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共享：新闻生产的“众智”转向*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摘要] 在移动化与智能化的双重技术驱动下，创新与共享成为新闻生产改革的指导理念，“众智”将成为改革的具体方向。“众智”来自于有机生命体“人”、物联网时代的“物”、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以及场景时代的“关系”，渗透在线索收集、新闻采写与新闻扩散的各个环节。

　　[关键词] 众智新闻生产新闻源新闻采写新闻扩散

　　在不久前闭幕的20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世界经济把脉，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主张”和“中国信心”。其中的三句“济世良言”对于日异月殊的新闻生产变革，同样有着深刻的观念指导意义——“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1]

　　在移动化与智能化的双重技术驱动下，用户由现实世界向网络空间的转移成为趋势，未来新闻学所倡导的“参与式新闻生产”已近在眼前而非未来的远端。创新与共享，将不仅仅作为互联网精神的内核，亦将成为新闻生产改革的题中之义。在众包与众筹的实践之后，新闻生产将开启“众智”转向。

　　“众智新闻”（Crowdwisdom Journalism）的核心是“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应用新媒体技术共同参与新闻生产过程。[2]在以数据驱动为基础的有机生产过程中，“智慧”的主体不仅仅包括“人”，还包括了物联网时代的“万事万物”、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以及场景时代的“关系”。

　　一、线索收集：“人”与“物”的智慧

　　以往，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多采取封闭形式，专业的新闻从业者垄断了新闻内容生产线，属于专业生产内容（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简称PGC）。人脉对于记者来说，是重要的职业资源。建立并着力经营由信源组成的关系网，成为记者的必修学分。同时，在引用信源时尽量做到准确，若非十分必要，避免使用“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此类的匿名消息源。

　　1.“陌生人”成为新闻源

　　然而，变化在悄然发生。变化的第一步是新闻源超出了记者通讯簿上记载的“朋友圈”，“陌生人”成为潜在、随机的新闻源。随时随地发生的新闻事件，尤其是突发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到达“第一现场”、抢占“第一落点”的往往是拥有“自媒体”的事件亲历者或当事人。2011年日本地震之后，移动通信网络出现拥堵，以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信息集散的主阵地。据专门追踪社交媒体服务的机构“网络社交媒体”（Online Social Media）称，Twitter在当时每分钟已传递1200条消息。Twitter所推送的内容，一定程度上成为记者的新闻来源。[3]

　　如果说突发事件中“编外人员”的偶然介入实属被动，PGC和UGC（用户生产内容）相融合的线索收集过程则是媒体“借力”用户的主动创新之举，此乃变化的第二步。《赫芬顿邮报》从2007年7月开始启动了名为“Off the Bus”（走下公共汽车）的美国大选报道项目。该项目最大的特点即征集平民去报道美国大选新闻。对报名参加者，项目的组织者每周都会发给他们一个报道任务分配表，并告诉他们新闻报道的一些规则。在2008年的美国大选中，超过1.2万名平民记者将他们填写好的表格发回网站，由编辑根据收集的信息编发新闻消息。这种“分配式”的新闻报道把信息的数量优势累积成信息的质量，并提供大量鲜活的细节，发现专业记者所遗漏或者根本无法到达的角落。

　　线索收集的“众智”转向对内容的公信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媒体时代的记者和编辑，对新闻内容有调查、核实、编辑的义务，把关人的角色定位十分明确。网络空间中，匿名化的消息源和海量化的消息量在延展线索通道的同时，也再次引发了对真实性、客观性、平衡性等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追问。取利除弊的途径之一，也许是“专业——业余结合”的模式，即职业新闻人起着策划、组织、统筹、核实的关键作用，同时认真对待、妥善使用更广泛意义上的信息源，从根本上延长专业新闻的覆盖面。

　　2.“传感器”成为新闻源

　　不管是新闻爆料者还是新闻报道对象，“人”一直是新闻源的主体。互联网时代，早已渗透到工业生产、宇宙开发、海洋探测等领域的传感器，为新闻生产利用数据带来了契机。正如麦克卢汉曾经预言的那样，电子芯片、全球定位系统（GPS）、智能手机、无人机等传感器设备，延长了人类的五官，使物体有了触觉、味觉和嗅觉等感官，让物体慢慢变得活了起来。物联网时代的“万事万物”将有幸成为新闻线索的数据信息来源。

　　2016年上映的韩国影片《隧道》讲述了一名开车男子经历隧道塌陷与救援的故事，其中的许多镜头反映了新闻生产领域的变革。在无法预知隧道坍塌的严重程度，无法进入事故现场采访之时，几十架来自韩国不同媒体的无人机进行了图像拍摄。除了突发灾难事件线索采集的特殊条件外，无人机也应用于某些追求视觉感受新维度的事件报道中。2016年杭州G20峰会期间，央视、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使用无人机宏观展现了西湖、京杭大运河、钱江新城等城市特色景观。

　　凭借《超速警察》赢得2013年度普利策公共服务报道奖的《太阳哨兵报》已经成为传感器获取新闻线索的经典案例。记者克斯汀（Sally Kestin）在查阅历年数据后发现：自2004年起，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过320起警察导致的交通事故。然而，感性的怀疑不足以揭示警察超速行驶这一社会问题，取证十分必要但又相当困难。克斯汀采用的办法，是向当地交通管理部门申请了110万条警察通过不同高速路口收费站的原始记录，包括时间和车辆信息。在专业数据分析人员的帮助下，克斯汀用3个月的时间对这些记录进行了整合与分析，通过收集两个收费站之间的距离，测算通过该段距离的行驶时间，最终得出了警车超速的结论。

　　推动新闻生产变革的外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一传统行业受到的威胁。以传感器为例，环境数据、人流与物流数据、个体化的体验数据等资源，原本不在传统媒体掌控的范围之内。因此，尽早寻找到物联网领域的合作伙伴，把握物联网数据源头的话语权，将是未来竞争的焦点之一。[4]

　　二、新闻采写：“数据”的智慧

　　新华社2015年11月上线了写稿机器人“快笔小新”，供职于新华社体育部、经济信息部和《中国证券报》，可以写体育赛事中英文稿件和财经信息稿件。同年9月，腾讯财经推出自动化写作的机器人梦想写手（Dreamwriter），能够根据算法在第一时间自动生成稿件，瞬时输出分析和研判，并在一分钟内将重要资讯和解读送达用户。也许机器写作的实质意义在眼下还不甚明显，但可以预见，未来媒体的竞争，将越来越多的是数据平台与数据采集、处理能力的竞争。[5]数据，将成为新闻生产的新思维和新资源。

　　1.众包写作：由零件到整体

　　一群人在互联网上聚在一起，执行以前只有受雇员工才会做的某些任务，他们很少领薪水。这不仅打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界限，许多经营管理的铁律也被改写了。这种现象已经颠覆了软件、摄影、新闻，乃至科学研究等各行各业，众包新闻的内在逻辑也在其中。集采众智的众包新闻，模糊了写作者的年龄、地域、教育程度、职业等背景，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完成特定任务的效果。

　　2009年，英国爆出政客选举开支丑闻，为了回应民众对政府官员花费的质疑并践行信息公开的承诺，英国在线公布了100万份支出情况的扫描文件和收据。随后，《卫报》创建了一个开源网站，邀请读者一起调查英国议员的消费情况，共有两万多名读者参与了这次调查，17万份记录在80个小时内就被检查完毕。在2011年伦敦骚乱事件的调查中，《卫报》同样以众包的方式组织社区调查、跟踪社区民意，其结果发现Twitter主要被用于应对骚乱事件，而非许多媒体报道的组织和协调骚乱活动。2013年，《卫报》推出“卫报见证者”（Guardian Witness）的手机客户端，成为组织用户、调动其参与采写的又一举措。

　　《卫报》的这次众包调查新闻活动让人们看到：专业新闻媒体的资源有限，仅仅在人数上，大众已经能够成为它很好的补充。正如杰夫·豪在《众包：群体力量驱动商业未来》一书中所说：“帮助报纸摆脱困境的方法，可能就存在于报纸网站的社区之中。业余摄影爱好者、佛罗里达的热心居民以及辛辛那提喋喋不休的妈妈们——这些人组成了大众，他们不仅有智慧，而且在社区中通过自我组织凝聚成一股高效的生产力，向人们展示了互联网重塑当地社区的过程。”[6]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效率的众包写作必然在有序的组织下完成，而眼下最适合充当组织者的仍然是职业媒体人。现实情况是，社交网站、视频分享网站、照片分享网站、微博等UGC形式，对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与此同时，缺少把关人与组织者的个人化内容存在碎片化、片面化的缺陷。因此，众包写作一方面以UGC为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将UGC纳入记者、编辑的主导之下。正如《卫报》通过公开制作新闻的数据，调动用户智慧，将原本分散的UGC内容整合为系统性的新闻报道，UGC由此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

　　2.“粒子化写作”：由整体到零件

　　如果说众包写作实现了聚沙成塔的化零为整，那么“粒子化写作”则是化整为零的另一个方向。《纽约时报》研发实验室在《新闻的未来不是一篇文章》（The future of news is not an article）中对“未来新闻的模样”作出了想象，即通过“信息颗粒”（particles）进行“粒子化写作”。[7]

　　《纽约时报》的做法是把每篇报道里的知识点编好码，这些知识点就是“信息颗粒”。当记者或编辑想要向读者交代某些背景知识，或者想要提取一篇相关话题的旧文时，“信息颗粒”将帮助其从过往的报道中挖掘信息，从而提升其工作效率和便利程度。

　　“信息颗粒”的功能如果只限于记者搜集背景材料的工作利器，那便与搜索引擎或者维基百科等无甚分别。它更大的威力在于一旦重新组合排列，便会形成新的不同的文章。一篇报道不再是线性的“铁板一块”，它可能随着用户的喜好或者未知领域自动调整为一个动态的文档。未来，用户读到的新闻也许会从目前的集体经历变成一种半私人的领域，这或许是大众媒体真正实现“定制化”的途径。

　　新闻报道通常是“时效性内容”（新闻要素的叙述性描写）与“长期性内容”（背景知识等）的混合体。“粒子化写作”的意义在于，记者在首次撰文时不仅仅是在创造“初稿”，同时也是制造在若干“信息颗粒”供之后的“第N稿”所用。散落的“信息颗粒”具备了潜在的时效性，随时待命为职业新闻人所用。

　　在新技术采用的初期，通常存在着技术决定论的风险，新闻生产亦需要对此保持清醒。在采集与分析数据的过程中，新闻生产者既依赖于外部的开放数据库，又需要遵循内部的新闻伦理标准。更为重要的是，新闻生产不能为了数据而数据。“新闻是关于人、关于故事的讲述。作为一名专业记者，我们需要在新闻一线通过调査和沟通确定最重要的新闻核心内容，而不是使用数据信息来取代记者专业的报道或者判断。通过数据来掲示一些人们不知道的信息是非常有效的，但使用数据替代信息则是非常危险的”。[8]

　　三、新闻扩散：“关系”的智慧

　　作为新闻生产链条的末端，新闻扩散在过去一直有着相对固定的渠道。不同媒体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终结。媒体之外的分发渠道，如以参与、对话和社区化为特征的社交媒体，加入了新闻生产的竞争。隐藏在渠道之下的，是各种类型的“关系”，如用户与新闻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用户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系等。“关系”既深刻地改变了当下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的信息接收及交流方式，又无可逆转地影响着新闻生产的最终成效。新闻扩散的规模与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网络的规模。

　　1.传统媒体借力社交媒体

　　《华尔街日报》数字网络总经理阿丽莎·鲍文（Alisa Bowen）曾就年轻一代的媒体使用习惯作出总结：“年轻人不阅读报纸和看电视新闻，他们不再参与周边世界。但是社交媒体的开发使得年轻人更乐意参与，只是显示方式的不同。”[9]

　　根据潜在客户资源拓展公司（Netprospex）的统计数据，平均每4秒钟就会有一条《纽约时报》的原创新闻在Twitter上出现。[10]《纽约时报》主观上不会、客观上也不能忽视这一拓展受众、提升影响力的渠道。为此，《纽约时报》集合纽约时报文章应用程序编程接口（Times Article API）、推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Twitter API）和谷歌地图应用程序编程接口（Google Map API），研发出名为“我们阅读，我们上微博”（We read， We tweet）的新闻客户端，该款应用将《纽约时报》在Twitter上点击率最高、用户回帖和引用次数最多的报道以图形的形式展示在谷歌地图上。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地图上的图形查看到相关报道和Twitter评论。[11]

　　马云在谈及与苏宁的合作时指出，互联网公司不进入线下，不和线下融合，是没有未来的。这一观点对于新闻生产领域同样适用。当我们在关注欧美传统媒体彻底的“数字第一”“数字优先”等战略时，不妨反观一下有所创新而非颠覆，改变中亦有坚守的报业大国日本。在日本，肩负着“找到”读者职责的是线下以“专卖店”为依托的“宅配制”。

　　为了提高专卖店送报服务的质量，保证送报员与用户之间的良好互动，《读卖新闻》设立的销售店全部独立经营、独立核算。无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送报员每天清晨6点之前都会将报纸投入用户信箱。[12]到了订阅旺季，每一位订户都是投递员逐门逐户争取来的。由于《读卖新闻》的收入有一半来自订阅费用，对广告的依赖度较低，在新媒体“撬走”广告商的当下，报社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2.技术公司抢滩新闻项目

　　被称为媒体行业颠覆者的美国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在2015年年初公布了自身的新闻编辑标准和伦理指南，目标直指原创严肃新闻，试图在传统媒体最擅长的专业新闻报道领域分得一杯羹。无独有偶，谷歌、苹果、Facebook等技术公司通过推出新闻服务，迅速成长为新媒体内容扩散的重要渠道。

　　Facebook依靠其与用户的强连接关系，推出了即时新闻（Instant Articles）和告知（Notify）两款内容发布工具。前者帮助用户在其Facebook页面上知悉新闻，无需跳转到媒体网站；而后者则将Facebook的用户引导至媒体网站，在广告收入上与媒体三七分成。

　　在我国，有51.9%的成年国民在2015年进行过微信阅读，[13]有21%的用户将微博视为获取新闻资讯的首选渠道，64.9%的用户将其视为第二渠道。[14]类似微信、微博、今日头条这样的平台，基于与用户的连接关系，创造性地开拓出新闻扩散的新渠道。

　　渠道的扩展也意味着渠道控制权的偏转。新闻生产一方面借力于技术公司的平台优势，另一方面也愈发受制于技术力量的钳制。新闻业的公共属性不可避免地要被重新提出。“一旦我们以‘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而不是以简单的‘赚钱’来界定成功，我们的看法将改变”。[15]技术公司的立足点在于盈利，如何维护新闻业的社会属性则任重道远。

　　四、结语

　　在汉语体系中，“危机”一词被理解为“危险与机遇”，是一个偏于保守的系统发生大规模变化的前提条件。通过危机，系统中的个体吸取教训、改善行为并最终获得进步。

　　对新闻生产而言，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或许在此刻，传感器作为新闻源、粒子化写作以及技术公司的新闻项目还是“非主流”的新闻生产方式，但其中蕴含的创新因子与共享精神，对人、物、数据以及关系的多维度运用，昭示着这一领域的改革转向。互联网技术的本质是“普惠”，新闻生产的未来则在集采“众智”。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1]新华视点.习近平G20杭州峰会上的“济世良言”[EB/OL].[2016-09-06].http://www.chinanews.com/ll/2016/09-06/7995388.shtml

　　[2]唐佳梅.从众包新闻到众智新闻：国际新闻报道的新闻创新及其发展[J].现代传播，2016(2)

　　[3]任媛媛.“超级记者”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出路[J].青年记者，2013(4)

　　[4][5]彭兰.移动化、智能化技术趋势下新闻生产的再定义[J].新闻记者，2016(1)

　　[6][美]杰夫·豪.众包：群体力量驱动商业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7]The future of news is not an article[EB/OL].[2015-10-20].http://nytlabs.com/blog/2015/10/20/particles/

　　[8]苗伟山，许有泉.是“人”的新闻，还是“数据”的新闻？——对话全美新闻俱乐部与新闻研究院原主席Rick Dunham[J].中国记者，2014(11)

　　[9]Palser, B. The ins and outs of iPad APPs[J].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2011(1)

　　[10]Bergman, C. NYTimes, TV stations among “most social” companies[EB/OL].[2011-07-25].http://lostremote.com/ nytimes-tv-stations-among-most-social-companies_b20508

　　[11]刁毅刚.《纽约时报》的内容数据开放和新闻客户端战略[J].中国记者，2012(2)

　　[12]尹良福.近十年来日本报业经营状况及其转型分析[J].新闻记者，2012(10)

　　[13]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国民阅读调查：超半数国民进行过微信阅读[EB/OL].[2016-04-18].http://ent.ifeng.com/a/ 20160418/42607652_0.shtml

　　[14]腾讯科技.2016微博用户研究[EB/OL]. [2016-09-09].http://tech.qq.com/original/archives/a124.html

　　[15]PC.W. Anderson, Emily Bell, Clay Shirky.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 Adapting to the Present[J].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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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共享：新闻生产的“众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