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出版机构的发展基因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编者按：出版社经过转企改制后，纷纷显现出新的风采。但了解出版业的人都知道，每一家出版社背后几乎都有一棵给它撑腰的“大树”。面对出版环境的变化，这些出版机构究竟都在依靠什么发展？他们应怎样应对新形势的变化？

　　国有出版机构虽然最近都已经转企改制，但习惯上大家还使用“单位”这个计划经济时期的称呼。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国有出版机构，绝不是“我的地盘我做主”，而是某部委、某集团、某大学、某更大的单位下属机构。而且近年来，由于国家对出版机构扶持力度加大等多种因素，“上级单位”是什么，背后有什么样的“爹娘”撑腰，显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出版机构的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出版机构的发展方向，以及能走多远。

　　国有出版企业发展，至少有两方面合力的作用：一方面，所有出版机构都要接受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管理，这是共性；另一方面，国有出版机构又有上级单位的基因，是上级单位的代言者、信息发布源，这是个性。既有娘家又有婆家，两个方面的合力，导致各社的选题方向，有出版界的共同特征，也各有差异。

　　撑腰的“大树”是怎么来的？

　　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所有出版机构本质上都是“一家人”，选题统一规划，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外国古典学术著作全部由商务印书馆负责，中国古籍都给中华书局出版，这样的分配不是出于市场的考虑，但大家既然都是“大锅饭”，也就少有怨言。

　　近年来，国有出版机构有了市场意识，并做了市场化转型，至今我国的出版业市场化远未完成。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年销售收入仅及英国培生集团年销售收入的1/10（根据《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2016》，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另有数据显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4年年营收相当于培生的40%）。

　　市场化当然首先要解决称呼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各单位一把手都是书记，跟国际接轨之后，洋人一听“书记”就摇头。“Are you kidding？not secretary.”（secretary，在英语里是“秘书”的意思，老外觉得哪个企业也不可能秘书是大领导，秘书签字他们不放心。）“纳尼？书记的不要，社长的干活！”（日语里“社长”的意思是总经理）所以后来出版企业也都公司制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变为“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而且上世纪80年代，出版社日子很好过，门市部里排长队购买《许国璋英语》，队伍绵长得像老编辑的回忆。有的人才甚至放弃当大学教授和进外交部的机会（这都是真事），削尖了脑袋钻到出版社当编辑。很多部委出版社于是主动与上级部门“脱钩”，成立公司，独立核算，后来图书不挣钱了，有的出版社员工后悔不迭。

　　我们市场化的出版机构，称呼解决了，从属关系大多数没变。西方国家的出版机构很多是创业公司转变而来，而我国很多都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出版部门转变而来。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比如，很多大学出版社由大学副校长或本大学的教授担任社领导，选题主要以本学校选题为主。部委下属出版社，过去的主要员工大多是该部委的职工，领导则是部委派来的（当然也有社内提拔的情况）。比如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员工大多是外交部的职工，中国铁道出版社的员工大多是铁道部的职工；也有的出版社本身就在部委大院、大楼里办公，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就在上海社科院楼里，新世界出版社和海豚出版社就在外文局大楼里，等等。现在有社聘、企聘的制度，情况更为复杂了，但人事关系上社里和部里还是关系密切，千丝万缕，纠缠不清，就像老编辑的核红稿。

　　“校办工厂”：兄弟单位的相似与差异

　　在北大方正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你们单位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我通常回答：“校办工厂。”这其实是一个最不坏的回答。能问出这样问题的人，大多数是国有企业的长辈，脑子里国有、私营两分法根深蒂固，“校办工厂”这个词他们最能理解。现在的大学出版社，本质上都是学校的“三产”（知道这个词的人都老了）。部委出版社也一样，是某部委的“三产”。这“三产”的意思是该上级机关将广义上的服务业，如出版、传媒、文化等行业分离出去作为一个出版社编制，三产对于企业的作用主要有三个：责任外移、人员分流、利润调整。

　　虽然北大方正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外人眼中是完全不同的企业，一家是数字出版，一家是传统图书出版，但作为“校办工厂”，员工也有一些共性，比如，都算北大员工，可以凭工作证到北大吃食堂。像这样的同在一个大型机关下属的兄弟单位，出版界有很多。比如，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出版机构，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但这是一家创办于1985年的出版社；对出版业更熟悉的人知道还有一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就已经成立了。其实中国社会科学院有5家下属出版机构，另外三家是：当代中国研究所下属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地方志为主的方志出版社，以及包括经济管理出版社和《精品购物指南》《中国经营报》在内的中国经营出版传媒集团。这些兄弟出版社虽然基因相同，地位却不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正局级，其他是正处级。出版品种也不相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皮书”作为主打产品，以品牌化的学术书引领学术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专业化的学术精品，彰显“哲学社会科学”主力军与“国家队”的作用，重积累、讲厚重，独一无二、无可替代。

　　至于说经济管理出版社和《精品购物指南》《中国经营报》为何要合并成中国经营出版传媒集团？这是近年来专业出版社的一大倾向，就是专业出版社的集团化。比如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国家电网报社、中国电力出版社、社会化媒体等整合为英大传媒投资集团；再比如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属的电子工业出版社和人民邮电出版社组成中国工信出版集团；再比如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国际航空》杂志社、北京航宇音像出版社重组整合而成的中航传媒，2017年年初又成立中航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整合航空报社、中航传媒、爱飞客航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集团公司新闻中心等单位，等等。其实就是将某大型机构下属的出版机构和传媒机构等整合成一家，有位专业社社长说：“如果地方出版集团算航空母舰，那么我们就是巡洋舰。”他这话是谦虚，有些大型专业社（专业出版集团）规模已经超过地方出版集团了。

　　这些下级出版机构能从上级单位获得的，当然不仅是共享食堂和人才管理，还有大量的独家选题资源、资金支持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部委出版机构的图书几乎全部由该部委下属出版机构出版，统一分配，当然也就给出版社带来了基本口粮。这些部委出版社的老编辑不喜欢看图书排行榜，他们的王牌产品，比如大型专业辞书、列车时刻表、职业资格考试培训教材等，码洋高，盈利稳定，远远超过策划市场图书的利润，所以他们也没有必要到市场上冒风险。此外，依赖上级单位还有发行优势，比如电力社遍布全国各地的四十余家电力发行站、店，80%的产品都是电力出版社自己出版的书，这是其他出版社难以染指的禁脔。

　　说句题外话，有个小窍门可以分辨一家国有出版社的市场化程度：如果你发现，这家出版社的员工每天还在坚持作广播体操，那他们的体制基本上就还是计划经济的体制。

　　但是现在随着市场竞争激烈，有时候上级机关不将自己的选题给下属出版社。比如某部委下属只有一家出版社，过去有图书选题都会交给这个“独生子”，现在“独生子”出书质量下降了，该部委就会将选题交给其他出版社，甚至文化公司操作。再比如，某些重点大学的知名教授，作品在各出版机构都是“香饽饽”，就不一定给本校的出版社出版。这样“亲爹娘”不向着自己孩子，让专业社着了慌，这也促使他们改革转型，积极吸取其他优秀出版机构的经验。

　　基因不同，“趋同进化”

　　上面讲了国有出版机构选题受到上级机关鼓励和制约的情况。但事在人为，选题也是各出版社自己争取的。不同机关下属的出版机构，可以选择类似的发展方向。这在生物学上叫“趋同进化”，就是不同科属的生物因为生态地位类似，发展出了相似的形态。

　　就拿“三农”这个比较专门的选题来说：农业部下属的中国农业出版社，历史最悠久，可以获得相关培训教材、辞书、科普读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根红苗正。农业教育声像出版社是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主办的，所以天生有出版农业音像制品的资质和优势，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有省级、地（市）级、县级学校数千所，教学班上万，这都成为该社选题来源和产品推广的重要渠道。金盾出版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下属的出版社，但他们也致力于“三农”图书的出版发行，他们的策略是开展二三线城市和基层书店的销售，到2012年，竟然也占领了“三农”图书市场的40%。（这是2012年的情况，“军改”以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金盾社最近最大的动作是成为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出品方。）

　　从这三家出版机构的发展路径看出来，只要出版人肯动脑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自己“基因”上的劣势。类似金盾社这样筚路蓝缕拓展新型渠道的情况，在追求市场化的出版社很常见。

　　再以大学出版社为例，京沪等地的重点大学，学术优势明显，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些出版社“根红苗正”，出版图书有本校的雄厚的教学实力作为后盾。但一些地方大学下属出版社，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虽然本校不在学术中心的城市，也凭借自身的努力，占据了市场优势份额，赢得了口碑。这都是“不靠爹妈靠自己”的典范。

　　要克服“基因缺陷”，开拓市场，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专业社的渠道和选题优势，只要一天存在，专业社编辑就享一天清福。惰性导致转变很难。其次，就算专业社里有一两个“先知先觉”者，抢先运作了市场化选题，但是该社的发行没有市场化，也很难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第三，就算专业社领导有眼光，引入了有市场化水准的发行人员，但是空降而来的发行人员也很难和专业编辑磨合成一体，最后难免背着背包走人。（这都有惨痛的教训和真实的故事，这里就不讲了，因为太惨了。）

　　最后的结论是：改变一个人的基因，目前科技水平和医疗水平做不到。改变一家出版社的基因，基本上也很难在一代人手里完成。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愚公移山”，如果领导有魄力、上级单位又支持，政策又稳定，可能会发生奇迹。对于国有出版机构的普通员工和中层干部，我们的建议是：多走半步是优势，多走一步就是死亡，多看看别人怎么走的，先别怨天尤人。

　　最近各种文化扶持政策、基金逐渐增多，有上级机关撑腰，很多情况下也是好事，“有妈的孩子有人疼。”十多年来，出版社作死的多，真死的少，青山依旧，绿水长流。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上级单位会越来越重视出版传媒，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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