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 上海打造科技期刊高地，还有多少路要攀登？

　　中国期刊起步晚、起点低，作为后来者，光“跑”得好还不行，必须持续得好下去。

　　“找到对的人做对的事。”上周，来自华东五省一市150余家期刊社近300位编辑人员聚集上海，参加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指导、上海市期刊协会主办的“科技期刊国际化——数字时代的STM与专业出版高级研修班”。上海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科学（英文）》编辑部副主任鲍芳是学员之一，她所在的期刊社创造了一个“奇迹”：创刊不足两年就被《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两大国际数据库同时收录；创刊三年便跻身国际一流体育学术期刊行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追问成功“秘诀”，鲍芳说：“高质量科技学术期刊的关键在于高质量的稿源，一支高效运作的国际化编委会是杂志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作为后来者，必须持续好下去

　　据2015年美国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SCI收录中国期刊共计174种，其中上海期刊有《细胞研究》《分子细胞生物学报》《分子植物》《中国药理学报》《亚洲男性学杂志》《神经科学通报》《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纳微快报》《中国光学快报》《运动与健康科学》《中国化学》《化学学报》《应用数学和力学》《有机化学》《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B辑》《无机材料学报》《数学年刊B辑》《核技术》《红外与毫米波学报》等19种，在全国占比10.92%。在全国百强科技期刊中，上海有12种入选，数量为各省区市之首。

　　尽管发展迅速，但从国际影响力而言，国内科技期刊仍然处于相对孱弱的阶段。“仅从物理学角度而言，中国期刊的影响力还在婴儿期”，此次来沪授课的美国物理协会（APS）期刊编辑部主任丹尼尔·库尔普直言，“中国科学家、研究人员以个体名义的投稿多起来了，但中国期刊作为整体的内容来源，还少之又少。”

　　“语言是一个问题，中国期刊出版者还不太重视这一点。”班齐国际公司总裁，曾任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副总裁、施普林格纽约公司总裁的罗伯特·班齐说，“互联网时代，哪怕一篇论文的摘要是英文，它也更容易被搜索引擎搜索到。中国一些期刊虽然有页面自动翻译功能，但效果不会太好，最理想的是正文和摘要都应该是双语的。”

　　据统计，截止2016年11月，国内共有英文期刊522种，上海英文期刊占全国英文期刊总数9.58%，相对于期刊总数占全国6.04%，上海英文期刊数量高于其他省市区。“无论是语言还是发行平台，都是中国期刊面临的问题，但并非最主要的”，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命科学期刊社总编李党生认为，“关键在于拥有受众必须要看内容的高质量产品。要打造一份强刊，要赢得相应领域科学家群体的认可。中国期刊起步晚、起点低，作为后来者，光‘跑’得好还不行，必须持续得好下去。”

　　“只有在科学家中具有影响力才可能争取到好稿源，有了好稿源才可能发展影响力进而得到科学家们的信任，这是否是个悖论？”对于记者的提问，李党生坦言，这正是中国期刊眼下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正循环还是负循环，就看如何击破这一点。”丹尼尔·库尔普的回答是“要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培育，鼓励编辑人员与学界、科研人员密切接触，要让这种努力‘看得见’。”“在一些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科学领域，一切推进波澜不惊”，罗伯特·班齐说，“对中国期刊来说，新兴学科、分支、部门是新的机遇，当那些新兴前沿学科的研究者发现，有了专门针对他们研究内容的新的载体、新的媒介，而不是要在2000页‘汪洋大海’中打捞他们的论文，他们会感到非常兴奋。”创刊于2012年5月、进步“神速”的《运动与健康科学（英文）》就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英文版体育学术期刊，验证了班齐的说法。

　　跳出影响因子，更注重终端需求

　　“中国科研人员普遍重视期刊的影响因子，如何评价这一点？”李党生说，囿于一些政策因素，中国科学家的确更倾向于向影响因子高的国外期刊投稿，“且不说一些刊物发表论文需要一定审稿费，这之后，如果要阅读参考引用，我们还得把这些论文重新‘买’回来，而这也是国内期刊发展的一大劣势。”

　　“影响因子、出版商的确非常重要，但我认为，中国期刊出版应该更重视与图书馆合作，不止获得订阅数量的报告，还能从用户检索、浏览的行为分析中直接了解到终端需求，及时调整办刊策略。”罗伯特·班齐提到，在他担任施普林格集团一份刊物主编时，每6个月就会收到一份包括用户检索行为、论文阅读下载情况的定量定性分析报告，这也是期刊进入数字化时代的重要变化，不光要收集，还要管理和利用这些信息，“跳出只看影响因子的窠臼，更关注、了解读者的需求和行为方式。”

　　罗伯特·班齐指出，相对于大众出版领域的数字化进程至今磕磕绊绊，科技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不仅从内容收集、处理到生产、分销已全面数字化，编辑出版流程的国际化也成为现实，“在生物、化学、物理研究领域，科研人员还建立了基于数据库的预出版机制，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布研究成果。”李党生则提出，一些特定研究领域的研究结果如海量数据、三维影像等必须通过数字化出版才能完整忠实呈现并重新利用，数字化也为新的学科形态、知识发现、文本挖掘提供了可能，“这些都为国内期刊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上海有潜力也应该成为出版信息中枢

　　“中国科研发展迅速，出版若能迎头赶上，必将大有作为”，丹尼尔·库尔普笑言，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这种“威胁”。“从科研资金投入来看，美国处于下行趋势，重心正在转向中国、亚洲，中国和亚洲的科研就继续蓬勃发展，当科学家在中国、在亚洲找到合适的研究环境，必将源源不断地生产内容、论文，国际出版巨头已经看到这种机遇。” 罗伯特·班齐说。

　　“中国期刊人很幸福”，当得知上海市教委、上海市新闻出版局2014年起开始实施“上海高校学术期刊质量提升计划”和“高水平高校学术期刊支持计划”，3年投入近千万元扶持资金，丹尼尔和班齐表示，“扶持资金应该针对目前中国期刊发展最薄弱的环节，必须找出弱点在哪里，是缺乏好的分销平台，还是缺少好的内容。可以从与国际平台合作出版开始，慢慢建立独立平台；好内容的关键在于吸引、招募强有力的编辑团队，将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纳入编委会。”

　　“人才是关键”，李党生说，上海要打造科技期刊高地，优势在于软实力、人文环境，而非地理位置。“上海有潜力也应该成为出版信息的中枢”，丹尼尔·库尔普说，“上海应该与国际主流出版商建立关系，从合作办刊开始，发展自己的强刊，耐心等待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产量来看，世界排名前15位的国家和地区贡献了全球90%的科研论文，上海应该瞄准这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密切联系”，罗伯特·班齐建议，“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者协会（STM）每年在法兰克福书展前一天举行年会，中国期刊出版者何不有的放矢地去舞台中心区亮相呢？”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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