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江曙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1921年前《小说月报》由王蕴章和挥铁樵主编，编辑特色主要在于：在栏目设置上强调小说的社会启蒙功用；主编对古文小说进行点评以便于学生学习占文，这也间接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加强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在改革言情小说、古文点评小说、刊载短篇小说等有所体现；小说语言上1918年前多文言，其后提倡白话。
【关键词】《小说月报》 王蕴章 挥铁樵 栏目设置 小说俱乐部
商务印书馆两次聘请王蕴章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第一次从《小说月报》创刊号至1911年第12号共19期，第二次从1918年第1号至1920年第12号共36期。挥铁樵经庄俞介绍受聘于张元济，因张元济“赏识其古文翻译才能，延聘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持1912年第1号至1917年第12号共72期，其中1912年前三号主编署为“小说月报社”，学界认为实则由他主编，1918年由王蕴章重新担任主编。
王蕴章和挥铁樵在栏目设置、古文小说点评、小说语言选择以及读者交流上具有鲜明特色，为后来的刊物提供较好的示范作用。
一、栏目设置：“小说乃大说”
1.王蕴章的栏目设置
王蕴章明确《小说月报》的办刊宗旨为：“以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为宗旨。”启蒙和传播新知是刊物最主要的诉求，所以刊物的栏目设置有“译丛”“新智识”“图画”等，虽与小说无关，但能够“灌输新理，增进常识”。
《小说月报》有长篇、短篇、译丛、笔记等八个栏目。其中“译丛”多为国外新闻和事件的翻译，与文学无关。
将《小说月报》的栏目与《新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小说时报》的栏目设置相比较，《新小说》注重小说的教育和启蒙功能，多按照小说的类型分门别类，如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绣像小说》注重创作小说，重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翻译小说比重较小。《小说林》时期还是以小说类型划分，开始重视短篇小说，单独设置“短篇小说”栏目，但相对于这些类型化长篇小说而言篇幅和比重都非常小。《小说时报》直接将“短篇新作”和“长篇新作”并列，对应的是“名著杂译”，分类的标准相对统一。《小说月报》长篇与短篇小说并列，并在每号的目录中标注小说类型，如“哀情小说”“实业小说”“社会小说”等，这种分类方法更为简明和科学，尽管小说类型分类标准不是很统一。
2.恽铁樵的栏目调整
恽铁樵的小说观直接反映在刊物的栏目设置，1916年第1号将“短篇”和“长篇”统为“琐言”一栏，1917年第1号又改为“寓言”栏，1917年第7号变为“新著”与“丛译”两栏。琐言和寓言都是属于古代小说的概念范畴，“琐言”含义上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非正面发挥政治学术之大者，皆小说也”。所以“小说之体，记社会间一人一事之微也”，其内涵包括“家常至琐至屑无奇之事迹”，指向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叙写。“寓言’，则“明此为设事惩劝，非可据为典实者也”。寓言的目的在于惩劝。“新著”与“丛译”分别对应创作与翻译。琐言和寓言承载的是“小说补史”“小说载道”功能。
从第五到八卷将“杂组”作为独立小说栏目设置下来。杂俎实为小说研究之类的文章，“凡关于小说考据，与夫零嫌断素之小品文字属之”。恽铁樵在第五、六卷设置“笔记”栏目，将其视为小说：“若曰章回体为小说正宗，然章回仅小说一种耳。故自鄙意言之，笔记亦小说。”第五、六卷他设置“国故”“赢谈”栏目，到第八卷第一至六号改为“记事”，他认为“向之名典故、赢谈者，统言之曰记事......此全卷之正文也”。其看来，“非正面发挥政治学术之大者，皆小说也”。
恽铁樵还设置“游记”“轶闻”“谈乘”“谈屑”“说觚”“谐乘”等栏目，意在“灌输新理”与“增进常识”，将其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小说月报》1910年6月闰月增刊有《海外奇闻》篇，介绍美国摩门教一夫多妻传统，其后翻译小说《解铃人》(1913年第11号)对摩门教一夫多妻制进行批判，“婚姻不自由，患始于家庭专制，而毒甚于多妻部落之世”。对此陈平原有论述：“‘新小说’注重‘史传’，故更热衷于引轶闻、游记入小说；五四作家注重‘诗骚’，故对引日记、书信入小说更感兴趣。”将这些素材和写法引入小说创作，从而引起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后被戏称为“大说”。恽铁樵坚持“小说载道”观点，强调文言小说反映社会、启蒙教育的作用。“《小说月报》自先生主持笔政后，文调忽然一变，窥先生之意欲引观者渐有高尚文学之思想，以救垂倒之文风于小说之中。”。
二、古文点评：“资课余补助之用”
1918年前《小说月报》最突出的特色是对古文短篇小说的点评，目的在于指导古文小说的作法，且可作为学生学习国文的辅助。恽铁樵与王蕴章都用古文点评小说，包括小说创作和小说翻译，揭示小说与古文创作的共通性，从某种意义上提升小说的文学地位。
1.主编的读者观
作为主编，恽铁樵有着明确的读者观，明确指出小说读者主要有三种：“林下诸公”“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男女学校青年”。但读者群是不断变化的， “尝谓小说仅所以消遣，未足尽小说之量”，“谓小说仅所以语低等社会，犹之未尽小说之量”，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但不限于教化平民百姓，也包括知识阶层和青年学子。到1919年前，多是学生和市民读者。其中办报宗旨不仅“供公暇遣兴之需”，更为“资课余补助之用”。其读者更多转向青年学生群体。恽铁樵重视古文小说，其实是为了青年学子的国文学习，因“小说能转移社会，而《月报》之短篇小说，尤能为学校国文之助手”。
其次，小说读物是学生群体启蒙的最佳工具。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指出：“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稗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梁启超进一步论述小说“熏、浸、刺、提”四力，强调小说的启蒙作用。小说自然也就成为启蒙学生的最佳方式和手段，其旨趣在于：“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
2.学生群体的古文学习与小说阅读
学生群体对于短篇小说的发展至关重要。觉我在《余之小说观》一文中认为章回小说由识字不多的实业社会和女子社会创作，短篇小说须由学生社会创作为适应学生社会的需求，“其体裁，则若笔记，或短篇小说；或记一事，或兼数事。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倘有难字，则加音释，偶有艰语，则加意释”。学生社会的兴起对短篇小说的发展尤为重要，学生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站上历史舞台，1918年前学生群体大多只是读者，1918年后学生逐渐发展成为短篇小说的作者、译者或评论者。
1918年前中学生和大学生大多国文主修古文。“自晚清以来，以表达知识为基本指归的‘近世文’大量涌现，‘灌输国民常识’，也和教授‘文章义法’一同成为近代‘国文’的两个基本宗旨。”清末民初国文教材虽各具特色，但都按照教育规章制度编定教材，黎锦熙在《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一文认为辛亥革命前国文教科书“其高者亦不出姚氏《古文辞类纂》等书之旨趣与范围”；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则“由姚选而进取法乎曾选之《经史百家杂钞》也者”。这在《翰甫君致本社记者书》(1915年第5号)一文中也得到证明：“本年再购一份，又捐赠一份于敝处忠实学堂。”
这样古文小说的佳作成为国文范文，成为学子竞相学习的对象。恽铁樵对文言小说加以评点，以此来指导学生作古文。古文与小说的写作手法上的共通性进一步提高了小说在学生中的接受，而将古文小说作为国文教学参考，有助于小说在学生群体中的推广。1910年《小说月报》创刊号为林译小说做广告，其中就提到：“盖不徒作小说观，直可为古文读本也。”1914年吴曾祺主编《旧小说》时指出：“窃以说部之书，托体较卑......盖将以是为学文之助云耳。”
3.短篇小说的古文评点
恽铁樵在1915年第12号《本报七卷预告》中指出：“短篇小说，择优评注。凡文法转折呼应之处，一一揭出。间有冷僻典故，亦随手注释，以便读者。”自1916年后恽铁樵对古文做评鉴，作为学生学习古文的范文。最为著名的是对鲁迅《怀旧》的点评，意在倡导古文作法。
恽铁樵主编期间，多以“焦木评”“铁樵”“冷风评”等形式对小说加以评注，绝大部分是文言小说，主要对文言小说的用词遣句、结构章法、文章修辞等做点评。以《何心安》(1916年第1号)为例，结构章法的有“八字考语，一篇纲领”“说明缘故，使下文不突兀”。文章修辞的如“省笔，所谓剪裁”“婉曲简洁，达人所难达，俗笔于此，费尽气力，只搔不着痒处”。恽铁樵点评较多的作家有江子厚、许指严、程瞻庐等。恽铁樵对小说译作也做一番点评，侧重在译作的创新处。不仅如此，恽铁樵还对《微笑》《燕语》两篇白话短篇小说做评注。恽铁樵的评注不同于文言小说的评注，多是旁白或对词句的解释，较少涉及结构与主旨意蕴。
王蕴章于1918年后对短篇古文小说进行评注，共有6篇，主要在于文言小说的用词遣句和结构章法。
革新前《小说月报》的古文点评集中在字法、句法、结构和意旨方面，通过分析小说中的“考据”和“辞章”来揭集小说蕴含的“义理”，以此作为学生学习古文与创作小说的范本。
三、读者交流：“小说俱乐部”
《小说月报》主编与读者加强交流。1912年第8号就刊登“来信通信”，1915年《小说月报》开设“本社函件撮录”，便于读者与编辑交流。主要有三：一是关于言情小说的讨论；二是关于古文短篇小说的评点与刊载；三是小说俱乐部的唱和。
1.言情小说的论争
关于言情小说，读者陈铁生认为：“今青年子弟，多半误于不良小说。学校百日修身，不敌言情小说数百字。”恽铁樵为此改革言情小说，将其改为社会言情小说，少言或不言情欲，而多面向社会。恽铁樵分析古代言情小说的弊端在于专写“情欲”，提出改变言情小说的决心。“故吾侪为小说。不能不写情欲。却不可专写情欲。岂但不可专写情欲，且当于不得已时偶一写之。以引起正文。”他摒弃古代才子佳人式言情小说模式，试图开创新的言情小说内容和模式。首先，恽铁樵提出言情小说的目的不在言情，而在于反映社会，“补助政教”。恽铁樵在《答刘幼新论言情小说书》一文集中论述言情小说，“多用风云月露花鸟绮罗等字样”，国外言情小说盛行原因在于“以意胜也”，于是重新对言情小说进行定义：“小说之体，记社会间一人一事之微者也......则凡言情欲者皆宾，言其他事实者皆主。”恽铁樵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言情小说”的概念：“言情不能不言社会，是言情亦可谓为社会。”扩大言情的表现范围。古代大多写男女的爱情题材，恽铁樵将言情拓展至家庭，重点叙写夫妻之情。将情的范围扩大化，不仅男女之情，还有兄弟、朋友、社会关爱等，写情小说的内涵也随之大变。在他编辑《小说月报》时，把反映华工在外悲惨生活的《猪仔还国记》，以“哀情小说”为标签，反映人民革命的政治题材的《残蝉曳声录》列入“哀情小说”行列。如他自己创作的小说《血花一幕》，写的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社会之情，表达了对当时百姓痛苦境遇的同情。
在恽铁樵编辑期间，言情小说数量锐减，甚至到后来直接摒弃，恽铁樵坚持小说栏目“务使清新隽水，不落恒蹊”。
2.古文短篇小说的刊载
古文短篇小说的点评首先由读者提出。《小说月报》第六卷第十二号许与澄对主编提出的几点意见，其中第一点就是“宜择短篇小说之优者略附评注”，恽铁樵赞同读者许与澄提出的意见，其后刊物多刊登古文小说并做评注，以便于学生学习古文。恽铁樵还与读者陈光辉商榷小说作法，与读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重视读者，以读者的需求来编辑小说、设置栏目，这在短篇小说的刊载上得到很好体现。读者对短篇小说的需求影响刊物栏目的设置。从刊登短篇小说的数量上看，初创时期数量不大，大多三五篇，直到1915年第一号开始，每期在十篇左右，这些都表明读者对短篇小说的需求。1913年第12号《征求短篇小说》提出“本社现在需用短篇”。1915年第1号《本社特别广告》云：“有以此种稿件见惠者，倘本社认为需要，不吝破格重酬。”1917年第2号《注意》云：“本社征求撰稿译稿、文言白话，各种短篇小说。”读者需求影响短篇小说的类型、语言和小说的数量等方面，短篇小说的发展与读者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刊物栏目设置同样需要考虑读者的诉求，“七卷已不用长短篇小说名目，特通体定名未妥，爱读诸君邮书督过者”。
3.小说俱乐部的唱和
王蕴章与读者沟通，“鼓励小说家之兴会，增进阅读诸君之兴趣”。第九卷第四号设立“小说俱乐部”，第九卷第十一号创办“寒山社诗钟”。其中俱乐部的交流唱和的命题为“以短篇小说及游戏文徘体诗为限”，小说俱乐部征文共六次，共刊载短篇小说60篇，这利于提高创作短篇小说的积极性，但大多流于竞技与游戏。
当时有些读者也成为《小说月报》的作者，并经主编的提携，逐渐走上小说创作之路。张恨水在苏州蒙藏垦殖学校时就投稿并得到恽铁樵的回信，尽管后来未能刊载，但鼓励了张恨水的创作。恽铁樵曾点评鲁迅的小说，为程瞻庐补稿酬，提携叶圣陶、程小青、许廑父，鼓励与引导学生或青年走上创作之路。
《小说月报》主编与读者加强交流，在小说的数量、类型、语言、题材等方面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满足读者需求，并通过古文点评、小说俱乐部、悬赏征文等吸引与培育读者。
四、语言选择：“小说之正格为白话”
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争也一直不断。前期主编恽铁樵作为阳湖派传人提倡古文，1918年后王蕴章大量采用白话，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做好铺垫。
1.古文为主
以短篇小说为例，《小说月报》1910-1920年间共刊载短篇小说808篇，其中文言654篇，白话154篇。
古文是恽铁樵最为推崇的，作为阳湖派古文家库子居的后人，他的古文讲究章法，以古文来评论小说，将古文的创作手法与小说创作结合。在《小说家言》编辑后记中指出：“无古书之基础，则文法不具；文法不具，不知所谓提挈顿挫，烹炼垫泄，不明语气之抑扬抗墜，轻重疾徐，则其能感人者几何矣！”
恽铁樵提倡文言文主要由于其时作者和读者多集中在传统知识分子，随着新式学生群体的兴起与传统知识分子的转化，白话逐渐成为小说语言的第一选择。恽铁樵为适应形势，提出“小说之正格为白话”，同时进一步提出做好文言是以后运用白话的基础，运用白话要从学习古文开始，“换言之必能为真正之文言，然后可为白话；必能读得《庄子》《史记》，然后可为白话”。古文的文法对于白话文的培养与写作也至关重要。
1918年前，文人大多选择文言写作，读者也倾向于接受文言小说。古文写作不仅是文化上的坚持，从技术层面来看长期做古文的人做白话是有难度的。古文的词汇、语法与逻辑与白话的做法不同。姚鹏图《论白话小说》提到：“鄙人近年为人捉刀，作开会演说、启蒙讲义，皆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其初没倩人执笔，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书。然总不如文话之简捷易明，往往累牍连篇，笔不及挥，不过抵文话数十字、数句之用。”小说翻译也如此，梁启超翻译《十五小豪杰》，“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其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鲁迅翻译《月界旅行》，“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所以“就今日实际上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
2. 1918年后白话兴起
认为白话最能代表新小说的一派逐渐壮大。徐卓呆的小说全用白话。“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这也与管达如将白话作为小说的正宗契合。管达如将小说语言分为古文、普通文和通俗文。“且古文与通俗文，各有所长，不能相掩；句法高简，字法古雅，能道人以美妙高尚之感情，此古文之所长也；叙述眼前事物，曲折详尽，纤悉不遗，此通俗文之所长也。”
张毅汉提倡语体文，他认为语体文较文言文便于阅读与理解，小说的接受群体会扩大，且语体文接近国语，有助于方言的统一。孙毓修提倡白话：“吾国人一言小说，则以为言不必雅驯，文不必高深。盖自《三国志演义》诸书行，而人人心目中以为凡小说者，皆如宋元语录之调，妇人稚子之所能解，而非通人之事也。......欧美各国，文言一致，故无此例耳。其小说文字，皆非浅陋者。”
1911年王蕴章在主编《小说月报》时，也特别按语言划分小说类别，1911年闰六月的临时增刊殊为注意，标注为“以上文言”“以上白话”。
1918年后王蕴章大量采用白话，白话兴起。
3.骈文和方言极少
围绕古文与骈文的问题，《小说月报》也有论争。1912年徐枕亚《玉梨魂》在《民权报》上连载，民初李定夷、昊双热等掀起骈文小说创作的潮流。骈文小说重抒情，注重辞藻，多用典故，叙事徐缓。恽铁樵则对骈文小说子以否定：“非不知骈文为中国文学上之一部分国粹，然断不可施之小说。”恽铁樵认为骈文不适合做小说，“治八股者近理，治辞章者近美。然八股家多不能为他种文字，则所谓理或非理。辞章家或专事堆砌，则美亦非美。惟古文颇循修辞公例，其有未至，则所谓程度问题”。古文才是写作的修辞公例。但王蕴章主编《小说月报》刊载骈文小说，其在第九卷第四号刊登《小说月报附设小说俱乐部简章》提倡骈体小说。如《邂逅》(1918年第7号)，属哀情小说，写道湘䑤与意中人邂逅的故事，讲究排比，多骈体。周瘦鹃的译文《孤星怨》为骈体。
小说创作或翻译出现方言。1910年第3号刊载的《支那旅行记》人物对话采用的是合肥方言。
1918年后，小说主编、作者、译者及评论者在文言与白话、古文与骈体、国语与方言等之间选择适合的语言形式，“初步选择了一种调入方言土语、文言韵语乃至新词语新文法的崭新的‘白话文’”。
结语
自《小说月报》第十号起，刊物每期只印两干册，为提高销量，王蕴章不得不谋划而变革。茅盾曾忆及：“他(王蕴章)现在这样改革，会惹恼‘礼拜六派’，所以他是冒了风险的。”所以当时杂志处在生死存亡之际，一边是礼拜六派的作者和读者，另一边是青年读者和新一代作家。新旧交错，王蕴章做好了变革的准备，1920年，设置“小说新潮”栏目，邀请茅盾主持，大多提倡新文学。第十号时取消“说丛”和“小说新潮”栏目，重新设置“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但他的文学观和编辑思想终究没法彻底转变和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冶新旧于一炉，势必两面不讨好”，刊物变化趋缓，他最后被茅盾顶替主编。变革出于过渡期，但无法挽回颓势。张元济并与高梦旦寻访郑振铎，准备改革。1921年茅盾才执校《小说月报》进行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