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体的“大数据”变革路径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提要：当下社会正在步入大数据时代。信息从量的规模增长，转向质的精髓变革。传媒业正在经历着颠覆性变化，大数据成为媒体发展的关键词。大数据伴随新媒体技术日益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引发新闻传播理念、传播流程模式等的颠覆性变革。

　　关键词：传统媒体大数据变革

　　从“公共媒体”到“公众媒体”

　　传统媒体环境下，兼顾服务公众和商业盈利两方面的公共媒体是主流媒体。新闻生产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专业化大规模的信息生产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媒体记者通常居于信息传播的核心位置，新闻报道由具有专业经验的人员把关，体现出一种精英意识，受众对信息干预能力较弱。

　　进入大数据时代，这一情况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公众不仅参与能力增强，而且通过对数据的理解使用，使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促成了公共媒体向公众媒体的转变。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同时也是一种工具，它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以期望有利于对当下社会进行观照，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通过它对未来进行预测。公众参与其中，人人皆为主角。它体现出一种彻底的平等性——不仅是时间、空间上平等，更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平衡。

　　被动的受众变为主动的公众，在事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新闻事件的讲述不再是唯一版本，而呈现出多样性，通过不同节点信息的整合，提炼出不同主题，从不同角度提炼出故事本质。这不仅仅是数据上网，更重要在于数据之间创建“关系”联接，一旦联接，计算机和人都可以通过媒介技术平台对数据进行探索：通过一个数据发现另一个数据。“表哥事件”中，杨达才在不同场合所带表有哪些？这只是一个数据，然后我们还可以查出全国佩戴这一品牌手表的人数，以及地域分布、职业分布等，如此人们即可判断出“表哥事件”是否具有广泛性还是个别现象，由此凸显出事件、人物的意义与价值。这在以往的媒体报道中往往需要动用多个部门协同实现资源整合，而大数据背景下通过对共享数据的调用，打破了部门编辑之间的障碍，实现全流程的数据开放交流，实现了公共媒体向公众媒体的转型。

　　从培养“全能记者”到提倡“数据协作团体”

　　新闻从业人员的需求和培养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媒介环境下，传媒业界强调核心技能的培养，分工明确，如文字记者、编排人员、校对人员等。进入Web1.0或Web2.0时代，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促使传媒业开始青睐于“全能记者”的培养，从头武装到脚，为记者配备了各种“先进”的技术工具，单一记者个体担负着多种角色：既擅长摄像，也精通文字写作，还是视频非线编辑能手，运用多种手段为报纸、电台、网络等不同平台提供不同的新闻作品。实践表明这种一厢情愿的设想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反而丢失了媒体记者原有的优势，尚无成功案例。这都体现出孤军奋战的新闻理念，不能适应新媒体技术发展的需要。

　　进入大数据时代，记者不再是单一个体进行工作，业界更需要专门的“数据协作团体”来从事具体新闻工作。事件的报道不是简单地将过程复原，或者以超链接的方式，将类似事件“连在”一起，而是基于语义网上的数据的含义和属性，将数据之间内在的关系“联在”一起，对公众而言，这意味着“可以从一片数据自由地跳跃到其他数据——数据冲浪。这个跳转，依靠的不是人为的链接，而是本质关系上的联接。”①这就体现出“数据协作团体”的作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库中各种相关数据通过“元数据”相互联结，计算机将根据元数据，自动为我们搜寻、检索和集成网上的信息，而不再需要搜索引擎。“数据协作团体”正是指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评论和反馈，由网络实践驱动，并通过网络不断获得的，赋予数据意义的节点聚合②。一些传媒开始有意朝这一方向发展，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改变以往的运作流程，关注具有独特性网络节点聚合。数据协作团体成为报道的主力，这也引发了下一个发展趋向。从“制度化新闻生产”到“众包数据挖掘”

　　众包（Crowdsourcing）是指利用集体智慧来搜集与核实信息，报道故事，或者在新闻生产中做出选择③。范?哈克等人认为公众的普遍参与，以UGC（用户生成内容）的方式进行事实查证、过滤，并通过解释和分析来创造意义。在大数据时代“众包”不仅局限于此，从更深层面来看，它是基于云计算而形成的一种可以传送的服务，如同自来水或电一样，即开即用，基于特定的情境，实现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转变，发掘数据关系，通过整合，发现潜藏在数据表面之下的规律，并对未来进行预测。这一过程既可以是人，也可以由计算机来完成。它所体现的是数据相关性对新闻报道实践的深刻影响。

　　这不同于Web1.0或Web2.0时代通过“人肉搜索”的方式获得所需要的内容，更多层面上是一种基于数据分析上的获取。数据是对信息的记录，沉积于数据仓库中。单一数据不能说明什么，当个体把这一数据通过挖掘，赋予某种社会情境中时，它就构成了有价值的信息，媒体不仅仅是信息的聚合，而是从数据出发，提炼出某一规律的时候，它就具有真理性知识，这仍然没有止步，当这一次挖掘形成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时，它可以作为预测未来的重要依据。即通过众包数据挖掘，对事件报道涵盖了过去、当下和未来三种状况。如H7N9禽流感的报道中，传统报道往往关注发现患者的地点、时间和人数，这是报道的重点，通过众包人肉搜索技术可以得到详细的数据。大数据时代的报道还不仅于此，它会将以往所有爆发流感（包括禽流感、普通流感）的数据进行整合，描绘出流感爆发的地域特点、季节特征、人群分布等。同时，也还会联结到超市醋、盐的销量变化数据，药店普通感冒药的销量变化数据等等，寻找出其可能存在的相关性。醋、盐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人们在得感冒后一般会自己买些感冒药治疗而不是去看医生，在禽流感来临之前这些都会出现消费变化，在对各地这一消费变化数据挖掘，使得报道具有了前瞻性。大数据时代的新闻报道更倾向于通过众包数据挖掘，发现与事实相关的更多内容。

　　从重视“信息采集”到关注“数据筛选”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信息相对属于稀缺资源，信息采集是新闻报道的重要环节，媒体常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信息采集工作。获取的信息中只有少部分被采用，其他的被删除，通常不会再有被利用的价值和可能。而在信息社会，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稀缺性体现在针对特定事件报道情境。信息数量爆炸性增长，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来源也多种多样，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些信息通过各种媒介平台不断被传播、聚合，时刻生成新的数据洪流。

　　对于媒体及媒体记者而言，专业水准的信息采集转向专业水准的数据筛选。在大数据时代，不仅数据规模大，而且交叉复杂、全息可见。对于媒体来讲，对信息进行筛选整合成为关键所在，即不仅呈现新闻，而且要为针对受众不同需要提供最有价值的报道，让人们能够设身处地了解这些新闻。如在“青岛油管爆炸事件”的报道中，人们不再满足于知晓这一事件的原因或经过等，还要知道类似隐患存在于哪些地方。这就涉及到了自来水管道、天然气管道、供热管道以及其他管道部门的相关数据的筛选，从不同部门那里获取各种信息，并从新闻涉及的数据筛选中提炼出关于事件的关键部分，通过对数据的筛选整合，形成具有针对性的信息链条，并进一步形成具有启示意义的规律性内容，便于以后的相关或类似事件的报道具有连续性和可查性。媒体的重点是更大范围的数据筛选，这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信息采集。从“客观性报道”到“沉浸式新闻”

　　客观性报道和沉浸式新闻体现出大数据时代媒体和记者根本性转型。为追求信息准确，更好地理解周围环境的变化，媒体和记者将对事件、人物的客观报道作为一种职业操守，以至于将客观主义视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这种依赖于媒体记者的报道体现出了信息被媒体垄断，进而产生了将部分媒体、记者的观点视为普遍观点的统一化倾向，西方媒体甚至认为：“世上根本不存在事实，一切都只是诠释。”④因此，作为媒体记者职业理想的客观性报道不可能避免受到自身价值观、利益等影响，通过自身的利益和偏见这层有色玻璃来观察事物。塔奇曼、甘斯等人在其研究中考察了这种报道生产的过程，阐明新闻机构运用大量的组织计划和预先处理，通过机械流程来收集、整理并发布新闻与信息。这种报道其实质是一种媒体记者等少数信息制作者与大多数信息接收者界限分明的传播模式。

　　对于媒体记者而言，面对着颠覆性巨大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精英式的客观报道方式，提供沉浸式新闻以适应人们对于信息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成为发展的主流倾向。大数据背景下，信息的共享、交流互动已经不再是最迫切的需求，人们沉浸在无时无刻不在生成信息所汇聚成的数据洪流之中，对数据的分析整合才是最大的挑战，因而对人物、事件的描述性因果呈现向可视化的数据转换成为关键。

　　总之，面对大数据时代，媒体记者不仅要升级自身的技术能力，还要促进自身的理念提升，增强“大数据”意识，把握“大数据”这个关键词，才能更好地发展，实现媒体记者能力发展质的飞跃。（作者单位分别是：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山东济宁学院）

　　【注释】

　　① 涂子沛：《大数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②本文认为某一数据被利用于特定的情境，对事件、人物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具有某种解释和预测功能，才是有价值的，否则是无效的。同一数据在此事件中是无效的，但可能在其他事件中是有效的。因此，数据的无效是相对的，有效是绝对的。

　　③参见范·哈克，米歇尔·帕克斯，曼纽尔·卡斯特《新闻业的未来：网络新闻》，《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期。

　　④【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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