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将卡尔·波兰尼的“嵌入”与“脱嵌”理论应用于对中国新闻业的探讨，认为可以从中国新闻改革的动态过程透视中国新闻媒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中国新闻业嵌入在由政治、经济、文化、公民等社会子场域所构成的总体社会系统之中，同时又因新闻媒体自身的专业主义追求而产生脱嵌趋势。正是通过“嵌入”与“脱嵌”的“双重运动”，中国新闻改革在一个动态博弈过程中得以调整新闻业的职业边界和生存空间。在新闻生产日益透明和开放的数字环境中，当下的新闻业面临与公众的再嵌入和媒体角色的重塑。
关键词：中国新闻改革/嵌入/脱嵌/专业主义/公众
作者：王斌 翁宇君
简介：王斌，男，山西临汾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媒介社会学研究；翁宇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创新研究”（二期12XNL008）。
在社会主体日益多元的当下，新闻媒介与越来越多的因素产生相互联系，其社会角色与职业边界也呈现日益模糊的趋势。新闻媒介以何立身，该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一直是学界、业界甚至大众所争论与关注的本质性问题，并且随着数字化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的“后台”日渐前移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新闻业角色、功能、规范的讨论。如何关照新闻业和社会整体的居间关系以及新闻业对社会构成元素的浸润作用？本文试图提供一种宏观的、动态的、历史性的视角去把握中国新闻媒体，从嵌入性入手重新构建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解释逻辑，以更好地阐述中国新闻媒体的历史定位与社会角色。
以嵌入为视角意味着认知中国新闻业应放在中国语境中探讨，每个国家的新闻媒介都存在其独特的属性，用单纯的西方媒介视角来解读中国新闻业具有根本的制度性误差。正如《去西方化媒介研究》一书中所运用的“去西方化媒介理论”视角[1]，我们要把对中国新闻业的研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公民社会等结合，以整体性的目光去定位中国新闻业，看到它与不同力量的博弈，赋予其独特的语境，这样才能更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在，也能防止落入消极与虚无主义。
当前中国新闻业面临的困境并非单纯的经济危机，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和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正处于角色彷徨之中，其受到各个社会子场域的牵引力都大大增强，其与社会各方的互动关系正在经历重构。动态与历史的目光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一短暂历史阶段的困惑，更好地处理当下新闻业面临的转型问题。中国传媒业要解决当下的矛盾与难题，不能孤立现在与过去的关系，马克·布洛克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强调，现在与过去紧密关联，“对过去的无知不止妨碍对现在的理解，它还连累当下的行动”[2]。我们也秉持这样一种观点来梳理中国新闻改革的协商过程和历史遗产，因为正是从一种动态变化中我们可以厘清对新闻媒体存在影响的各种张力，发现其彼此消长关系，透视和描摹中国新闻业所处的立体结构，进而定位中国新闻业在新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的再出发。
一、中国新闻业转型的嵌入-脱嵌视角
“嵌入”和“脱嵌”是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巨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出的。笔者认为“嵌入”与“脱嵌”理论与中国新闻业和中国新闻改革存在较好地契合之处。传媒作为社会的独特子系统，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存在错综复杂的关联，正是处于“嵌入”和“脱嵌”的动态过程中。
我们从三方面对这一理论范式加以阐明[3]：
第一，“嵌入”是波兰尼的逻辑起点，它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并非像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的那样是自足（autonomous）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和社会关系，即人类社会的经济是嵌入社会之中的。波兰尼以此解释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百年和平”在二十世纪初期被打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使经济大大脱嵌于社会并开始支配社会，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逻辑，这倒置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
第二，“脱嵌”主要指经济自由主义认为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可以使经济自动整合成一个均衡体系”。他们认为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连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4]，即经济是与社会无关的独立系统。这就是经济体系试图从社会“脱嵌”的过程。但波兰尼认为“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乌托邦”，让市场“脱嵌”好比拉伸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让市场获得更大程度自治的同时也增加了张才的程度。
第三，“嵌入”和“脱嵌”形成“双重运动”，经济由这两种相对立的运动组成：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反向运动。
具体到中国新闻改革，自1979年《新闻改革点滴谈》发表至今，李良荣、童兵、潘忠党、喻国明、陈怀林、孙旭培等学者运用观念引导、边缘突破、大众框架等多种范式[5]，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主要探讨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新闻业自身的演化分析，包括新闻改革的历史阶段界定、特点评价、问题总结及未来体制改革的可能路径等；二是将中国新闻改革研究置入社会大场域，分析转型过程中新闻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博弈。总体上，中国新闻改革的研究较为具体、阶段性、静态，欠缺对于传媒业转型与发展的动态的、整体的研究。
“嵌入”与“脱嵌”的理论视角可以考察中国新闻改革的历史进程，对于厘清新闻业与社会其他元素的关系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解释力。本文尝试用波兰尼的“嵌入”与“脱嵌”视角阐述和还原中国传媒所处的立体空间结构，透视新闻业与其他社会子场域间的关联，进而把握新闻媒体在改革中的角色嬗变。以下本文将从“嵌入”、“脱嵌”和“双重运动”三个方面阐述中国新闻改革的历史发展脉络。
二、生存空间拓展：中国新闻业的嵌入因素及其组合
如图1所呈现，我们用结构点代表中国整体社会中的多个子场域，用双向箭头呈现各子场域间的作用力（各子场域事实上是相互嵌套和交融的，但为更明确地表现这些子场域的存在与相互关系，我们对其进行了简化）。新闻媒体嵌套在容纳了多个子场域的整体社会中，与各社会子场域存在双向作用力。
笔者把对中国新闻业存在影响的子场域划为五个，分别是政治、经济、文化、公民社会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因素（以省略号表示）。笔者认为中国新闻改革始终在多力拉扯下，这些作用力有时直接、强烈，有时间接、缓和；有时多力同向作用，有时多力相互拉扯。1949年以来，随着历史发展，中国新闻业所受的作用力从单一趋于多元，一方面不断有新的因素产生并占据整体社会的结构要点，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不断与原有因素产生关联与互动。这代表着在新闻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新闻业所嵌入的社会大系统处于流变之中。
我们可以按照中国新闻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来提炼这几个社会子场域，不同学者对中国新闻改革的历史阶段有不同划分，笔者结合历史发展轨迹和相关学者研究将其归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949-1978年、1978-2001年、2001-2005年、2005年之后，在每一个阶段总体社会中都有新的社会子场域产生主导作用，下文将依次分析。在每一阶段笔者力图理清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新闻业所嵌入的整体社会存在哪些对其有主导影响的子场域；二是解读新闻业与这些社会子场域间的博弈是如何展开的、有哪些作用方式。
（1）1949-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与总体社会形成的阶段，此阶段政治因素占据绝对统摄地位，中国新闻业所嵌入的总体社会基本由政治这一子场域主导。那么政治这一因素如何作用于新闻业与新闻改革呢？此阶段新闻媒介受政治支配，是政治附属品，新闻媒介被定义成“耳目喉舌”与宣传工具。吕尚斌认为这是一个总体性时代，这个时代延伸与放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建构的报纸角色：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6]。李良荣认为这一阶段新闻改革的主调是媒体作为一种阶级斗争工具，是国家运行机制的一部分[7]。
政治力量一元独大的局面塑造了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生存起点，而正是这种初始的嵌入状态决定了中国新闻业在之后的发展与改革中很难完全褪去这种底色。事实上，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始终在“党管媒体”的根本制度下[8]。政治因素对新闻媒介一直影响巨大，中国一贯的“强国家、弱社会”特征并没有动摇，所变化的是政治控制的具体形式与其可见程度。这种元结构好比树木的主干，新闻业的所有变化都要在此基础上生发，而这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新闻业存在差异的关键原因，也即新闻与政治二者关系的制度基础不同。
（2）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市场经济后，一个新的因素凸显出来——经济。经济子场域交织进原有的总体社会，并与政治场域建立联系，一同构成此阶段的总体社会系统。此阶段各种力量的交织与作用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经济子场域对新闻业的直接作用。首先，经济改革带动了新闻改革。经济改革带来的发展可以创设出一股进步力量，使社会现实与既有新闻体制形成距离和不匹配，从而促进新闻改革。比如1984信息论的引入[9]正体现了以上逻辑，基于当时经济改革之下信息需求无法得到体制满足的状况，李良荣希望用这种信息需求的观念推动中国新闻改革。其次，经济体制改革为新闻改革指引了前行方向。自1978年《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之后，新闻媒介逐渐明确了市场主体的地位。经济的子场域试图将新闻业拉入市场逻辑，中国新闻业在事业属性之外衍生出了产业的属性。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使中国新闻媒介置身于一个同以往迥然相异的传播环境[10]。新闻生产模式完成从宣传到新闻的转移，新闻媒介的经营管理被赋予更大的自主权限。
另一方面是经济政治两个场域对中国新闻业的综合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直接强力相对隐退，不再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及中央审批的管理方式，也不再由党政部门直接插手新闻出版单位具体的产品生产过程[11]。国家政策放松管制，推动传媒业走向市场，国家的政治影响和政治控制通过间接的经济影响和经济控制施加作用力。
（3）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被提上进程，在此阶段中国新闻改革不仅与政治、经济相关，还开始与文化体制改革产生相互作用。中国新闻业所嵌入的整体社会系统被进一步充实，文化这一子场域不仅单独对新闻业发展存在作用力，且通过与经济、政治力量的交织亦对新闻事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南方报业集团的黄伟曾提到新闻媒体既是文化产品生产者、提供者，也是文化理念、价值体系的承载者、传播者[12]。这体现的是文化与经济结合对新闻业的作用。按照党的十六大确立的“两分法”的原则，新闻媒体既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也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新闻媒体建设是外界观察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一个风向标。这体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对传媒业的综合作用。
（4）2005年之后，虽然社会结构发育与阶层分化初步定型，但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凸显，中国社会运行进入社会问题的高发期；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与互联网的急速发展，公共领域、社会运动等也在中国日渐兴起，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共享目的和共同价值上的公民社会开始呈现萌芽。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民社会的子场域得到更多凸显，对中国新闻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十七大提出要保障公民“四权”的实现，其中“知情权”与“表达权”与大众传媒密切相关，四权的提出拉开了中国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序幕，大众传媒尤其是新闻媒体作为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载体和渠道，在新一轮改革中更多地被强调和探讨[13]。可见公民社会成为了新闻业需要加以纳入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新闻业与政治、经济、文化、公民社会等密切相关，新闻改革的动力往往来自于这些外在驱动力。各子场域的变革带动了新闻媒体的改革与发展，而新闻媒体的改革相应地也呼应着这些子场域的流变，两者呈现相互作用的关系。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社会整体系统中的主导子场域存在变化和更替，新闻媒介一直嵌入在一个由多力牵引并且日益多元的立体结构之中。这些或直接或间接、或强或弱的力量将中国新闻业织入一个复杂而流动的社会整体场域，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嵌入”，这种多元嵌入的逻辑拓展了媒体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博弈可能性和生存空间。
三、专业主义建构：中国新闻业的脱嵌及其社会协商
在图2中，我们看到除了各种外部力量，新闻业还受到自身专业主义逻辑的影响。我们发现新闻业与社会子场域之间的作用力为双向箭头，这意味着这些社会子场域也可能产生脱嵌效果和趋势，即让新闻业偏离社会大系统的趋势。那为何我们把新闻业的脱嵌力定义为新闻专业主义而非其他因素呢？
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其他子系统对新闻业的作用力方向是双向的，而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业的作用力是单向的，即试图使其自成系统。第二，波兰尼所说的脱嵌是经济试图通过市场自我调节，这种脱嵌力量是在发展中自发形成的资源配置规律与趋势，而非外部施加。同理，我们认为新闻业的脱嵌力量，是一种在新闻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规律，一种内生于新闻业的驱动力。笔者认为这种脱嵌力量就是新闻专业主义。
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土生土长，而是20世纪9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学术概念和职业话语[14]。在发达国家，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媒介伦理是指在言论自由前提下，新闻界对媒介传播的自我要求、道德审视和行为约束[15]。换言之，新闻专业主义是职业共同体在成熟过程中，主动发展出的一套自治、自律的规范。西方社会中的新闻专业有其建构的逻辑前提，市场经济的个人自主平等选择原则、民主政体的公民自由和人权原则，以及新闻业专业人格的独立与自主原则这三者具有逻辑一致性[16]，因此专业主义具有稳定性与制度化的表现。但在中国，媒体从业者的新闻实践具有深刻的动态性、权宜性和情境性，专业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新闻实践活动，因而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呈现出局域性和碎片化的特征。
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虽没有明确的制度化的形式，但它是理想的目标和实践的表率，是一种为新闻学界、业界与社会大众不断探讨并赞成的行动指南。这种自我约束是新闻业内生的价值追求，希望以此免除其他力量的操纵与牵绊，而这正是“脱嵌”的内涵所在。“嵌入”意味着新闻媒体要受到来自各方面作用力的牵引与影响，而“脱嵌”则意味着在新闻专业主义的指引下，新闻媒体追求独立、客观和自律，试图摆脱其他外部规制，形成自我均衡体系。在中国新闻改革的道路中，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在外部权力与媒体内部因素互动中运作，不断形成一种协商式的新闻专业主义[17]。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股“脱嵌”的力量，其实践在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公众群体与媒介组织间不断协商与拉锯。
首先，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脱嵌力量与政治的协商。新闻专业主义概念引进前，以20世纪80年代“宣传与新闻关系”的大争论和李良荣“信息论”等为代表的探讨，正是意味着新闻业界与学界发现了新闻业完全嵌入政治力量的问题所在，试图为新闻业开辟独立发展路径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闻专业主义概念在“《焦点访谈》研究”中被郭镇之等人作为理论支点引进，旨在为舆论监督探索前进方向与路径。从更深层次看，学者们看到了政治力量对中国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制约，期望以此改变中国新闻业的深度政治嵌入，使专业主义作为一股反向作用力，让新闻业得以脱嵌于以政治控制为主调的社会系统。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脱嵌力量与经济的协商。自1993年《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规定》中正式将报刊列入第三产业，在“双重属性”[18]的调和下，中国的传媒业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之中。但新世纪以来，传媒在市场经济场域的嵌入，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虚假报道、有偿新闻等弊端给传媒业招致巨大的指责。市场化的弊病使媒体的公信力和社会责任受到严重质疑，这引发人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唤。新闻专业主义在这个阶段，是一股脱嵌于以市场经济牵引为主旋律的社会系统的力量，它试图提供一种抵抗经济势力的话语，防止新闻媒体为商业利益所收买。
再次，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脱嵌力量与公民的协商。在信息和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在中国兴起，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19]。新闻媒体正处于公民社会这个子系统的强力吸引之下。新媒体和公共参与更新了新闻媒体的生态，然而人肉搜索、偷拍、媒介审判等现象却冲击着新闻媒体的秩序。新闻专业主义又进入了新的探讨，专业主义的媒介自律和相互监督已经从传统新闻媒体的维度扩大至互联网与新媒体的范畴。而这种试图建构互联网有序新闻报道与公民参与的努力正体现新闻专业主义在新时期的内涵，即新闻媒体如何警惕公民“激情”与非理性力量的支配。
综上可见，当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发展中被政治、经济与公民等力量驱动而不断深嵌入这些社会子场域时，新闻专业主义总会作为一股调节的力量，以新闻媒体的大胆实践与新闻学者的积极探讨为有形载体，强调新闻媒体的主体性，防止其被其他力量所操纵与吞噬。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是中国新闻业与新闻改革在发展过程中一个贯穿始终的脱嵌力量，与“嵌入”作用使得新闻业进入社会大系统相反，“脱嵌”的力量试图将新闻业拉扯而出，成为自律而独立的系统。
四、职业边界重塑：中国新闻业的双重运动与再嵌
中国新闻业一方面嵌入一个多元的生存空间，同时又试图以专业主义的逻辑对抗外力影响。正是这两股力量的不断拉锯构成中国新闻业运作的双重运动，使得新闻业在一种动态博弈之中前行。
这种双重运动的现实逻辑基础来源于新闻业的完全嵌入与完全脱嵌两种状态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使得新闻业的社会嵌入与新闻专业主义脱嵌之间的博弈运动得以弹性存在，不会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首先，正如波兰尼所论证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而完全由新闻专业主义统摄的新闻业也是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新闻从业者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会不断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悖论，其新闻职业实践与社会需求、市场效益不断磨合；其次，新闻媒体不能被其他场域完全支配，在中外各国的传播政策框架下它都拥有独特的价值存在与职业追求，是公共性很强的行业。传媒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子系统，必须履行其特殊的社会功能[20]。总之，两种力量无法独自存在，新闻业在趋向两者的双重运动中寻求平衡点，新闻业在动态中得以可持续发展而非停滞不前。
这种双重运动的作用力也是多向度的、复杂的。脱嵌的力量让新闻媒体得到更大程度自治与独立的同时，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子场域张力的程度也会增加，这意味着嵌入的力量亦会增加。新闻业在表达和实践专业主义时经常要与社会派络中的各种权力进行“协商”[21]。脱嵌力量的增强除了来自学界和业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争取之外，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大系统中某些社会子系统的间接促进，比如市场化和政府控制的互相激发。新闻专业主义的“脱嵌”在市场化的刺激下得到了更大的自主经营空间，但新闻媒体与总体社会之间的张力也在增加，而这种张力的增加是通过政治软控制的增强得以实现的。周翼虎提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家允许新闻机构利用自有资源从市场筹集宣传资金，但是这种市场化政策的背后，是通过以收抵支来达到间接的经济软控制，即将各类经营收入纳入单位预算，与财政拨款统筹安排，纳入单位预算的收入视为国家拨款，这意味着国家垄断了其收入的支配权[22]。这使得传媒反而间接被国家收编，通过竞争“行政恩宠”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二者互相激发的呈现结果就是市场化下新闻专业主义增强的同时，新闻业由于隐形政治控制的存在对国家依赖程度也增强了，即嵌入效果也在增强。
中国新闻改革的进程正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所组成——力图扩展新闻专业主义的运动，以及由此生发的力图抵制新闻的脱嵌的保护性的反向运动。正是这种在“嵌入”和“脱嵌”的“双重运动”中拉锯前行，可以进一步解释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各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中国的新闻业本来就不是单一面向的，不是我们孤立的在某一时间节点所看到的静态形象，而是一种动态博弈过程之下的呈现，它处于一个多维度的历史时空中。
双重运动背后发生的现实建构是中国新闻业职业边界的游移和职业权威的重塑。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看，不管社会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具体情形如何，一个职业在谋求自身独立的进程中都需要划定职业边界、建构专业权威，在特定事务上体现自身的专业性和独占性，以申辩和证明自身对社会各界的独特价值。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公民社会逻辑等都在和新闻媒体共同参与社会事务，影响着媒介逻辑对社会事实的独占性判定，双方是既合作又对峙的关系，职业权威的塑造是过程性的，因而新闻业的自主范围和职业边界既需要有确定领域又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前述不同阶段的交替嵌入展示出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领域渐次释放的体制性红利与新闻业合作、分享、互惠的过程，而脱嵌又是传媒业将嵌入性关系中获得的改革红利沉淀为其生成专业权威的基础性条件的过程。这些基础性条件既包括物质性的方面，诸如各地传媒集团化运营后汇聚的经济收益、人才优势、资产积累等，纷纷矗立的地标性传媒物业大楼是生动的注脚，也包括话语性的方面，诸如通过新闻奖项设立的职业荣誉体系、通过典型媒体和著名新闻人故事构建的职业神圣感/神秘感、通过内外部讨论和阐释营造的职业共同体等，这些在嵌入关系中通过与其他社会领域竞合而获得的支撑条件形成了新闻业职业自主与权威的社会基础。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喉舌论”给新闻与政治设定了稳固关系的时候，新闻业在文人论政传统基础上获得了进入社会核心权力地带的制度性通道。当我们用市场化机制腾挪出的增量空间挣脱政治逻辑的时候，新闻业获得了新的职业理念和业务形态。近四十年来，中国新闻业收获了可观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然而并没有建立起预期的、理想的职业自主性。如果说以往的嵌入和脱嵌都是在持续拓展和丰富新闻业的生存空间，那么当下的新闻业转型则需要重新回到新闻改革的初衷和逻辑原点，也即需要追问：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未来新闻业？新闻业的职业理念、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在改革创新方面追求的价值观是什么？行政指令、市场机制和新闻专业主义各自的限度和“天花板”效应分别是什么？新闻业生存空间不应该只是也不可能只是线性增长的、单一维度持续扩充的，它的职业自主性和专业管辖权并非越大越好，而是应该服膺于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和公众福祉的需要。
中国曾长期处于总体性社会之中，从这一处境出发的政治控制、市场经济、新闻专业主义成为研究中国新闻业转型动力机制的“铁三角”，这个分析框架一直难以突破。这三个方面的话语中都内含了关于公众的关切，但公众的传播权力和权利都是居于从属地位的，其角色是为上述各系统的运行和收益提供助力而不是旨归。新媒体技术的勃兴带来新闻业底层运行逻辑的更替，公众从边缘回到中心，群众路线、公众福祉、用户导向这些不同语境下的表达得以打通，公众的信息需求和表达需要成为媒体转型中最大的政治正确和最有效的市场通货，也是在充满不确定的传媒改革中各方均认为的最大的确定性。然而，“公众”本身已经发生嬗变，在公民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浸润下，他们是参与的、赋权的、行动的社会主体，不再是被关注的、被报道的、被满足的客体。因而当下的新问题就是尚未完成专业化进程的新闻业又面临数字时代如何与公众“再嵌”，新闻媒体如何把握与“新”公众之间的关系，新闻记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响应及满足受众的需求。经典的新闻研究表明，客观性是新闻职业权威赖以生成的核心运作方式，但是近年来兴起的“对话式新闻”（Dialogue Journalism）、“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解困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等即是在“用户导向”逻辑下对既定的新闻职业理念和伦理规范的反思和试错，这对新闻职业边界形成了挑战，也在规范性层面呼吁新的考察职业权威性的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用户逻辑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层面的机制，不仅是用户信息消费偏好和媒介使用习惯的改变，也是社会文化症候的某种呈现，它反映了公众对社会沟通体制变革的深层呼唤。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抗争行动此起彼伏，如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等，虽然它们在不同的社会体制、缘于不同的具体利益关系，但是其共通的触发点之一都是民众对媒体体系日益与社会脱嵌、信息传播民主赤字匮乏的持续失望。因而我们考察当下的新闻业转型需要从新闻生产层面的媒体融合迈向更广阔的视野，关注到文化参与和公共沟通的背景变革，识别和理解新闻业嵌入/脱嵌关系背后的社会结构重组和社会利益调整。新闻业是一个经济系统，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嵌入和脱嵌不是一个单向度效果的社会机制，脱嵌没有带来中国新闻业专业化进程的完结而可能激发更深的反嵌，嵌入也不可能只是限制媒体的发展而可能会增益新闻业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和文化形态，新闻业的转型容纳了经济、政治、公众等不同社会主体进行合作与创新的多重可能性，新闻业的嵌入、脱嵌、再嵌是信息传播领域的一种系统性的社会文化实践。
综上，中国新闻业与新闻改革存在这样一种动态博弈，它们既“嵌入”到以政治、经济、文化、公民等子场域所交织成的总体社会中，又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引领下抗拒这些力量，试图脱嵌于各种力量交织的总体社会。这两股力量在演进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双重运动”，每个阶段的中国新闻业都是双重运动之下的短暂平衡。
新闻媒介所嵌入的总体社会对新闻媒体提出的要求是纷繁复杂的，新闻媒体不能同时呼应所有要求。我们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新闻媒介的角色定位需考察整体社会的核心任务。不能用以往历史阶段的规定性限制新闻媒介在未来的职业边界，也不能以未来阶段的潜在可能轻易抛弃新闻业已经建立的职业自主和工作权威。同时，新闻媒介自身要与社会的多元化主体、参与式文化相适应，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嵌入”、“脱嵌”和“双重运动”的变现方式和作用机制也会多样化，这会在相当程度上消解新闻媒体在当前所面对的集中的转型压力。承认与优化新闻业这种多元的角色，既与“分类管理”的传媒改革思路具有内在一致性，也是未来新闻业得到更好发展、更好实现价值的有效方式，这是新闻改革中核心问题所在。
本文从宏观上界定和阐释了中国新闻业与中国社会的嵌入-脱嵌关系，意在提倡一种历史的动态的视角考察当下中国新闻业的困境。社会在发展变化，新闻业的角色也要不断调整。生存与发展不是断裂的，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改善了新闻业的生存条件，而新一轮的媒体转型亟须对中国新闻业的社会角色定位及其与整个社会结构的连接做出新的、更为贴近社会现实发展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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