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即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解析

　　【作　者】陈世华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330031
　　
　　【摘　要】由于非主流的精神姿态和反潮流的理论取向，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传播研究领域中内独树一帜。从元理论层面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即控制是其传播本体论，唯物主义是其世界观和认识论，传播价值观是公平优先于效率，人性观是消极受众观，实践观是学术改造世界，方法论是质量并行，体现了宽广的知识视野、深厚的价值关切和细腻的理论情怀。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元理论马克思主义
　　
　　传播研究领域内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作为批判学派的重要分支，传播政治经济学由于独立的精神姿态和批判的理论取向在传播研究中内独树一帜。不同于效率取向的美国主流经验学派对媒介分析、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的重视，公平取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着重关注资本主义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重视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注重揭示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的相互构建，体现出反潮流的理论取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源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怀疑和批判的理论姿态，吸纳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和社会批判，继承了欧洲社会学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在世界学术场域内生根发芽，形成北美传统(以斯麦兹、席勒父子和麦克切斯尼为代表）、欧洲传统（以英国的默多克、戈尔丁为代表)和第三世界传统（以马特拉为代表），虽风格各异，但殊途同归。
　　
　　传播政治经济学有着多元的思想根基、鲜明的知识传统、清晰的传承谱系和独特的演进逻辑与其他传播研究流派形成显著差异，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元理论层面上。元理论是对理论的反思，是关于理论的理论，是某一学科或流派的基本假定和逻辑基点，是某一学术共同体所共同持有的根本共识和基本信念反映了理论体系背后的深层结构和理论范式。本文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解析为“传播即控制”，并从哲学基础、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等维度对其进行元理论层次的深层剖析，以期更加深刻地认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思想传统凸显其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复兴在新媒体时代逐渐落寞的传播学批判学派。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
　　
　　根据莫斯可的定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相互构建。马克思主义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植根于实用主义哲学的行政研究有着显著区别。
　　
　　马克思是大多数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精神领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或多或少倾心于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从来不讳言对马克思主义的青睐，奠基人之一斯麦兹就在美国左派大本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参与了加州的工人运动，自称享受左派的生活。在学术实践中，他用马克思的商品理论分析资本主义媒介经济运作，提出了受众商品论。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默多克直言，马克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分析“再次证明这是一个凉世骇俗，具有先见之明的分析”，并借鉴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来“重建倾圮的阶级分析之塔”。莫斯可也承认受马克思辩证法的启发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总结。华人学者赵月枝也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中国传播业所遭遇的商业主义和政治约束的双重冲击。
　　
　　马克思对现实所持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基本的理论取向。和马克思挑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是对所处语境的批判者，总是寻求商业化媒介体制的替代方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牟利本性的深刻揭露让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清了资本主义传媒的根本目的。马克思的商品、剩余价值、拜物教等观念启发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媒体、广告商、公众背后隐蔽的三角关系。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被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媒体体制下媒介技术对人类的操纵和奴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被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用来解释传播组织和文化组织的变化。马克思对劳动及剩余价值的研究，被他们用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产业中不成比例的投入和报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激励政治经济学者身体力行，跨越研究和政策的区别，参与媒介改革实践。他们坚持用学术改变社会，成为媒介改革运动中来自学术界的重要力量。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坚持将大众传播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加以理解，在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等权力关系与大众传播的相互作用，并从中认识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可以说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文献中，马克思主义无处不在，并贯彻始终。
　　
　　二、传播本体论：传播即控制
　　
　　对传播的本质进行清晰界定是传播研究的起点，在行政学派看来，传播是传递，是信息传输，在文化研究学者看来传播是文化和仪式。但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传播的本质是一种控制机制。各种社会权力关系不但控制着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而且权力精英也利用传播媒介达到控制社会和公众、维持统治秩序的目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时刻关注存在于传播的生产、分配与消费、循环备个环节的控制形式。
　　
　　首先传播政策制定是受控制的。资本主义的传播决策过程一直将公众排除在外，政府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精英通过暗箱操作制定出维护资本家利益的政策。政府既是媒介市场的玩家，也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国际传播政策制定中，弱势国家从来就没有多少发言权，发达国家控制着空间传播和卫星通信的主导权和决策权。
　　
　　其次，播媒介是受控制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媒体是一种“军事工业传播复合体”，媒介所有权掌握在少数私人集团手中，用来实现盈利的目标，传播资本主义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兜售美国商业主义生活方式。随着垄断化和集中化程度上升，传媒间的兼并、联合高潮迭起，横向的不同行业的整合和纵向的生产线集中不断加剧，使媒介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媒介巨头手中，媒介集团控制着信息生产和流通的整个过程，少数政治经济权力精英控制着媒介的结构和内容。媒体扮演着“新闻管理”的角色，统治阶级通过控制媒体创造了一个对他们有利的现实。统治阶级通过“媒介框架”传播主流的价值观念，掩盖社会冲突。媒体还要接受“宣传模式”的过滤，服务于现实政治，维护现有统治秩序。国家和政府将媒体当做文化控制的工具，传播体系在控制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
　　
　　再次传播过程是受控制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化成为普遍的趋势，媒介产品被当作商品，用来实现盈利的目标。信息来源控制信息的价格，实现信息的流通和分配，进而维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在国际传播领域，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大的跨国媒介集团推行媒介帝国主义，发展中国家的传媒业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流通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信息自由流通的口号只是西方国家对外推行消费主义、占领世界市场的借口，是后殖民主义的工具，正如马特拉所说，“国际传播是一种战斗话语”，是政治经济权力在国际信息流通领域的延伸。
　　
　　最后，受众是受控制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传播工业是思想的管理者，统治阶级通过控制媒体创造了一个虚假的现实，对人类思想进行操纵。在商业化的媒介经济模式中，受众被媒体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作为商品，受众在媒介市场上任由生产者(媒体)和购买者(广告商)摆布，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媒体构建起了一个的“全景监狱’，“个人在更强大的他者的注视下活动”，隐私和自治受到伤害，处于受控制的境地。随着信息和传播科技的发展，新的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权力相结合，对现代社会和人们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
　　
　　当社会公众和主流学者都为传播技术的发展而欢欣鼓舞时，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关心的核心问题却是：新科技控制在谁的手中，为了谁的利益？媒介新技术主要是为了捕捉受众达到盈利的目标。资本主义制度下，信息科技是一种反民主的力量，传播技术的革新就是宰制的加剧。
　　
　　传播中的控制问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文化消费中金钱的制约，也关心社会地位对接近其他相关资源的控制方式”，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商业化传播体制的种种弊端，并呼吁通过抗争和改革打破传播控制，实现对文化物品的公开和平等的近用权，促进人民的自由和解放。
　　
　　三、世界观和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
　　
　　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承认社会过程和社会变革的客观存在，主张以本体论的姿态将传播置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关注传播的结构和制度等客观存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唯心主义主宰文化和大众媒体研究领域的局面，主张“回到基本准则，即采纳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在大众媒体研究领域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基于具体历史和物质决定因素的秩序来研究优先性秩序，进行历史社会过程的复杂整体性分析，让理论更加唯物”，致力于对文化场域内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传播政治经济学从普遍联系和矛盾的世界观出发，将传播系统视为社会基本过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聚焦于人们及其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物质资源占有的预先的不平等以及各种不平等的结果——人们在符号环境中的不平等特质。其中心目标是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传播体制的关系，努力揭示权力和传播之间复杂的相互建构关系。它们将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将意识形态视为经济基础的附属，从为交换关系或多或少决定了社会关系，文化再生产直接被物质因素所决定。这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式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模式，使其更加关注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形式，从为媒体的所有权和经济控制是决定媒体信息控制的关键因素，它们将媒体的权力置于媒体生产的经济过程和结构之中，指出媒体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是权力的代理。资本主义的媒介体制是一个集团运作、利润驱动、广告支持的媒介系统。政治经济权力操纵新闻界达到自己的目的，帮助所有者赚取利润，帮助统治阶级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所以，垄断资本主义大众媒体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通过经济力量而施加政治和意识形态宰制。
　　
　　传播政治经济学认识到传播领域内存在的诸多矛盾冲突彼此作用、相互影响，体现了普遍联系、兼容并蓄的唯物主义和批判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其研究对象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概念，它使用的理论构成物存在于实际世界当中——而不仅仅是现象上。它们主要关注行动和结构的问题，试图辨明影响实际世界当中的实际行为者的生活和机会的实际制约因素。可以说，现实社会的变动不断促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思传播行业的危机，并提出替代性的洞见，丰富了传播研究领域。
　　
　　正是基于矛盾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主张将传播置于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中，并紧密关注现实中存在的具体事物，如传播技术演变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资本对传播资源的剥夺、传播业中的劳资矛盾和阶级分化、媒体与民主悖论、信息鸿沟、社会冲突和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并致力于探索各种面向现实问题的传播政策事务，如媒介所有权制度、传播资源分配、媒介内容规制、公共广播、因特网接入、版权和隐私等，并从全球和对比的角度来考察这些问题，体现了广阔的唯物主义视野。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传播政治经济学坚持学术改造世界的实践观，努力跨越研究和实践的区别，将研究指向现实社会变迁，致力于提供推动社会变革的知识力量，力图通过研究影响社会，改变现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自己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相信媒介改革理想的实现在于超越学术的参与。他们在对现状批判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种种改革主张，并身体力行，参与到媒介改革运动中。斯麦兹、席勒和马特拉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咨询专家，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作出了贡献，吉特林本人就是学生运动领袖，麦克切斯尼发起建立了“自由媒体”组织，开展媒介改革运动，成为媒介改革运动中来自学术界的重要力量。
　　
　　四、传播价值观：公平优先于效率
　　
　　道德哲学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特征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哲学，注重媒介政策制定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关道德事务的探讨，时刻怀有深刻的伦理关切和道德焦虑。他们的研究强调知识是弱化和消除支配性的权力关系和争取更加美好的社会秩序原则的批判性力量。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术实践的目标就是结合价值和道德哲学准则来理解传播的结构和历史，深化社会民主进程，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在媒体科技日新月异和商业化浪潮席卷的语境下，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新的传播科技没有为个性化的表达提供平等机会，只是维护了商业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实现公共利益需要重新反思公共物品的道德哲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媒体私有化扩大了市场机制和商业哲学的覆盖面，却以牺牲公共领域为代价，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后者处于不利地位。当信息供应日益依赖市场，接触信息变得日益依赖经济以及政治和技术实力，公民就失去了广泛接触关于政策动议和政府活动信息的机会。如果信息是可交易的，由于可支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那些有可支配的支出权力的人就可以优先享有信息。信息的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并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伦理的，认为资本主义所信仰的市场机制存在许多不够完美之处，因此在效益和公平之间，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天平倾向于后者。它从社会整体出发，历史地考察大众传媒的经济活动，主张运用公共权力对传媒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加以干预。从这层含义来说，它又是一种追求社会公正与公平的道德哲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从公平、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出发，衡量与评估传播制度和行为的正当性。在他们看来，公众的利益才是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传播的价值在于人类解放和自由传播，媒体的传播要维护公共利益，政府有责任规制经济势力和媒介行为，为民众造福。他们从公众立场和公共利益出发，批判美国传播政策的种种不合理和弊端。他们坚持对传播和文化进行超国家的分析，积极推动建立保护世界人民利益的国际传播新秩序，体现了民主关切、底层视角和民生关怀。
　　
　　五、人性观：消极受众
　　
　　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从宏观制度层面讨论政治经济权力对传播活动的控制，很少涉及传播者和受众的人性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忽略个体，只是将个体看做由社会权力安排的群体成员，在此基础上探讨个体所处的被支配地位及其抗争。
　　
　　在权力主导的商业化媒介体制下，受众是消极被动的。行政学派大多认为：受众是积极主动的独立个体，有着健全的自治能力，在接受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有自主选择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比如“使用与满足”理论所说的，爱众是在产生需求的基础上选择接触媒介，最后使自身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受众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阶级控制和欺骗而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人们依赖媒体去获得概念和指导性的信息，媒体形成和限定公众的假设、态度和情绪，而人们对媒体制作的框架却没有发言权，成了思想管理和信息控制的牺牲品，而非受益者。受众毫不质疑技术的目的和价值，受商业主义浪潮和传媒实践影响，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受众被思想管理者所操纵和麻痹，个人养成一种惰性，日益失去改变现状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商品，受众是洗脑的对象，在市场上任人摆布，变成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属。受众对自己的时间也没有支配权，在使用媒体的过程中，实际上身不由己地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受众在观看节目过程中生产出对广告品的需要，学会购买特定品牌的消费品，并相应地花费他们的收入，进行冲动购买和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坚持了消极受众观，与行政学派的积极受众观有着显著的差异。
　　
　　六、方法论：质量并举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分析路径视野广阔，方法多样。作为批判学派的分支，它必然与经验的研究啮合交错，其分析建立在为社会秩序提供一种在理论上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解之上。政治经济学学者主张系统、整体、历史地看待传播现象，在方法论上，一直坚守自身的传统，从容迎接各种挑战。
　　
　　首先，整体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运动密不可分，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局限，使传播研究具有了真正的全球视野。传播政治经济学把传播当作更广阔的社会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寻求媒介的去中心化。正是从整体论出发，传播政治经济学主张大规模的宏观分析，关注媒介体系的所有权、意识形态对媒介结构和制度的制约，并从全球视野考察世界范围内传播与全球资本主义演变的关系。
　　
　　其次，历史感。正如戈尔丁和莫多克所言，“批判地分析是被历史地设置的，区别于任何本质主义的理论取向，后者是从特殊的历史时空中分离出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总是与历史紧密联系，主张深入研究媒介结构和政策制定，深度挖掘过去和未来，优先考虑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他们不是只聚焦于当前的事件，而是认为对当代转型的充分理解必须基于分析长时段的转型、变革和矛盾。他们一直强调传播研究应该与历史紧密联系，探究社会运动与媒体的互动发展过程，关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移民或非裔媒介等替代性媒介的历史、现状与走向。
　　
　　最后，泛化决定论。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了基于刺激-反映的二元对立的行为主义范式和非历史的、脱离实体的功能主义，而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卢卡奇、阿尔都塞的多重决定论，打破了简单的因果决定论和二元对立，从政治、经济、制度、观念、实践及其互相构建的多重动态互动的角度来考察传播活动，打破了线性思维在原因与结果、来源与受者、中心与边缘之间建立的单向关系。正如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加汉姆所说，“对我们来自哪里和将往何处去没有单一解释。所有的路径都要接受证据和历史的考验。问题和答案都不是永恒的，总是被当代的事态所激发”。
　　
　　七、结语
　　
　　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理论基础，以社会变迁与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和实践为基本特征，体现了宽广的知识视野、深厚的价值关切和细腻的理论情怀，在传播研究场域内独树一帜，为传播学界贡献了知识增量和理论力。但是，作为批判学派的分支，传播政治经济学难免带有批判学派的通病，难以摆脱理论和方法上的窠臼，我们在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要直面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其一，在研究领域上，广阔而界限不清晰。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多元庞杂，在宏观上涉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技术变革；在中观上，涉及传播体制、权力关系、公共服务；在微观上，涉及具体传播政策、内容管控、新闻操控、宣传模式等。与传播学科身份和地位的尴尬一样，传播政治经济学同样存在大而不当的问题，研究领域过于广阔导致界限不清，学科和领域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其二，在研究视野上，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视宏观的传播制度分析，缺乏从微观视角对具体新闻内容制作和传播过程的研究，论证力稍显不足。正如李金锉所说，“政经学派的优点在于从大处着眼，不纠缠末节，但缺点则是对过程的交代不清楚，有太多挑跃式的因果推论。政治经济学胜在提供宏观的图像，对媒介日常运作的过程则不赞一词。”传播政治经济学紧紧围绕传媒体制的结构和权力关系，往往忽视传播文本和内容的分析，这种对眼前文本的“近视”和对传播体制的“远视”的相互揉合，难以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和平衡点，给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感。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坚持以思辨为主，重视质性的判断，掺杂了一些主观判断，忽视严谨的论证过程，科学性备受质疑。量化方法只是被当做一种辅助手段，虽未被完全排斥，但从未受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青睐，甚至受到了批判，这就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量化研究，体现出方法论上的偏见，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倒洗澡水的时候把澡盆里的孩子倒掉了”。
　　
　　其四，在研究结论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往往将经济权力视为首要的决定因素，认为经济和政治的联姻主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但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论证经济关系与传播内容变化之间的关系，这种武断的结论容易为人垢病，被批评为“经济决定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声称超越线性思维，但他们的论断往往是一维的，没有考虑到传播媒介的矛盾性质。传播政治经济学往往忽视传播媒介角色的积极层面，而专注于其消极层面。传播技术和媒介的发展不可避免带来信息的贫富差距，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获益程度的确不一样，但也在推动着公民自治和社会发展。虽然权力精英仍然极力试图控制传播媒介，但是越来越难以奏效，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业主广告商或者某些关键的政治人物并非总是能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也是在一定的结构中运作的，这些结构既有抑制作用也有促进作用，既强加一些限制，又提供一些机会。”但是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判断是明智的，虽然传播技术在迅速发展，但并没有打破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知识垄断，将我们带入一个自由王国。
　　
　　传播政治经济学聚焦于媒介生产与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将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结合，量化和质化研究相结合，尤其是近些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融合，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合，让传播政治经济学更加严谨科学，仍然能给今天的媒介研究提供丰富的启示。传播政治经济学总是将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状相结合，进行另类的思考和判断。激进的左冀姿态使他们的工作不受主流青睐，在西方学界和教育界被边缘化。在西方实证主义和量化研究大潮中，传播政治经济学逆流而上，通过与替代性的理论视野，得出了具有说服力的洞见，在国际上赢得了尊重。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学术研究、知识贡献、政策建言和行为参与结合起来，为后辈学者提供了坚实的立论基础和精神激励，使传播研究成为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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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即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