作人员。抽样方式为立意抽样，以采访对象的关键性、行业权威人士的推荐、研究者所能接触到的人际网络为依据，且以采集到的资料出现大量重复为判断来结束样本的收集。
访谈时间为2017年3月至4月。有效样本共计45份，北京14份，上海20份，广州（深圳）11份。分布于25家媒体，包括15家报社、5家杂志社、2家电视台、2家电台和1家通讯社。访谈对象的工作年限从1年到20年不等，尽量兼顾性别比例平衡。
所有访谈对象都予以匿名处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受访者分别用字母B、S、G加数字、性别、从业年限表示。所有访谈均留有记录，以确保其真实性。最终整理出约6万字访谈内容，并用定量软件做了辅助性的数据处理。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离职潮”下的从业者
互联网进人中国二十多年，其间传统媒体经历了几轮离职潮，但从未像今天这样遭受如此剧烈的动荡。访谈中，一线媒体人年轻化、流动性强、收入低成了从业者们的普遍感受。职业天花板、自媒体创业的神话成了媒体人出走的主要动因。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留下的媒体人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他们的回答经整理和分析可见，专业对口、自由、新闻理想等出现频率最高，其原因是：对新闻专业和职业的喜爱，对自由的工作时间的青睐，对新闻理想和社会影响力的追求。
不走，一个是因为感情，作为摄影记者来说是最好的平台之一，感恩。另外理想还是有的，但是现在理想和现实的比例会安排好。（G7，男，11年）
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接触到不同的选题会逼着自己在工作中不断地更新。（B5，女，10年）
新闻业可以最好地了解中国现实。另外喜欢写作，这个行业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作品的影响力，每写一篇文章的成就感。（S9，女，20年）
当然，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受到职业规划和人生阶段的影响。一些女性从业者因年龄渐长而追求职业稳定。部分男性从业者不排除跳槽的可能。新入行的媒体人看中机构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以及在特定条线的锻炼机会。
比起外界对传统媒体衰退的种种揣测，身在其中的从业者显得平静许多。
每个行业都在进步，过时的被淘汰，也有新的机遇，只要跟上时代、持续学习，就不会被抛下，不用过度恐慌。（S19，女，1年）
所谓传统媒体的死亡，其实只是媒介形态发生变迁，不是媒体人这个职业的消亡。（B14，男，6年）
一些访谈对象认为外界的唱衰部分归咎于一些高调离职的前同事们，他们不仅在消费新闻理想，还强化了外界给传统媒体贴上的“夕阳产业”的刻板印象。
这是一种受害者心理。他们在资源稀缺的年代里获得的，难道就是记者这个职业理所应当得到的吗？（S10，女，13年）
造成很大的伤害，90后新入行的会产生很大的迷惑心理，他们觉得老记者干了这么多年都这样了。那这个行业我有必要干吗？每天我都得给他们祛魅和澄清。（G9，男，9年）
多数媒体人认为一旦坚持了最初的职业选择，就意味着选择了物质相对清贫的道路，但绝不会因此不求上进，更不会沉沦。
想要名利权，那就出去。想要实现在专业领域里的影响力和下情上达的目标，那就只有留下来。（S2，女，7年）
有时看到报社的几个大字，觉得自己身上的使命担当还挺重的。这么多年的历史、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好的平台，怎么就不行呢？甚至是有点要用行动去回击那些唱衰纸媒的，还有经常劝我离开的前同事们。（G6，男，8年）
学界和业界的很多人对纸媒持很消极的评价，我对新记者反复强调不要埋汰我们的行业。每天都憋着一股劲在干活，无论环境再差，也要在舆论场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G9，男，9年）
（二）守卫边界：何以可能
随着互联网有了真正的社会密度，数量众多的自媒体开始逐步消解机构媒体在内容和渠道方面的权威。现在，从业者必须接受一个现实：这不再是一个专业机构媒体能垄断议程的时代。
自媒体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比传统媒体更互动，更多元，顺应了时代的需求。（G6，男，8年）
这里的自媒体，是泛指机构媒体以外的所有参与式的传播者。那么，机构媒体的从业者应该如何应对呢？在审视对手的过程中，访谈者认为自媒体固然在日益显示其威力，却也是其最薄弱的时候。
1、自媒体的脆弱性
第一重脆弱性在于，自媒体一旦成为被认可的信息发布渠道，必然需要一定的商业机制保证其运行。由此滋生出一类营销号，更像是另一种形式的广告公司，通过高超的策划能力推出软广告。
自媒体多是流水线式的团队运作，有人做内容，有人谈生意，有人负责跑场。他们不在乎现场，也不在乎观点是否有料。发布会一般让实习生去，但是公关和客户都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抱团互相转发，能刷出很高的点击率。（S11，女，8年）
第二重脆弱性是内容创业的自媒体生产出大量同质化的内容，面临着新一轮的分化。有特色的脱颖而出，没有特色的很快会消失。
客观翔实的采访和事实越来越少，评论过剩，读者厌烦后会有新一轮的洗牌。（S14，女，10年）
第三重脆弱性在于机构媒体拥有国家特许的新闻出版牌照，自媒体在重要的时政活动、大型赛事上没有准入权限，一旦有过激的越线行为，可能会被立刻禁止采编（播）权。
我们看到新的业态出现，提供了新的范式。但他们不是一个良性的发展方式。裂视频被吊销做时政的资格，这是很遗憾的。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要有基本的新闻操作规范，否则公信力无从建立。（G9，男，9年）
2、“乱象”引发的边界反思
通过对自媒体现状的反思，机构从业者强化了划清边界的意识新闻伦理、新闻专业主义、特许牌照三个方面被视为在边界竞争中获得合法性的保障。
首先，主流媒体受其社会责任及职业道德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能抵御外部力量对新闻生产的侵蚀。
审查、政策管制、人际压稿，这些都是有的，但是编辑部的心是往一起的，在允许的空间里呈现好的新闻产品。（G1，男，10年）
其次，在传媒领域深耕多年的机构在资源、公信力和原创内容生产上有一定的积累。
在内容生产第二次爆发的这个当口，对于传统媒体人反而是一次机会。（S16，女，，3年）
同一件事，人人都知道，但不同人写就是不一样，立意、境界、格局、表达方式、占有一手材料的丰富性。（B5，女，10年）
最后，在当下中国复杂的舆论场，传统媒体可以担当起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任务。
我们熟悉中国的语境，了解中国的国情，其实我们是有机会的，因为这两个典论场还是割裂的，有些事件民间搅得天翻地覆，官方就是不回应，这中间缺的是严肃媒体。（G9，男，9年）
（三）守卫边界：何以可为
自媒体在垂直细分领域展现出优秀的信息策展能力，和对传播语态、热点的精准把握，内容生产的专业性不再为从业者专享，继而催生出媒体人的危机意识——必须提升新闻业的专业门槛。
1、职业技能的全方位提升
过去信息环境单一，记者凭借个人能力和平台优势就能脱颖而出。当渠道不再垄断，记者应随技术进步提升专业门槛。
媒体的专业门槛其实变高了。以前平台成就你，现在首先你要成就你自己，另外用户的眼界和能力也在进步，水涨船高。（S17，女，13年）
专家型记者就是我们的门槛，一种是理论层面一种是技术层面，要走出舒适区。（B8，女，5年）
2、网络化的生产流程和人员构成
在一些媒介融合程度较深的机构里，新闻编辑室的生产流程和人员结构变得更加水平化、自由和灵活，“项目组”“工作室”取代了传统的条线作业。原本在传统的新闻编辑室里，记者、编辑、美工之间是上下游的关系。但在数据驱动的团队协作中，这种隐性的隔阂被完全解除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做完，再交给下个人去加工。编辑要和设计部门保持沟通。（G3，男，4年）
现在是多工种协同操作的过程，技术人员比过去更深入地参与到生产过程中，视觉总监前期就会加入，从微观的角度倒逼宏观的创意更新。（B8，女，5年）
一些机构开始打造“网红”记者，让有能力的媒体人走上前台，与众多自媒休大号争夺流量。
我们重点打造的时政和反腐脱口秀节目，都是现象级产品，点击量从千万到几个亿不等。（G6，男，8年）
我的团队在二、三十个平台上发布音频、视频、文字等各种产品。我走专业壁垒高的路线，我的助理负责打造一些爆款产品。（S2，女，7年）
3、调查性报道的转向
调查记者是整个行业最奢侈的岗位（G10）。“奢侈”是指人才和内容的稀缺。目前在机构媒体里，坚持在一线的调查记者数量有限，但他们仍然在思考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有所作为。
老记者和我们说过，如果今天说的痛快，明天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那就不值得。每一篇作品能达到小小的进步就可以了。（S9，女，20年）
中国的舆论生态很复杂，作为一个有公信力的品牌要延续下去，就应该平衡，既要触及，又不会遭到反弹。如果太利激了，那很可能很长时间就不能做新闻了。（G9，男，9年）
再者，过去主要依靠爆料成就独家，但在社交媒体时代，新的热点层出不穷，这种模式很难持续下去，这就需要从源头上去思考如何重新定位。反腐揭黑题材越来越不受关注，不断壮大的城市中间阶层开始取代草根人群，成为网络舆论的议程设置者，舆情热点也转向这一阶层更关心的公共管理事件。
现在做社会调查的主要是刚入行的记者，在城市长大的居多。和80后成长为城市的主流人群也有关。买房、教育、收费等公共话题越来越多，偏远农村的题材少了。（Bl，男，‑10年）
城市白领为什么要看访民的题材呢？很多人觉得和他们没关系。我们考虑做更广泛的题材，这需要记者对日常的动态新闻有所思考和提炼，然后重新包装和设计一个议题。（G9，男，9年）
这些变化说明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主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记者要唤起公众参与的热情，引领公众讨论，就需要带着他们的疑问进行新闻的挖掘和核查。
铁肩担道义是好事，也不是好事，会让我们陷入某种自负，以为这个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很重要，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垄断议程，不可能满足所有人。（G9，男，9年）
（四）内外交困的边界行动
然而，中国传媒业的复杂生态决定了从业者的边界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编辑室内部未能在转型上达成共识，在根基不稳的情况下，还要经受来自外部的冲击，从业者由此产生了种种困惑，制约着他们的实践。
1、外部因素的挤压
（1）新闻管理
上级管理部门对记者的职业理念持续施加影响，媒体人能与之博弈的空间更加狭窄。
现在对新闻的管控越来越严格，各种指令性、程序性的任务特别多，占据了大量时间，挤压了对真正有意思的新闻的挖据。（S4，男，10年）
（2）市场环境改变带来的迷思
资本的加持和粉丝的狂欢诞生出数量惊人的10万+点击量和阅读量，版权意识薄弱，不生产内容的平台轻松收割流量带来的利益。相比较而言，坚持操守和原创的从业者显得水土不服。
认真去求证，找多个采访源，这些以前正常的流程现在被视为异类了。（B7，女，5年）
我们这种文字工作者的知识产权一直被贱用，相当于都在给互联网打工。（G8，女，9年）
2、编辑室内部的制约因素
（1）作为“保护伞”的体制
传统媒体仍然面临着去泡沫化的压力，体制作为保护伞庇护了一些不作为的从业者和机构。
现在一圈报纸看下来，没有几篇需要阅读的，完全可以让机器人来写稿，这是非常低级的工作。（ B8，女，5年）
还要淘汰一批，广州现在还有六份报纸，不可能承载那么多。（G7，男，I1年）
（2）缺乏共识的媒体管理层
日前机构媒体融合水平层次不齐，一方面，边界工作对一些从业者来说是在实践中屡屡遭遇的问题。
我们市场化程度非常高，试水也是更早遇到天花板的。许多关乎底线、职业尊严的问题，我们都遇到过了，这是改革的阵痛期。（GS，女，9年）
另一方面，在一些媒介融合速度迟缓的机构媒体，从业者表达了对管理层的失望。
互联网的成功在于用户取向，现在有的传统媒体融合的整个模式、观念和设计都不对，很缓慢，效果不佳。（S15，女，7年）
内部还有认知障碍，高层觉得有趣的东西，一线编辑觉得不符合传统的评价标准。（S11，女，8年）
人事关系难以协调，也在挫伤一线记者的工作热情。提倡个性的互联网思维与体制中庸守成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创新过程中阻力重重。
推名记者也有分歧的，担心人红机构不红。（S2，女，7年）
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存在利益分配，有些部门利益受损，一旦利益问题解决不了，就会有消极怠工的行为。（BS，女，5年）
（3）对技能提升的矛盾心态
互联网转型带来的高技能要求并未在从业者中被广泛接受，尤其是文字记者群体，一部分人在勉力适应。
文科生从内心讲是有些抗拒技术的，但是现在像网络爬虫，R语言这些，必须吃透，才谈得上数据思维。（B8，女，5年）
技能提升需要时问，而编辑部的各项标准缺乏弹性，引发了记者的不满情绪。
我试过，不适合。每个人受每个人的才能所限，我对文字敏感，对画面不敏悦，业务之间互相也有一定的干扰。（S9，女， 20年）
（4）过度量化的评价体系
文章的点击量、转载量成了悬在记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少访谈者对这种评价标准提出质疑。
一些媒体人和机构把PV（访问量）、UV（独立访客量）作为参考标准，这不足以完全衡量新闻价值，一般社会事件一定比时政新闻点击率高。（ G4，男，6年）
一些机构媒体还将业绩与新闻产品的数量直接挂钩。过分强调产品数量甚至带来一种错误的导向，似乎技术的升级可以取代分析、观察、判断等认知能力。
现在一个人至少要应付五六个端口，不让年轻人慢慢成长，而是一夜成长，他们很容易失去对工作的激情。不是会这么多技能就要做这么多产品。应该对新闻现场有基本的判断，如果是流动的，那就主攻视频和直播；如果需要全景，那就无人机；如果需要摄影，那就拍照。（G7，男，11年）
（5）新、老记者之间的理念冲突
记者群体遭遇人才断档，资深记者越来越少，媒体大量招实习生、新人，团队越来越年轻。一方面，熟悉网络话语和新技术手段的新记者给编辑部带来了活力。
网编几乎清一色的90后，我们写得很正的稿子到他们手里就能妙笔生花，口吻变了，里面加上图、段子穿针引线，特别好玩。（S11，女，8年）
但是新、老记者在职业理念上出现冲突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不少机构媒体都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个平台，和相应的两套操作体系。一边是传统媒体的操作惯例，层层把关，流程严密；一边是新媒体平台，大量招收懂技术的新人小编，需要有噱头和煽情的内容，对信源、事实核查的要求没有前者高。实践中两个平台又经常在内容上共享。
经验丰富的记者们认为一些新记者不了解国情，心态过于激进，在工作中容易犯错。
我做很严肃的报道，刚入职半年的徽信编辑在里面加色情的内容，打黄色新闻的标题，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传播会有很大的伤害。人员大量流失后是层次不齐的状态，各个端口的人才不匹配，很难端出高质量的产品。（G9，男，9年）
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了解不够，急于求成，一旦受挫就容易偏激，心灰意冷。媒体是监督和平衡的力量，需要持久的赖性。（S9 ，女 ，20年）
多数记者强调在新媒体语境下，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主要围绕着事实核查这一原则来进行。
记者还是要去第一现场，采访多个信息源，尽可能地还原真相。社交媒体很多只是路过拍几张照片，有图并不一定有真相。（ C7，男，11年）
然而在新闻生产节奏提速的移动互联时代，从业者要平衡时效和准确性越来越难。一些新记者认为传统的流程已经不合时宜，这种理念上的冲突给编辑部的工作带来不小的阻力。
从某个角度来看就是孤立无援，你做的事年轻记者不理解。我们的工作非常难做，我还要做事实核查官。记者采访完后把录音给我，我得再听一遍对方是不是讲了，又是怎样讲的，表述必须非常严谨。每一条稿子都要做得很才扎实，要么你拿到这个信息，要么就不发。这导致我每天的工作非常累，下不了班。（G9，男，9年）
另一方面，资深记者熟悉“传帮带”新手的方式，而新记者更青睐平等的交流。这种不和谐伴随着互联网转型的技术要求更加凸显，新记者会更熟悉网络话语和新技术手段。
现在实习生干的活和编辑是一样的，很多技能上的东西，实习生会，但是记者、编辑不会。（B8，女，5年）
向前辈学习可以更快地加强业务水平，但并非只有这种方式，应该互相学习，资深记者可以传授经脸，年轻人也可以帮助对方开阔思路。（B12，女，2年）
五、余论
机构媒体和业余大军未来的发展究竞谁主谁从，仍然是言人人殊。自媒体的勃兴，似乎象征着专业新闻机构的没落，新闻生产全面走向杜会的可能，但其先天的脆弱性——严重依赖资本输血，没有新闻出版牌照，后天的不合规范——为博眼球透支公信力，内容同质化，将迎来行业大洗牌。在这个当口，一线媒体人认为，在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复杂的舆论环境下，如果能盘活已有资源，以专业主义的理念坚持生产优质的内容，同时借鉴自媒体的经验，不断尝试新闻创新，那就能够和自媒体们各司其职，形成共建的新闻生态。
但是，中国传媒业生态复杂，外部因素如新闻管理、自媒体“流量为王”的理念、平台霸权影响了专业主义的发展空问。从内部来看，机构融合程度层次不齐；人事复杂，理念混乱；团队年轻化，流动性强，人才断层。在这此内外因素的挤压下，从业者心态复杂，压力重重。边界工作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只有等待时间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