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杂志风行的年代，不看《读者》几乎等于没文化。时至今日，《读者》杂志依然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这被业界称为“《读者》现象”。
不过，身处资本市场的读者传媒却是另一番景象。2015年，读者传媒上市，紧接着业绩就出现下滑。其间，读者传媒屡屡尝试转型企图遏制业绩下滑，但效果寥寥。与读者传媒业绩疲软相对应的是其在二级市场中的股价表现——在上市初期连续创下16个涨停之后，读者传媒股价一路下滑，由上市初期的最高65.31元下滑至目前的21元左右，股价累计跌幅在六成以上。
业绩增幅连续3年下滑
传统出版业务库存高企
4月12日，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读者传媒”）披露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称，控股股东提议公司2016年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不过就在该方案披露的第二天，读者传媒却收到了上交所针对该方案下发的《问询函》。那么，读者传媒的“高送转”预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上交所表示，读者传媒本次拟实施的股本转增方案与公司经营规模和业绩之间存在较明显不匹配的情况，请公司董事会补充说明在经营规模和业绩下滑的情况下，大比例转增股本的考虑及其合理性。而就在一天之前，读者传媒才刚刚披露了“高送转”预案。对于上交所的质疑，读者传媒4月17日回函解释称“公司期刊发行好于行业平均水平”，并列举数据予以证明。
不过，尽管读者传媒一再声称“公司期刊发行好于行业平均水平”，但《红周刊》记者了解到，在“纸媒严冬”的大背景下，读者传媒业绩的逐年下滑却是不争的事实。据读者传媒在4月25日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数据显示，读者传媒去年实现营业收入7.51亿元，同比下降9.01%，实现净利润8425.25万元，同比下降17.04%。
其实，读者传媒去年的业绩下滑早有预兆。《红周刊》记者翻阅公司历年财报后发现，读者传媒的净利润表现以2013年为分水岭，当年实现净利润1.64亿元，之后不断下滑，至2016年实现净利润变为8425.25万元。3年时间内，读者传媒的净利润减少了近50%！（见表1）
《红周刊》记者梳理读者传媒财务数据后发现，作为传统出版行业一员，读者传媒去年的业绩下滑与传统出版业务发行量的下降不无关系，其中，传统出版业务作为读者传媒业绩的“支柱”（2016年年报显示，期刊和教材教辅两项业务的营业收入合计占读者传媒总营收的80%），其销量更是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
此前曾有分析认为，读者传媒作为甘肃省中小学最大的教材发行代理单位，稳居甘肃省教材市场首位，由于教材由政府采购，可以保证公司利润的稳定。不过，《红周刊》记者对比读者传媒上市以来的两年财报后却进一步发现，期刊、教材教辅两项业务近两年在产销量持续下滑的背景下，其库存量仍居高不下且有持续上升趋势，尤其是所谓“保证公司利润稳定”的教材教辅，在2016年库存量同比增长129.33%！（见表2、表3）
与此同时，作为读者传媒期刊业务的标志性产品，《读者》杂志也面临“跌落神坛”的尴尬。记者了解到，在发行量最高的2006年，《读者》杂志的月均发行量曾屡屡超过900万册，而在10年之后的2016年，这一数据却下滑到了400万册，10年间《读者》杂志的发行量跌去一半以上。
读者传媒库存高企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公司现金流出现问题。读者传媒2016年年报显示，公司去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6.55亿元，这一数据相较2015年时的7.25亿元下降了9.66%。
由此，读者传媒在业绩增速下滑，产品库存高企的背景下，是否有实施利润分配的必要？公司推出这样的“高送转”预案的目何在？
营业成本比率高到离谱
“创新业务”成拖累？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读者传媒业绩逐年下滑，但这一尴尬境况并非偶然，放眼海外，不少著名报刊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同样不容乐观：不仅《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相继易主；曾经作为《读者》杂志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有着90多年历史的美国《读者文摘》近年来的纸刊发行量也是一落千丈，继2009年第一次申请破产保护之后，于2013年再次提出破产申请。
反观读者传媒，尽管发行量逐年下降，但读者传媒的境遇还没有太糟糕，至少《读者》杂志目前依旧保留了一定的读者群体。《红周刊》记者在5月5日走访了北京市东城区的多家书摊报亭之后发现，很多书摊报亭都将《意林》、《知音》甚至《红周刊》等杂志摆上台面，唯独缺少《读者》杂志。当记者问其原因时，有报摊老板对记者说：“最新一期的《读者》是在‘五一’假期之后到的货，现在已经卖光了，想买的话只能等到下一期，相比其他杂志，《读者》卖的还是比较快的。”
既然在新媒体时代下，传统的《读者》杂志仍能受到如此欢迎，那么，被誉为“国内期刊第一股”的读者传媒的经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市场分析认为，尽管传统出版业务发展呈现颓势，但对读者传媒业绩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恰恰是那些近年大力发展的“创新业务”，这些转型尝试直接导致公司成本的上升。
《红周刊》记者查阅读者传媒《招股说明书》以及2015年和2016年的财报后发现，尽管2012年以来，读者传媒的营业收入一直可以稳定在7-9亿元之间，但营业成本同样居高不下，在这样的背景下，读者传媒的营业利润自然少得可怜。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读者传媒的营业成本比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5年和2016年，该项数据甚至超过了90%。对于一家成熟的、以传统出版业务为业绩支柱的传媒公司来说，营业成本比率之高，的确有些匪夷所思。（见表4）
对此，《红周刊》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读者传媒，对于记者提出的“是否是由于转型导致成本高企”的疑问，读者传媒人士不置可否，只是表示“年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读者传媒成本除了来自于冗杂的人力成本之外，转型的试错成本也是导致成本高企的原因之一，魏鹏举在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可以说读者传媒这几年的转型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可以说不成功。
新业务趋势不明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没有谁会选择坐以待毙，读者传媒的转型也势在必行。上述读者传媒人士对《红周刊》记者表示，转型新媒体依旧是读者传媒未来的大方向。“近年来，纸媒的发展境况一直不算太好，整个行业江河日下，我们身处其中也只能尝试着去做转型新媒体的探索。”
不过，《红周刊》记者在读者传媒2016年的年报中并不能看到公司新媒体业务的业绩情况，在公司财报“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一项中，读者传媒将新媒体业务归为了“其他收入”，而“其他收入”在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132.45万元，同比下降45.40%。对此，读者传媒在财报中表示，其他收入主要包括会展服务、文创产品销售及新媒体业务，其降幅较大，主要是由于公司减少了毛利偏低的会展活动，同时新媒体业务如手机APP及微信公众号等业务增幅较大。
读者传媒只是粗略的表示“新媒体业务增幅较大”，但涵盖新媒体收入的“其他收入”2016年营收不过1132.45万元，即是全部是为新媒体贡献、全部计入利润，也仅占其8425.25万元净利润的13.44%。对此，有接近读者传媒的人士对《红周刊》记者透露，在读者传媒的新媒体业务中，手机APP及微信公众号等业务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版权收入和广告收入，“只能说这些业务目前处于盈利状态，但体量并不算大，要想靠新媒体业务支撑公司的发展，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很难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周刊》记者连线读者传媒的过程中，曾向读者传媒询问公司业绩何时能够重新恢复增长，但读者传媒人士对这一问题似乎没有十足的信心，他对记者坦言称：“这个我也说不好，只能说公司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一些新的利润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