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田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路径与转向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内容提要：2000年之后，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日新月异，新闻生产方式正在经历全方位的变革，促使研究者再度深入转型中的新闻编辑室，在承继“第一波浪潮”成熟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也试图从核心议题设定、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等各个方面尝试突破，进行与网络化的新闻生产相适应的“多地点民族志”或者“网络民族志”研究。虽然此类研究还处在刚刚发端、尚未定型的阶段，但其因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新新闻生态系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问题，这无疑对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学科走向产生了极具创新性的影响。

　　关键词：新闻生产社会学/新闻室民族志/田野/新新闻生态系统

　　作者：王敏

　　简介：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新闻生产社会学(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作为媒介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聚焦于对新闻生产过程的研究，呈现出相对独特的研究范畴、理论框架与路径取向。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提出新闻生产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一是“政治—经济”路径，二是“社会—组织”路径，三是“文化”路径，并认为“社会—组织”路径可以说是新闻生产各种研究视角中最值得提倡的，即考察新闻机构内部、新闻机构之间以及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对新闻生产的影响。①潘忠党认为，新闻生产社会学侧重于对传媒内容的制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其研究是以“个人和组织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新闻体制及其结构的构成因素，由小至大、以微观构成宏观的分析过程”。②研究取向上，新闻生产社会学弥补了传统大众传播学以传播效果为研究的终极关怀的“传播中心论”的局限，凸显了对媒介这一特定社会组织的社会学考察，呈现作为复杂的社会化生产过程的新闻生产。

　　纵观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从1950年代的发端，到1970-1980年代呈现异军突起之势，将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植入社会学的组织研究框架之中，出现了一系列已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经典的重要研究，被称之为新闻生产研究的“第一波浪潮”(First Wave)，到1990年代这一领域研究相对沉寂，再到2000年之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整个新闻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新闻生产社会学再度迸发出强劲的研究势头，“第二波浪潮”(Second Wave)蓄势待发。虽然与“第一波浪潮”相比，“第二波浪潮”还处在刚刚发端、尚未定型的阶段，并未能够对“第一波浪潮”所确立的框架、范式、研究方法等形成根本性的挑战，但其因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新新闻生态系统(New News Ecosystem)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问题，这无疑对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学科走向产生了极具创新性的影响。

　　一、第一波新闻室研究浪潮：社会政治背景与学术脉络

　　一般认为，新闻生产社会学发端于1950年代中期对新闻编辑室“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的研究，这一针对小规模的、特定对象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深受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的“把关人”研究(Gatekeeper)，通过对一个报社编辑的个案研究，分析其一段时间内的新闻选择。怀特惊异地发现，在所涉及的423件“被抛弃的”新闻个案中，只有18例有政治或其他方面的明确缘由，怀特最后得出结论：新闻选择主要取决于“把关人”自身的观念、感受、态度等，因此我们看到的新闻其实是不那么“客观”的!③与怀特的研究聚焦于在新闻组织中对新闻选择和审查新闻起重要作用的个体不同，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在对新闻编辑室进行参与式观察(Partiicipate Observation)的基础上，开始从组织研究的视角来分析新闻运作，尤其是那些决定新闻生产的权力因素。

　　怀特和布里德第一次将研究视角放到新闻媒介的组织内部，这种研究取向相对中观，侧重将媒介作为社会组织来进行分析，“主要试图理解新闻从业者的工作努力如何受行业和职业要求的牵制，以及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对新闻产品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考察”。④因此，其更直接地适用于研究编辑部组织层次的新闻生产方式和过程，以及探讨这种方式和过程中组织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在1960-1980年代，一些没有受过专业新闻学训练的社会学家不约而同地投入新闻生产研究，形成了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他们深入新闻编辑室内部，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展开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优秀著作，形成了“新闻室观察研究”的第一波浪潮。

　　民族志研究常被用来泛指一系列的质化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最早被运用于人类学田野研究，通常研究对象是那些非西方区域，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通过参与、体验式观察，获得局内人的视角。同时，这样一种深入的、感性的、细致的观察访谈，纠正了以往一些完全基于文本分析的关于新闻生产动机的可疑推论。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用“新闻室民族志”(Newsroom Ethnography)来描述“第一波浪潮”中的一系列代表性研究。⑤

　　1973年，爱泼斯坦(Edward Jay Epstein)出版《来自乌有之乡的新闻》(News From Nowhere)，该书来自于他在1968-1969年间对一些全国性新闻机构进行的田野调查。⑥1978年，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在对CBS进行的民族志考察基础上出版了《做新闻》(Making News:A Stud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ly)一书。⑦1980，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对加利福利亚一家发行量4.5万份、拥有37个全职员工的中小型日报进行参与式观察，写成《制造新闻》(Manufacturing the News)，揭示新闻人高度依赖官方信息来源的“建制倾向”(bureancratically oriented)。⑧赫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前后花了十年的时间，观察CBS夜新闻、NBC夜新闻、《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研究机构对新闻人的组织约束和压力。在《什么在决定新闻》(What's Deciding the News)一书中，甘斯总结出新闻媒体所遵循的恒久价值观(enduring values)：民族的优越感(ethnocentrism)、利他的民主(altruistic democracy)、负责任的资本主义(responsible capitalism)、小镇田园主义(small town pastoralism)、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中庸主义(moderatism)、社会秩序(social order)及领导素质(national leadership)。⑨这些研究尽管异彩纷呈，但都呈现出如下一些大致相近的研究框架与理论支撑，共同形成了“第一波浪潮”的繁荣景观。

　　(一)作为工业产品的新闻——社会组织理论

　　从学术脉络上看，这些研究都是主要运用社会学组织理论(Organizational Theory)对新闻生产进行研究。组织理论着重分析组织的结构和组织管理的一般原则，作为代表性人物之一，提出科学管理的泰勒(Fredrick W.Taylor)，其对工业化组织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行政组织管理和行政理论的研究，也对新闻生产研究产生影响。从组织的形态看，媒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又无时无刻不处于社会环境之中，与社会的各领域发生紧密的关联。

　　组织理论在1940年代后期成为非常盛行的理论，其核心在于“社会控制”的思想，即研究组织控制其成员行为的一整套系统化的规范和方式。1950年代怀特对新闻编辑室中的社会控制的研究，就是这一理论在新闻生产领域的率先应用。在社会学家眼中，新闻并非是其从业者所标榜的“对重要事件的客观报道”，而是为了适应组织需求而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产品，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是为了吸引广告商、获取利润而生产的“眼球”产品。⑩

　　组织理论在1960年代以来的新闻生产研究浪潮中得到了更深入的应用。塔奇曼等人通过对CBS等大的媒体机构的田野研究，探寻组织结构、利润攫取和新闻生产之间的关联。在组织理论视野下，新闻机构等同于商业机构，新闻被视为“工业产品”，决定这种产品的是其所属的新闻机构与官僚建制，其内在驱动力是新闻机构对于赢利和效率的追逐，从而形成了新闻生产的常规(routines)，导致的结果是新闻生产的同质化、标准化特征，总体上倾向于保守，传播强势者声音，维护精英立场，维持社会现状。虽然这些研究在具体结论上存在一定差异，比如甘斯认为，决定新闻的并非主要在于媒体工业对效率和利润的追逐，而是对主流价值观与精英新闻源的依赖，但其主旨都在于揭示新闻产品的工具主义特性，其目的不是服务于民主和公众，而是对商业利益的追逐。

　　詹姆斯·卡文(James Curran)等人将1960年代开始兴起的这一波新闻室研究浪潮的原因归结为：(1)社会学组织理论的成熟；(2)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对机构与权力共生属性的强调；(3)对媒介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的日益增长的认识。(11)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媒介最重要的功能是强化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比如，在研究媒体暴力问题时，他们强调“媒介暴力服务于将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合法化，为强制性的政府媒介管制建构认同，而‘去合法化’外来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倾向于对服务于资本主义利益的劳动的“去技术化”，这一点对新闻生产研究影响至深，如前所述，新闻生产社会学也强调新闻工作常规(routines)，将其比喻为工业化流水线生产。

　　(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与框架理论

　　20世纪早期新闻专业主义开始在美国确立，成为时至今日新闻业的核心信条，同时也成为被质疑最多的理念之一。新闻生产研究以社会建构理论为基础，直指以客观性理念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虚伪性。如迈克尔·舒德森所说：“批评家们称，都市发展规划造就了贫民窟，学校让人们变得愚蠢，医疗造成了疾病，精神病学发明了疾病，法庭助推了不公平，同样地，‘客观’的新闻是社会现状的维护者。”(12)

　　在社会学家眼中，不管新闻人如何标榜自己的独立和客观，新闻业的主旨都是服务于权力和机构的需求。塔奇曼认为，被雇佣的职业人士、管理层、所有者之间尽管存在对工作控制权的争夺，但最终，在大型现代新闻机构中，职业实践是为机构服务的，新闻专业主义意味着新闻人了解官僚建制常规(bureaucratic routines)，熟悉政府机构信源，同时也清楚哪些信息是新闻机构日常工作所需要的。(13)费什曼在对犯罪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媒体对犯罪故事的报道总是遵循政府机构的视角和观点，而很少从别的角度进行叙事。而在甘斯的研究中，新闻专业主义不过是新闻人避免被指责为有偏见的一种手段，将主流价值观技巧性地植入新闻叙事之中。换言之，是以个人“客观叙事”的方式来传播机构的偏见!

　　这些社会学家频繁地使用“制造新闻”(Making News)这一术语，但他们认为，这与“伪造新闻”(Faking News)是有很大差异的，并非如有些新闻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新闻业的“侮辱性的”批评。塔奇曼曾说：“新闻，如同所有的公共文件一样，都是一种建构的现实。”“建构现实”(Construeted Reality)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1945年发表的著作中，后来由于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出版《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一书而赢得了广泛关注。他们认为，人们不但在建构生活世界，而且在建构生活世界的同时，那些建构的方式、手段、程序也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并转化为制度化、组织化的知识，而这些制度化、组织化了的知识反过来又成为人们建构生活世界的基础和依据。“建构论”在传统的效果研究的功能主义取向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它摆脱了刺激/反应模式的固有研究思路，将注意力集中在新闻组织机构、新闻从业者及其专业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关联结合起来考察。(14)

　　塔奇曼进而提出作为框架的新闻(news as a frame)这一概念，认为媒介对框架的使用是建构社会现实的重要力量。“框架”一词来源于社会学家戈夫曼的：1974年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一书，认为人们在认识社会事物时都会使用一个道具作为认识或判断的基准，这就是“框架”(frame)。(15)新闻框架的最终产品就是有关事件或现象新建构的现实，这一术语打破了媒体界长久以来盛行的“镜子”隐喻(新闻是反映现实世界的镜子)，成为新闻生产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

　　基于此，塔奇曼指出，媒体的终极目标就是维护现行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美国媒体和苏联媒体并无不同。后来爱德华·S.赫尔曼和诺姆·乔姆斯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名著《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冠之以“大众传媒的宣传模式”(Popaganda model of the mass media)。这一时段新闻生产的主要研究者们的这种共识，不约而同地导向或者呼应了一种更加宽泛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尤其是对技术理性主义的批判。

　　1960年代开始了席卷西方社会的对权威的质疑和对官僚建制的反叛，体现在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反越战示威活动，及至1968年的“五月风暴”学生运动。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对人的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深深影响了甘斯、爱泼斯坦等人的新闻室研究。他们汲取了马尔库塞理论中“个人对组织的服从”这一论点，阐释了在新闻生产中，同样存在新闻人自动地修正自己的价值观，以和自己从属的新闻机构保持一致，从而将这样的观念“无意识地”植入新闻产品中。

　　与此同时，西方左派思想家们对霸权主义的揭露与批判也深深渗透进新闻生产研究之中。吉特林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大量的当事人采访和第一手材料，在传统的文献分析和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和《纽约时报》、CBS电视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他大量借用了意大利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霸权理论的核心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相互作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它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获取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思想的认同，从而达成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权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下，新闻就是社会系统的产物，它和经济限制、记者的聘用和培训的方式、将意料之外的报道常规化等都密切相关。因而新闻生产的过程就是一个超越其组织常规的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文化过程。(16)

　　二、问题与挑战：对“第一波浪潮”的反思

　　尽管“第一波浪潮”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成为新闻生产研究领域无可动摇的经典和正统，但学术界也在不断地对其进行反思，尤其是分析其存在的“理论盲点”(Blind Spot)。

　　首先，在研究对象选择上，萨拉·斯顿伯利(Sarah Stonbely)认为，“第一波浪潮”的主要研究都建立在对几家全国性大媒体的观察基础上，包括全国性的电视网CBS、NBC、ABC，全国性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三大全国性新闻期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这些媒体都拥有广大受众，并能够影响其他地区性媒体的议程设置。这样的对象选择，是否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地区性媒体、小众媒体、另类媒体等，在这一波研究浪潮中是缺席的。因此，新的研究有必要在对象选择上进一步多元化。(17)

　　西蒙·科特尔(Simon Cottle)质疑了“第一波浪潮”研究中得出的几个主要结论，或者说“正统性观念”(orthodoxic ideas)，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包括：过度强调组织约束(organizational constrains)，过度依赖新闻常规(routines)；把研究重心置于组织动力学，而较少关注个人对机构约束的反制，将新闻工作“去技术化”，将新闻人视为只能被动按照组织要求进行生产的“流水线上的工人”，忽视了新闻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agency)和自反性(reflexivity)。如同Michael Schudson所质疑的，按照组织理论的观点，新闻中的个人完全可以被忽略，因为无论他们是谁、来自哪里，都会迅速被机构的价值观和工作常规所“驯化”(18)；过度强调政府信源的力量，而没有区分不同的权力层级和他们对待新闻的细微差别；没有询问新闻人对于受众的看法和观念；把新闻纯粹视为传递信息的商业，而没有去挖掘其坚守积极的社会价值观的作用。总而言之，“第一波浪潮”对于新闻业似乎形成了一种过度悲观的看法。最后，科特尔认为，随着时代政治社会背景的改变和思想史的变迁，应该重新思考“第一波浪潮”所得出的那些结论。

　　同时，科特尔还指出，民族志研究尽管在新闻生产领域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文献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使用、相互印证，展现原本隐藏起来的新闻生产过程，“让不可见变得可见”(make the invisible visible)，但受限于各种条件，实际上很难观察到新闻机构内部的高层管理运作，也就是那些真正地决定新闻生产的力量，有的来自于新闻室内部，还有的是外部的、隐形的力量，但也同样重要地作用于新闻生产。(19)总的来说，科特尔主张将怀特的“个人视角”、布里德的“群组视角”和塔奇曼等人的“组织视角”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之中，以克服“第一波浪潮”研究的理论局限性。(20)

　　此外，作为民族志研究方法核心概念之一的“地点”或者“田野”(field site)也被重新思考。1990年代，人类学研究中人群“地理”边界受到严重质疑，曾经作为人类学研究标志的共时、单一场所、单一社会的研究越来越少。与之相对应，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数字化新闻的崛起，新闻生产不再局限于在某个单一的、封闭的媒体机构中进行，而呈现出多平台、多地点、网络化、移动化等特征，或者被称之为从“组织化”生产到“社会化”生产的转向，这对于今日的新闻室民族志研究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如同尼基·亚瑟(Nikki Usher)所总结的：“先前对于新闻生产的约束力量依然存在，但在新的数字化时代生产新闻，需要在一个网络化的环境中，适应快速的信息流动。”(21)随着新闻工作越来越多地被移出传统的新闻编辑室(Newsroom)，“田野”的概念也应该被大大地拓展或重新定义。

　　三、数字化背景下“第二波浪潮”兴起

　　“第一波浪潮”之后，新闻室民族志研究经过了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虽然也陆续有对先前的田野地点进行回访(revisiting)的著作，但没有产生大的学术影响。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欧美社会学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对新闻编辑部的经验性研究，而转向技术主义研究范式，关注互联网兴起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和新闻业未来的变迁，将技术置于新闻生产研究的核心。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抛弃技术决定论的视角，转而重拾和延续“第一波浪潮”阶段的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再度进入新闻编辑室，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等方法，着重考察传统新闻机构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组织结构变迁及采编流程再造，新媒体环境对职业新闻记者自我认知与角色协调的影响，以及数字技术职业行为对传统新闻生产模式的冲击与重塑。在承继“第一波浪潮”成熟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新一轮研究对其理论弱势和盲点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在新新闻生态系统(New News Ecosystem)的语境下，初步形成了两大核心研究问题：新闻职业特性在数字化浪潮中所遭遇到的挑战，以及如何将新技术融入传统的组织化工作常规中。

　　(一)研究对象选择更加多元化

　　与“第一波浪潮”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大的全国性媒体相比，新一轮研究在对象选择上无疑更加全面和多元化，包括了全国性媒体、地方媒体、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等。在媒介形态上，也涵盖了纸媒、广播媒体、互联网新媒体等各种类别。在田野访谈的对象上，除了传统的记者、编辑、经营管理人员，也包括了大量博主(blogger)、基金会、电脑黑客、社交媒体专家等。

　　2008年3月至8月，安德森(C.W.Anderson)深入费城多个新闻编辑室进行了总共约300个小时的参与式观察，涉及的媒体包括《费城问询报》《费城每日新闻》等传统媒体以及Philly.con等网络媒体，还有Independent Media Center of Philadelphia(IMC)等媒体协会组织，做了60个左右的访谈，包括记者、编辑、博主、经营管理人员等。从2008年秋天到2010年，他又进行了第二阶段的田野调查，最终写成了“Rebuilding the News:Metropolitan Journalism in the Distal Age”一书。这项研究和早期的新闻室观察研究不同之处在于选择的研究对象并非某个单一的媒体，而是一个地区新闻生态系统(local news ecosystem)。他采纳了Howard在研究网络政治社区时提出的“网络民族志”(Network Ethnography)方法，也就是将传统的民族志研究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 analysis)相结合，创建费城媒体的社会网络地图(social-network maps)。在此过程中，他大量运用了Howard的中心节点(central nods)、桥(bridge)、簇(clusters)、连接器(connectors)等概念，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观察和采访的对象。基于此，Anderson提出，作为传统田野研究场所的新闻编辑室(newsroom)，也应该替换为新闻生态系统(News Ecosystem)的概念。(22)

　　2010年，尼基·亚瑟在《纽约时报》做了5个月的田野调查。他重点观察了新闻室内不同层级和岗位的30位新闻人，采访了超过80个人，每天至少参加三次新闻会议。有时候，他会整日整夜地和某位新闻人在一起，观察24小时新闻生产的运转。这项看上去非常传统的新闻室民族志研究形成了他的一部著作“Making News at the New York Times”，呈现出来的是迥异于传统新闻编辑室的新闻生态。他在书中总结了数字化时代新闻的三大特质：即时性(immediacy,)、互动性(interactivity)和参与性(participation)，尽管以客观性理念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依然在起主导作用，但这些新的特性已开始嵌入新闻生产的常规(routines)之中。(23)

　　(二)日益增加的对能动性的重视

　　如前所述，对组织约束的过分强调和对新闻人能动性的忽视，被认为是“第一波浪潮”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缺陷。在新一轮研究中，这一点无疑得到了修正。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开始从“组织”(Organization)回归到“个人”(Individual)，从新闻生产的“常规”转变为“实践”，注意到个人更具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一面，探究个人和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复杂的动力学结构。

　　2012年，尼基·亚瑟在针对洛杉矶地区公共广播Marketplace的研究中，引入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行动—结构二元论”(Agency-Structure Dualism)。吉登斯将“结构”理解为不断地卷入到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规则和资源，其结构具有二重性，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它使行动成为可能；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又改变着结构，不能简单地认为结构是对人类能动性的限制。尼基·亚瑟通过对Marketplace进行的5个月的田野调查，从新闻人的实践中印证了吉登斯的理论，也即机构在对个体进行约束和塑造的同时，个体也会反作用于机构；组织约束并非总是对个体产生消极的压力，也可能导致积极的推动。尤其在新技术环境下，新闻人自主协商的空间比以往更大，不断地影响和重塑着结构。比如，他观察到，在一个新闻会议上，针对一篇报道中称“日本1945年之后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了”，于是对文章进行修改。在这样的场景中，结构(新闻会议)强化了能动(建立关于更合适的新闻措辞的规则空间)，从而再反作用于结构(修正了的新闻规范)。(24)

　　另一位社会学大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也被认为对民族志研究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概念化文本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打破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窠臼，既避免过度强调客观结构对行动者的决定性作用，又避免过度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将结构和能动者、宏观和微观层面关联起来。有研究者认为，民族志研究方法在获取经验、现象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但往往缺少对宏观结构力量的感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等，而这些同样是影响新闻编辑室决策的重要力量，显性或隐性地指导着每日的新闻实践。因此，场域理论可以成为民族志研究非常适合的理论框架之一，在描绘新闻实践的同时，更揭示其背后深层次的权力关系。(25)

　　此外，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也成为新一轮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这里的“行动者”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每一个行动者就是一个节点(node)，节点之间经通路链接，共同编织成一个无缝之网。这样一个网络中，没有所谓的中心，每一个节点都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行动者。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下，新闻不被视为一个完成的产品，而是一个不断集成的过程(Assemblage)，强调每一个节点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框架无疑更适合于考察今日更加分散、扁平化、去中心化的新闻生产方式。

　　四、余论：“第二个黄金年代的十字路口”

　　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新闻生产社会学发展的学术脉络可以看到，1960-1980年代“第一波浪潮”的崛起，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动因与强大的理论背景。一批受过专业社会学训练的学者，在组织理论的框架下，运用人类学民族志调查研究的方法，深入新闻编辑部进行参与式考察，获取大量经验性的研究资料，以此探究社会权力结构作用于新闻生产的复杂过程。这样的研究在克服“政治—经济”视角研究的粗线条、轮廓化缺陷的同时，也汲取了其深刻的批判性，直指“大众传媒的宣传模式”，揭露建制式新闻生产所导致的话语霸权和对公共领域的侵蚀，从而成为那个年代知识领域广泛的批判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劣势，新闻生产研究的“第一波浪潮”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成为这个领域无可争议的高峰，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其理论弱势和盲点也日益为学术界所认识。尤其是在数字化技术推动下，新闻生产方式正在经历全方位的变革，呈现出“组织化”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的大转型，或者称之为专业主义的“职业语境”(occupation context)与替代性新闻生产模式的“变革语境”(reform context)共存的现实图景。(26)因此，传统的以组织理论框架为核心的新闻生产研究，也面临着“语境”与“范式”转换的根本性挑战。

　　在此背景下兴起的“第二波浪潮”，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新的时代背景，在承继“第一波浪潮”学术遗产的基础上，试图从核心议题设定、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等各个方面尝试着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实现根本的范式转换和新的理论建构。新一轮研究中活跃的学者尼基·亚瑟、安德森等人尽管雄心勃勃地宣称，“甘斯、塔奇曼等人的经典的新闻室民族志研究方法不再是这个领域研究的唯一范式”，然而他们同时也承认，自己的研究依然没有脱出组织理论的框架，地点限定的、深描的新闻民族志研究作为这一领域最成熟的研究方法，将依然主导今后一段时间的新闻生产研究。(27)

　　因此可以说，“第二波浪潮”才刚刚开始，是时候再度进入“田野”——重新深入转型中的新闻编辑室，进行与网络化的新闻生产相适应的“多地点民族志”(multisite ethnography)或者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N.Howard)所说的“网络民族志”(network ethnography)研究。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如同尼基·亚瑟等人所宣称的，“我们正站在第二个黄金年代的十字路口”!

　　注释：

　　①③(18)Michael Schudson.The Sociology of New Production,Media,Culture and Society,1989(11):263-282.

　　②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④李金铨、黄煜：《中国传媒研究、学术风格及其他》，《媒介研究》2004年第3期。

　　⑤Barbie Zelizer(2004).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SAGE Publications Inc.68.

　　⑥Epstein,Edward J.(1974).News from Nowhere:Television and the News.Random House:New York.

　　⑦Gaye Tuchman(1978).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The Free Press.

　　⑧Mark Fishman(1980).Manufacturing the New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⑨Gans,Herbert J.[1979] 2004.Deciding What's News: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NBC Nightly News,Newsweek,and the TIME.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⑩Sarah Stonbely.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of the U.S."Newsroom Studies",and the Media Sociology Today,Journalism Studies,16:2,259-274

　　(11)Curran,James,Michael Gurevitch,and Janet Woott.1982."The Study of the Media:Theoretical Approaches",Culture,Society and the Media.

　　(12)Michael Schudson(1978).Discovering the News: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New York:Basic Books.

　　(13)Gaye Tuchman(1978).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The Free Press.

　　(14)张斌：《新闻生产与社会建构》，《现代传播》2011年第1期。

　　(15)Goffman,E.(1974).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Cambridge,MA,U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0-11.

　　(16)[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张锐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4、22、41、188页。

　　(17)Sarah Stonbely.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of the U.S."Newsroom Studies",and the Media Sociology of Today,Journalism Studies,2015(16),No.2,259-274.

　　(19)Siman Cottle.2007.Ethnography and News Production:New(s)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Sociology Compass,1(1):1-16.

　　(20)Simon Cottle.2003.Media Organization and Production:Mapping the field.In:Cottle S(ed.)Media Organization and Production.London:Sage.

　　(21)Nikki Usher(2014).Making News at the New York Tim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3.

　　(22)C.W.Anderson.2013.Rebuilding the News:Metropolitan Journalism in the Digital Age.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3)Nikki Usher(2014).Making News at the New York Tim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4)Nikki Usher(2012).Marketplace Public Radio and News Routines Reconsidered: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ts,Journalism(OnlineFirst Version of Record-Sep,13,2012).1-16.

　　(25)Ida Willig(2012).Newsroom Ethnography in a Field Perspective,Journalism(OnlineFirst Version of Record-Apr 27,2012).1-16.

　　(26)张志安、束开荣：《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语境、范式与问题》，《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

　　(27)C.W.Anderson(2013).Rebuilding the News:Metropolitan Journalism in the Digital Age.Temple University Press.167.

业内信息

回到田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路径与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