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无常的变脸游戏，无异于饮鸩止渴；立足核心价值办出风格，办出品牌，才是文学期刊发展的关键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经历着双重边缘化的考验，一方面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另一方面是随着新媒体影响力的日益扩张，文学期刊在媒体格局中的边缘化。相当一部分纯文学期刊因此陷入阵痛期，相继“改嫁”或“关门”，以至于世纪末出现了文学期刊纷纷停刊的“天鹅之死”现象。穷则思变，为了走出生存困境，重新吸引和凝聚读者，众多文学期刊纷纷树立起改版的旗号，以不同的策略寻求不同的发展道路。
总的来看，这一轮文学期刊分道，在内容风格上，一是向“杂”过渡，二是向“特”转型。所谓的“杂”，是指在坚持文学性或保留一定比例的纯文学版面的前提下，从大文化的角度拓展视野，增加期刊的信息含量，鼓励作家更加广泛同时又更具针对性地直面鲜活的社会生活。如1996年改版的《天涯》，就从 “纯文学”刊物转型为一本“杂文学”刊物，文学仅压缩为其中的一部分，同时加入更多思想性、文化性的栏目。向“特”转型，则是指从漫天撒网的大众传播转向快速精准的定位传播，专门面向某一年龄阶段、某一职业身份的读者办刊，或者主攻特定的题材、文体，走这种“特”刊之路最成功的当属《萌芽》和《佛山文艺》。前者凭借“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及爆得大名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写手，引来以中学生为主的读者的热烈追捧，后者则旗帜鲜明地打造成“第一打工文学大刊”。
在外部功能上，转型中的文学期刊也有不同的拓展路径。有一些是功能分化，走一刊多版的路子，开辟生存与发展空间。像《作家》《收获》《钟山》等就在2000年以后相继办起了长篇小说的“增刊”或“专号”，《北京文学》旗下的《中篇小说月报》以及《当代》的《长篇小说选刊》也是此种策略下的产物。还有一些期刊直面媒体格局的变化，在推动媒介的多元互动中寻找新的可能性，比如与出版、影视、互联网等媒体样式联手，吸纳新媒体的新思维，拓展传播空间。像《当代》《十月》作为出版社主办的刊物，就与图书出版形成了良性互动，而《收获》《小说月报》为文学与影视牵线搭桥，也是扩展自身影响力的一大策略。
文学潮流的流转是变幻不定的，没有哪家期刊能够始终立于潮头，因此坚持自身的风格、保持核心价值才是期刊奠定品牌的基石。形象模糊、犹疑不定的期刊，是很难拥有稳固的读者群体的，也无法在林立的期刊中生存下来。这就要求文学期刊在转型的过程中，做好风险评估和长期规划，在尽量保持刊物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的前提下，追求风格的多样化与互补性，稳中求变，培养品牌维护的意识。例如，《小说家》和《小说月报》原本同是隶属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类刊物，《小说家》改版为《小说月报·原创版》后，与《小说月报》在审美趣味和印刷风格上保持基本一致，发行量从几千份攀升到十几万份。这种品牌整合使品牌形象显得更加简单、清晰、卓然不群，可以集中优势资源把品牌做大做强。
让人遗憾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的转型潮流中，尽管不无成功的范例，但更多的还是草率改版的失败者。不少期刊界人士把改版、转型理解成了炒作，炒作无非是提高期刊的曝光率与知名度，而品牌建设光靠一时的风光是远远不够的。不少期刊轻易放弃长期积累的优势与特色，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向影视艺术、网络文学靠拢，无法满足读者深度阅读的需求。也就是说，文学期刊成为影像、网络的注释，成了一种附属产品，一种完全可以被替代的选择，失去了核心竞争力。还有不少文学期刊改版为非文学的文化类、娱乐类、综合类期刊，想当然地认为只要降低品位，走时尚和通俗路线，期刊就一定能够大红大紫，这种改弦易辙引发了关于“文学的自杀”的焦虑。更多的刊物，盲目跟风，没有清晰定位就随意变脸，以至于从旧的重复办刊模式走向新的重复模式，改版潮流中的选刊热和校园文学热就是典型现象。
事实证明，那些反复无常的变脸游戏，无异于饮鸩止渴；而那些包打天下的“雅俗共赏”，往往导致雅俗不赏的尴尬。打破重复办刊的惯例，办出鲜明的特色，力争人无我有人有我强，才是文学期刊发展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