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杂志》第1卷第1号的封面
从杂志早期广告依旧能看出：女性的很多形象都是弱小的和被讽刺的。与男性想象中强健的“国民之母”相去甚远。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
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商务印书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世界文化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在中国近现代知识传播和文化启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就包括，1915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了《妇女杂志》。人们可能对此并不熟悉，但是却熟记另外一本杂志——《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后改名为《新青年》。
商务印书馆参与到中国现代女性启蒙的事业中，除了出版很多和女子有关的读物，最直接的载体就是《妇女杂志》。当我们穿越百年的历史，重新走近《妇女杂志》，它就像一个生动鲜活的“历史现场”，回响着当时女性启蒙的声音，保守的、激进的、平和的；摇曳着不同的女性身姿，新贤妻良母、新女性、“准摩登女性”。每一次阅读，都是和她们的一次对话，她们真诚的讲述着自己的选择、坚持和改变；她们的期望、努力、困惑、茫然和无助。她们的耳边始终充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你们要做懂得现代科学新知的新贤妻良母；你们要做妇女解放思潮下的新女性；你们要用拥抱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摩登女性”。每一次走进，都仿佛和她们一起，在日常生活的波澜不惊中缓慢的变化，也经历着历史变革时期的波谲云诡。
虽然这本《妇女杂志》现在少人问津，其中的风景也是“自美其美”，但是其中价值却不会因为历史的远去而被人忘记。透过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我们会知道，被人们今天认为是习以为常的观念，曾经有多少人在疾呼，有多少女性以生命为代价践行。《妇女杂志》用事实告诉我们，曾经的女性经历了什么、付出了什么、争取了什么，才让今天的女性有了这般的模样。
【《妇女杂志》之创办缘起】
应时事之需要，佐女学之进行
《妇女杂志》历经17年的时间，是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发行量最大的一本女性期刊。在近现代中国，其他女性刊物难以与其比肩，被当时的读者赞为女性报刊中的“第一把椅子”。
商务印书馆为什么要创办《妇女杂志》？虽然很难还原当时是怎样的场景，商务人在酝酿创办杂志时进行了怎样的沟通，做了哪些准备，但是从后来张元济的一首诗当中，可以看出这是出版家的夙愿，“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张元济认为，教育是富强的根本，中国人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民智不开，任何改革都没有希望。这其中也包括女子的教育，《妇女杂志》的创办，符合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宗旨。彼时，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1904年）已负盛名，《教育杂志》（1909年）、《小说月报》（1910年）、《学生杂志》（1914年），也颇有影响。在商务印书馆的市场细分之下，创办《妇女杂志》也就顺理成章了。得益于商务印书馆这个实力雄厚的母体，《妇女杂志》笼络了当时一批著名的文化精英和社会名流参与杂志的创办和撰稿的工作，比如钱基博、吕碧城、向警予、邵飘萍、成舍我、鲁迅、胡适、周建人、周作人、沈雁冰、恽代英、陈东原、叶圣陶、李健吾、丰子恺、叶浅予、陶希圣、庐隐、陈望道、陈伯吹、金仲华等。正因为此，《妇女杂志》的思想价值和启蒙意义都是巨大的。
《妇女杂志》甫一创刊，就得到女学界的极大呼应，并被寄予厚望。当时平湖淑英女校教习张芳芸为《妇女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为：
上海商务印书馆，营书业有年，所出各种杂志，宗旨正大。今者妇女杂志发刊，应时事之需要，佐女学之进行，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其于妇女界为司晨之钟，徇路之铎，其于杂志界为藏智之库，馈贫之粮，所谓沈沈黑幕中放一线曙光者……
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民众的心里“宗旨正大”，因此《妇女杂志》被寄望成为女学和女界的“徇路之铎”、“藏智之库”。也有女校校长希望《妇女杂志》能够“通四方之声气”，为女子提供更多的“新知”，更好的实现女子教育。就这样，《妇女杂志》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前景”，呈现了其在中国现代女性启蒙中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