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创刊60周年座谈会
 

1984年春节，大连市文艺界知名人士茶话会上，作家邓刚（左）与文联领导王凡（中）和《海燕》第一任主编邵默夏（右）亲切交谈。
 

　　“中国梦的当代语境与文学表达高端论坛暨《海燕》创刊60周年座谈会”10月11日在大连举行。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十月》常务副主编陈东捷、《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副主编董阳等批评家、文学期刊主编们在论坛上诠释了中国梦的内涵以及文学在其中的作用。而面对本报记者提出的在新媒体时代文学期刊面临的困境与思考，与会专家也在会后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

　　面对生存困境和未来发展，亟待寻找新出路

　　作为在中国文坛上卓有影响的文学期刊，《海燕》在60年的历程里，见证了中国文学在一个甲子轮回里的发展路径，并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海燕》创刊于1954年1月，是中国最早的纯文学期刊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海燕》与沈阳的《芒种》、南京的《青春》、武汉的《芳草》并称为中国纯文学期刊的“四小名旦”。 《海燕》文学月刊社主编李皓告诉记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海燕》立足大连，面向全国，刊发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一大批文学青年由《海燕》起步，走上文坛，成为知名作家。作家邓刚、孙惠芬、宋学武、庞泽云等的处女作都由《海燕》发表。《海燕》精心培养的大连作家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文学大奖。辗转60年，《海燕》经历了很多，上世纪80年代，那是《海燕》的光辉岁月，发行量最多时一度达到数十万份。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报刊及通俗读物的大量出现，《海燕》也像其他纯文学杂志一样，发行量每况愈下。而面对现在的新媒体时代，文学期刊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面对生存困境和未来发展，亟待寻找新出路。

　　不能单独从新媒体的立场去考虑文学期刊，以为把文学期刊转化成新媒体就是唯一出路，这是不对的

　　文学是一个民族精神高度的标志，精神高度的标志是不能用GDP来衡量的，所以文学是不能用市场规律来推动发展的。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说：“中国文学有什么样的功能、价值、意义，通过《海燕》这60年的发展会让我们对此有所思考。文学期刊对整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文明水平的提高起到滋润、培育的作用，这个功能远远比推出一部不朽的作品和一个作家更重要。 ”贺绍俊认为，中国有200多种文学期刊，是中国可喜的事情，一个地区有一份文学期刊就像一个地方有了一片精神的绿地，会让这个地区的人们向往文学、追求文学，文学反过来又会陶冶人的精神。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漫长的。今天，整个社会在转型，新媒体不断冲击，但不能单独从新媒体的立场去考虑文学期刊，以为把文学期刊转化成新媒体就是唯一出路，这是不对的。新媒体承载着新的功能，它不能取代文学期刊的绿地功能。那么怎样让文学发展，要动用社会综合力量帮助文学期刊生存和发展。在这方面，很多文学期刊已经做了一些探索，如《海燕》现在的经营思路，通过跟当地报业集团合作，相互进行文化资源整合，这就是一种尝试。

　　贺绍俊认为，纸质杂志不会消亡，也许以后会变成比较奢侈的精神消费，可以留存。文学本身存在的模式也会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扩张发生变化，比如说新媒体也有可能成为文学的一种载体。那么文学在新媒体这种新的载体下也会发生变化，也会产生新的样式，但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贺绍俊说：“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民族要追求更高的文化素养，追求更高的精神文明，文学就不会消亡。但文学存在的方式，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而变化。 ”

　　《海燕》这样的文学杂志如何利用新的平台，重新让文学回到大众的视野、回到读者的视野当中，确实是任重道远的一件事……

　　《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认为，《海燕》60年，风风雨雨一路波折，才成为大连文学界的符号与名片。现在《海燕》碰到的问题也是所有文学期刊都碰到的问题。面对新媒体的种种冲击，一定要正视困境，传统媒体如何跟新媒体结合，这也是现在国家要打造的新的平台。 《海燕》这样的文学杂志如何利用新平台，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回到读者视野当中，确实是任重道远的一件事。在新的语境里，面对新媒体时代，保守是没有出路的，一味地自我封闭也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开放的方式，融合到新媒体当中去，才能有新的生命力。所以《海燕》未来的方向也是要和新媒体融合，在新媒体的空间中重新获得生命力。

　　文学期刊不会消亡，但也不会像上世纪80年代时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那时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狭窄，文学当时承担了很多功能，但现在媒体发达了，那种功能不存在了，所以文学回归到文学本身

　　《十月》常务副主编陈东捷坦言现在文学期刊整体受到了冲击，包括《十月》也遇到了这些问题，新媒体和传统文学期刊还是有区别度的。文学期刊的传统经典写作需要比较安静，更重视文学的深度和厚度。陈东捷认为文学期刊不会消亡，但不会像上世纪80年代时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那时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狭窄，文学当时承担了很多功能，现在媒体发达了，那种功能不存在了。所以文学回归到文学本身，从社会影响力上讲肯定与80年代相差甚远了。陈东捷说：“我也了解了一下海外文学期刊的情况，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的文学期刊发行量并不大，主要是基金会、媒体集团、政府文化基金支持，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比较欠缺。国外的文学杂志也是非商业化的，也有培养和发现作家的作用，很多作家也是从这里被发现的，很多文学期刊是政府支持的。 ”陈东捷认为，虽然传媒现在很发达，但是文学期刊还是有自身价值的，网络上的很多东西都具有随意性，文学期刊作品则需要作者反复筛选、修改，专业性更强。文学期刊最后的发展会变得相对小众，但不会消亡。因为人性在发展过程中种种丰富、复杂的表现，还是要通过文学来表现。文学期刊有别于新媒体的优势就是其专业性，具有深度和厚度。陈东捷说：“8月底，我们跟俄罗斯的《十月》杂志，一起搞了一次活动，他们创刊90多年了，从发行量100多万册，到现在发行量1万册左右，他们也带了10位俄罗斯作家来到北京，其中一位作家就说，这个杂志发行量小，稿酬又低。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还在这上面发表作品？他说，因为这个杂志是一个标杆，在此发表作品就得到了专业的认可。我觉得中国文学期刊将来的发展方向也可能会这样。 ”

　　现在热爱文学的人不是比原来少了，而是分散了，变得隐性了，有些人不说自己是诗人，但会写诗、发微博，人们不是不需要文学，只是需要更好的文学……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读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读《海燕》，他对于《海燕》有着深厚的感情。罗振亚说：“《海燕》曾经辉煌过，现在面临困境是大环境所致，而且是所有纸质媒体、文学期刊都面临的问题，现在年轻人很少去买纸质书、杂志等，因为很多都可以在网上看到，而面临这样一种困境，每一家杂志社都会想自己的出路，但做得好的并不多。我觉得首先要有明确定位，应该有方向感。应该利用已有的优势，例如《海燕》所处大连，独特的海洋文化，适合先锋文学的发展。还有就是组织好作者队伍，杂志应该主动出击，设计好自己的板块、栏目。办刊方针定位上应该调整，就会再度辉煌。如果办得好的话，还是会把年轻读者拉回来，现在热爱文学的人实际不是比原来少了，而是分散了，变得隐性了，比如有些人不说自己是诗人，但会写诗，有的会发微博，希望有作品对自己产生影响，让自己感到愉悦，其实人们不是不需要文学，只是需要更好的文学。 ”

　　像《海燕》60年来对大连整个城市的文化建设所起的作用是悄悄的、漫长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有200多种文学期刊，我们应该当做宝贵的财产，应该考虑在新媒体时代，如何让这么多的文学期刊保持活力，使它们成为滋养整个民族文化素养的一块精神绿地，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这也是国家应该考虑的文化问题。□本报记者/肖 杨 研讨会照片由吕文正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