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出版走出去成果展区”吸引了许多外国朋友的目光。本报见习记者 杨志成 摄
2012年—2016年，全国实现版权输出5万多种(次)，版权引进输出比由2012年的1.88∶1缩小到2016年的1.55∶1。其中，图书版权输出由2012年的7568种增长到2016年的9811种，增长近30%。
尤斯伯恩出版公司是英国童书出版第一品牌。80岁的该公司创始人皮特·尤斯伯恩今年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他一开口就用了“太可怕”3个字形容参会感受，因为“有这么多国家的这么多优秀的图书参展，而且展会非常的现代”。
走过31年历程的北京图博会，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际书展，充分发挥了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功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过这个平台，越来越多的中国出版社、中国图书走上国际舞台，今年图博会达成的5262项版权交易中，输出项目高达3244项。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口管理司了解到这样一组数据：2012年—2016年，全国实现版权输出5万多种(次)，版权引进输出比由2012年的1.88∶1缩小到2016年的1.55∶1。其中，图书版权输出由2012年的7568种增长到2016年的9811种，增长近30%。实物出口规模不断增长，2016年实物出口2236万册，金额1.1亿美元，与2012年相比，总量增加145万册，金额增加1536万美元。
如果说以往中国出版人是抱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心态摸索着走出去，那么，现在大家已经可以自信地对世界出版人说“中国那么强，你要去读读”。
内容建设更趋当代中国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都把目光转向中国，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而中国出版人抓住了这一机遇。
“现在，西方世界正在经历转变，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未来几年，中国会成为世界的创新之源，或者现在已经在发生了。”荷兰雷奥诺出版公司总裁雷纳德·沃尔特斯的这句话，道出了这些年讲述中国故事的图书如此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这其中，反映当代中国的主题图书在海外产生的影响力尤为明显。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出版22个语种，全球发行642万册;《摆脱贫困》《习近平讲故事》多语种版已出版或实现版权输出;《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英文版海外销售3万册;《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出版了12个语种;“马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在俄罗斯出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作出解读。
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多语种版权输出和翻译出版也越来越热。莫言、麦家、刘震云、曹文轩、刘慈欣等作家的作品在巩固提升英文版翻译数量和质量的同时，阿拉伯文版、希伯来文版、越南文版、泰文版等多语种、小语种的版权输出和翻译出版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新增版权输出100多种，翻译成20多个语种出版;麦家《解密》输出33个语种版权，海外出版英文版、西文版等21个语种23个版本……
五洲传播出版社图书中心主任郑磊认为，国外读者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已有一定认知，他们现在更想通过文学深入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
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大大提升了中国少儿作家和作品在海外的知名度。近年来，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有多位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实现了版权输出。截至2017年7月，仅《青铜葵花》就实现了在13个国家的版权输出。苏少社社长王泳波告诉记者，从2013年以后，苏少社在现实题材少儿图书方面加大了出版力度，深挖名家扶持新人，不断推出高质量原创佳作，不仅赢得了国内市场，同时还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此外，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我国科技最新研究成果的精品图书，也在不断探索以学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飞机出版工程”是其中的代表。据该社社长刘佩英介绍，2012年至今，“大飞机出版工程”项目已经陆续出版了100多本高端学术专著，其中近20本图书版权已经输出到海外。
顶层设计更加开放创新
采访中，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的负责人都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走出去的顶层设计和大力扶持，才使得出版单位有了方向、没有了后顾之忧，敢于大刀阔斧地走出去。
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创新思维、开拓视野、因地制宜，以组织实施重点工程项目为抓手，支持有实力的中国出版企业参与国际图书市场运作，探索出一种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者有机结合的商业模式，有效助推中国出版融入国际出版“朋友圈”。
据了解，十八大以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翻译出版2973种图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3000多种图书在42个国家翻译出版;丝路书香工程资助1200多种优秀图书多语种、小语种翻译出版;中外图书互译计划完成100多种优秀图书的互译出版;中国图书走出去基础书目库首批入库图书200种，通过集中推介，引起世界各国出版机构浓厚兴趣。对于走出去效果好的图书，总局还设立了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目前已经奖励了两期，奖励总金额达1300多万元。
走出去顶层设计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上尤为明显。2015年11月，总局公布了《加快推进我国新闻出版业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工作方案》，明确列示了15个国家级重点工程项目，为未来几年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确定了基本任务，指明了实施路径。自2014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贸易量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幅20%。此外，目前，中国出版界每年参加沿线国家国际书展或举办图书展销周等达40多个。中国实施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项目，向沿线各国出版机构开放，吸纳50多家沿线国家出版机构，主动与中国出版机构合作翻译出版图书300多种。前不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总局、教育部的指导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的“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在京宣告成立，这将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新平台和新起点。
传播平台更为立体多样
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已经成立8年，分社社长向安全说，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出版的中国图书现已全部进入日本图书主渠道。
“在日本建立一家出版社很简单，但是一家新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要进入日本图书主流渠道销售是很难的事，因为出版社的品牌是在竞争中树立的。”向安全如此表示。近几年来，单一的图书版权输出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需求，许多出版单位与海外出版社成立中国图书编辑部、并购或建立海外公司、搭建营销新渠道新平台，一系列新举措都是为了实现图书本土化，而最终目标就是让中国图书不仅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走到国外普通读者心里。
据了解，目前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在海外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与70多个国家的5500多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已经资助20多家单位在以色列、俄罗斯开设分支机构，形成一批战略支点。
今年北京图博会上，国内出版单位与国际同行合作成立中国图书编辑部成为一大亮点。五洲传播出版社与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合作建立中国图书编辑部，中译出版社与6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社共同成立的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逐一亮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也与国外出版社新成立2家国际编辑部。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谭跃认为，成立国际编辑部是中国话语权的全球表达，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新探索，有三个方面的优势：更契合在海外市场进行本土化运作的市场规律、风险更具可控性、更加务实。
直接收购或者建立海外公司，是走出去资本合作的另一个热点方式。2015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全资收购了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这两年，搭建了跨国管理、经营、日常运作、选题互通、共同出版的先进工作模式。今年3月，浙少社又在英国伦敦正式注册成立了新前沿出版社欧洲公司。
除了内容的合作，在营销平台上，中国图书海外销售渠道已覆盖全球、多点开花。亚马逊“中国书店”在线品种67.3万种，海外发货37万册;“中国书架”已在埃及、阿联酋主流书店落户3家，即将落地美国巴诺书店;尼山书屋海外落地27家;易阅通等外文版中国图书信息汇总整合和推送平台建设进程加快，更多中国图书进入国际主流数字营销平台。
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图书走出去面临着绝佳的机遇。“如何提质增效”已成为下一步中国出版走出去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