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正在起变化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编者按：新时代读者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大学毕业的“外行人”将成为读者的主体，这很可能改变今后几十年出版乃至知识服务的运营。

　　这篇文章本来一个月前就想写，但是，当时到了截稿时间，也还没想清楚，只能现在写。其实，现在写可能正合时宜，因为又逢“4·23”世界阅读日来临，特别是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公开征求意见为标志的中国全民阅读运动再迎高潮。在此，我想对出版同行讲出最近的一个发现：新时代读者正在发生一种巨大的变化，它和其他趋势一起，很可能改变今后几十年出版乃至知识服务的运营。

　　还是从我的故事开始。15年前，我在一家书业媒体做记者，受命采访一家社科图书做得风声水起的省级人民社。社长有严重口音，我听得挺费劲，他讲什么现在大都忘记了，但是，他的一句话一直埋在我心里。我问他的运作秘诀，他讲，其实社科书应该做给一般读者（general reader）看。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一般读者”，凭职业敏感，预感好戏在后面，便追问什么是“一般读者”。他挺诚实，说自己其实也没想得太好，但大体上是大学毕业的外行人。我又追问，何谓外行人？他讲，就是不以图书所论主题为职业的人。我记得，那位社长讲到这里，也是眼睛一亮。这个事像一条沉船一样伏在我记忆的海底，直到今年3月初的两次阅读，它再次浮出水面。

　　第一次是在中国青年报微信公号上读到其转载麦可思公司所作“ 2012届大学生毕业三年后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调查”有关数据（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受雇全职工作并且与专业相关的毕业生人数/受雇全职工作的毕业生人数）。

　　据介绍，这份数据是对2012届大学毕业生进行过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的跟踪评价（2013年初完成，回收全国样本约26.2万，其中本科生样本约11.5万，高职高专生样本约14.6万），2015年底对此全国样本进行了三年后的再次跟踪评价，回收全国样本约4.1万，其中本科生样本约2.2万，高职高专生样本约1.9万，应该说其来有自。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是结论还是惊到我：全国总体为61%，本科66%，高职高专56%。

　　粗略地看，有四成人会改行，而这还是毕业三年后。一般来讲，如果再延长调查周期，这个数据会更“难看”。我是学中文的，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或出版工作，近年创业后也还是做大文创，算是比较幸运的。可在我的本科同班同学中，一半以上已经改行了，有的还算是文化人，有的完全是非文化人了。我一直认为，这是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没深想过，直到看到罗振宇3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关于内容付费，我们想汇报迄今探索的全部心得，并宣布一件小事》的沟通会上的发言整理。

　　他在谈及自己产品的时代动因时讲到“知识传播的跨界问题”。他说，过去200年工业社会中，人类巨大知识总量给个体带来负担的解决方案是“分科”——谁也不要当通才，各自爬金字塔、越爬越高精尖,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解决方案是“跨界”。“时代变了，现在的知识传递切换了一个重要场景——它是跟外行讲，不是跟内行讲。”

　　这是老罗的原话：“这批人有个词形容，刘苏里发明的，叫知识大众——受过教育的，但肯定不是这一行的，也从来没想过干这一行的。你怎么跟他们传播知识？”这话好像是15年前那位社长的原话转译。看到这里，记忆的沉船开始缓慢上浮。老罗接着说：“大学学什么毕业后干什么，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少。大学学什么后很迅速地迁移到别的领域，或许是连自己都定义不出来的领域，需要从自己的求学经历向其他领域迁徙，这是一个基本常态。”看到这里，我瞬间被点亮，光芒直接照清沉船的桅杆：天呐，那上面还有水手在走动！

　　现在，我可以明确写出自己的一个发现。在未来的社会中，可以大规模赢利的主流知识服务是针对外行人的，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学非所用，他们要改行，而且有的还不止改一次。如果这个判断还不算太离谱的话，那么，出版业，或者再细分一点说，教育、专业和大众出版业，应该如何布局？

媒体报道

读者正在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