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过对国内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的新媒体传播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认为，自2015年以来，新媒体研究者以“创新”和“治理”为主要话语，回应新媒体技术发展所引致的用户行为、新闻实践及社会结构三个方面的广泛变革；作者指出对策话语泛滥的背后，是学人在内外交困压力下对功能主义范式的依赖，未来新媒体传播研究应强调“人的存在”这一终极关怀，借助主体性的解释力克服功能主义范式的思维局限。
关键词：新媒体/媒体融合/网络舆论/功能主义
作者简介：曲飞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新媒体传播：效用、模式与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1BXW029。
2014年，李金铨提出传播学研究呈现高度“内卷化”状态，①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促发学科重建话题的大讨论，不少学者呼吁传播研究需要构建多学科的研究平台，整合不同思想资源以实现理论的突破和“解放”。②近两年，国内重构新闻传播学的呼声不断高涨，新媒体传播研究作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继大讨论之后是否在理论“解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回答该问题，文章对2015年至2016年上半年新闻传播学科的1067篇(CSSCI来源期刊)新媒体研究文献③进行了综述，研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已有突破，并对该领域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一、内容概述：中国2015年以来的新媒体传播研究
文章认为，2015年以来的新媒体传播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即新媒体对用户的影响(微观)，新媒体对新闻实践的影响(中观)和新媒体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宏观)，这清晰地表明国内新媒体传播研究以“对策话语”为主流的趋势。相比用户媒介使用效果研究，媒体融合和舆情治理依然是学界业界持续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一)聚焦用户新媒体使用效果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有学者倚赖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继续研究新媒体的接入、采纳和使用与不同用户认知、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尝试透过个体变化映照宏观社会变迁，研究对象以弱势群体、边疆族群和大学生群体为主。有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底层群体情感缺失带来的心理风险，容易酝酿“浮层抗争”情绪，而手机传播对底层群体的抗争情绪具有疏导作用。④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媒体使用对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形象认知有显著影响，偏好网络的互动娱乐内容和读报时间愈长的农民工子女，对城市形象有更为积极的认知。⑤有研究者发现大学生微信用户的社交网络隐私关注度较高，但隐私保护行为一般。⑥有学者关注不同类型的新媒体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认同、文化融合等方面的积极影响。⑦⑧也有学者关注城市居民的媒介接触、使用习惯，提出私人空间的社会化扩展和前后台区域的交融，全方位的、虚拟的移动生活空间正在形成。⑨
不同于社会科学范式下的实证主义成果，效果研究还存在一批理论先行的反思话语。有研究者指出，“微信红包”火爆的背后，既意味着移动生活方式的新趋势，也存在信息泄密和金融风险等弊端。⑩有学者认为，弹幕让现代社会中理性的道德原则瞬间崩塌，技术的迷思引发了审美异化、颠覆传统、破坏网络生态等一系列行为。(11)还有学者担忧，随着工具理性的胁迫和互联网作为娱乐之物的传统，新媒体时代下人文精神的缺失局面愈演愈烈。(12)
有学者尝试将社会心理学引入效果研究，成为该领域最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新媒体使用习惯的形成是用户的行为、价值目的、情感、心理期待等一系列社会心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用户形成习惯后，他们会较少依赖于自觉的理性意识来决定行为选择，其新媒体使用成为不自觉的习惯性行为。(13)还有研究者提出，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集体记忆建构下的环境认同、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或发生转变，不同程度地助长隐性风险乃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14)该类研究为解释习惯和记忆背后的动力机制打开了新面向，推动传播学研究对历史动态和建构过程的关注，有利于国内传播学界的重心从功能向结构转化。
(二)多元开放的新闻业务创新和传媒组织变革研究
新闻业务创新研究集中在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两方面。内容生产方面，数据新闻、无人机新闻、虚拟现实新闻等新媒体业务实践成为研究热点。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对于新闻传播生产方式和传播格局的改变是全方位、全环节的。(15)有学者基于数据挖掘和案例分析对各新媒体业务的应用前景进行展望，总结出“脱媒化”“媒体化”“无界化”和“人-机-数一体化”的媒体进化趋势。(16)还有学者分析美国近年杰出的数据新闻作品，指出美国数据新闻开辟了全媒体、互动性、游戏化、移动式的新闻叙事道路，更契合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阅听习惯。(17)随着新媒体业务的急速发展，落后的媒介规制问题也成为热点话题。喻国明认为，面对大数据、云计算、在线支付等新业务带来的信息资产归属、隐私保护、数据使用权限等新兴网络安全问题，亟待调整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网络安全法律体系。(18)
近年来，建设微信公号、微博账号加新闻客户端(APP)成为各媒体争先进军新媒体传播市场的招牌动作。国内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彭兰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对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9)有研究者担忧媒体一旦患上“微信微博依赖症”，将带来产品旁落、用户大数据失守、商业利润模式被剥夺等主导权风险。(20)喻国明等人提出：“+互联网”模式只是传统媒介在原有的价值逻辑、影响力逻辑上的延伸，不是生产方式、影响力构成方式的一种基于互联网新常态的创新。(21)还有学者对110家国内主流媒体展开调查，发现60%的媒体完成两微一端布局，但限于人力、经费、制度、技术等条件，媒体两微一端运营后备动力不足。(22)
此外，技术革新还催生出众包新闻、众筹新闻和众智新闻等借力用户智慧的共同生产机制。有学者研究美国兴起的“解困新闻学”实践，认为该模式可帮助传统新闻业实现突破。(23)有学者发现美国媒体更相信“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重要于“快速获取信息”和“覆盖大部分读者”。(24)也有业界人士指出，新媒体浪潮下，即时新闻报道“一味求快”造成很多新闻反转现象，虚假新闻盛行，报道内容呈现网帖化态势。(25)借网络技术对原创内容的复制、转载带来的版权问题已成为传媒行业中的突出问题。刘海贵认为，“新闻无版权”是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根源。(26)这些观点都为新闻业务的跟风“创新”敲响了警钟。
2015年以来，媒体融合语境下的传媒组织变革研究持续火热。国内学者将媒介融合视为政府主导动作。杨伯溆指出，媒介融合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政府对新媒体发展的实质性介入。(27)陈昌凤认为，媒体融合政策体系的核心目标是使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在新的媒体格局中拥有主流地位，发挥引领作用。(28)国内学者还积累了大量传媒转型经验。朱春阳指出，传统媒体不仅要学习新媒体技术优势，更要学习以用户为中心的运行机制优势。(29)有人总结当下各报业正在探索的六种融合路径，即在现有模式中引进新的微调式运营方式、改变传播介质的转型、从大众传播到产品个性化服务、内生型转型与外生型转型相结合、与运营经验丰富的商业门户网站合作、多元经营反哺报业。(30)还有学者对国内外纸媒转型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20年的媒体融合历程，发现对传统媒体转型构成最大障碍是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挑战下共有的内在运行机制、经营模式和专业理念。(31)路径研究为国内传统媒体转型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传媒人转行研究为媒体融合议题拓宽了视角。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不仅是在媒介技术与行业环境变迁驱动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更涉及到新闻人对于新闻文化价值的追寻与取舍。(32)有研究者针对20份媒体人离职信进行归因分析，发现媒体人的离职是个人(寻找自我突破)、媒体(媒体发展前景欠佳、媒体环境氛围差)、社会(社会转型发展、传统媒体衰落新媒体崛起、新技术的发展)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3)丁汉青等人以激励保健理论(源自管理学)为分析框架，调查发现，员工从传统媒体转至新媒体后，可以获得较传统媒体更高的工作满意度。(34)
(三)治理话语体系下的网络舆论和社会结构研究
2015年以来，中国网络舆论环境随着新媒体传播的社交化和移动化变得更为复杂。国内研究关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舆情预警和谣言风险，研究的治理导向明显。有学者认为新媒体加速了重大危机事件的舆论风险，丁柏铨指出，自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不受时空限制的实时交互性特点，影响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的舆论形成和发展，致使舆论的不可控性加大。(35)闵大洪对香港“占中”事件中的新媒体运用情况进行跟踪观察，认为“新媒体”强大的组织动员功能已将一场社会运动变成“低强度”的“新样态战争”。(36)伴随预警话语而生的治理观点也很多。有学者建言，理性对待“网民应对”的结构性缺陷，及时调整政府舆论引导的思路与策略，方能实现从沟通失灵走向呼应共鸣的政治沟通前景。(37)张志安倡导搭建由网络管理部门、互联网企业、专家智库、协会组织等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常态化谣言治理体系，提高网络谣言治理能力。(38)目前，大数据工具可以实现宏观社交网络分析、情感分析、意见挖掘等功能，有信息管理学者借助大数据研究国际自媒体涉藏舆论斗争和新浪微博“反腐倡廉”舆情传播的规律，在研究方法上贡献颇大。(39)
不同于网络舆论的风险认知，有学者将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看作启蒙、赋权或情绪引导，试图对话中国社会转型。有人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新媒体应用的更新，为网络公民的觉醒起到了动员和启蒙作用，民众的社会心态和行为模式由此发生一系列转变。(40)有学者对昆明PX事件发生区域进行实证调研，发现新媒体对底层群体的认知、态度与行为的搅动为底层环境参与带来了新的契机。(41)有学者关注网络群体意见对舆论生成的冲击力，认为舆论生成的实质体现了权力的延伸。(42)有学者认为，社会化媒体应用的普及重组了国家、社会资本集团和公民三方组成的利益博弈场，单一力量垄断社会传播媒介系统已经不再可能。(43)罗以澄认为，2016年春节发生的“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折射出公民身份在互联网环境下的觉醒以及对公共事件参与度的提高，分化和重构了现有媒介权力，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44)
网络舆论研究还关注国家形象传播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有学者提出，新媒体语境中的国家形象传播是民族国家生存空间争夺战在新的语境中的深层延伸。(45)学者张加春从全球化视角审视谣言，提出谣言已经成为全球一体化过程的一部分和地球村民都可以共享的集体记忆，谣言在全球传播过程中进一步分解了国家的权力边界。(46)
信息空间规制研究是对现实空间因网络虚拟化而衍生诸多社会问题的一种回应方式。近年来，自媒体对政府管控的权威媒体的话语权、传播媒体的管控模式以及信息安全问题，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47)网络空间的法制化建设问题走入大众视野。网络信息安全、搜索霸权以及新媒体著作权等议题炙手可热，学界对网络空间法制化的呼吁日趋强烈。2016年，有学者尝试寻找新媒体法律规制的突破口，发现新媒体存在“对权利的扭曲”“对公众理性思考的阻碍”“难以调和追逐利益和社会监督的矛盾”等法律问题，其根源在于自由与秩序的法律价值在新媒体中的不平衡，并指出“事前限制与事后规制相配合”是解决新媒体中自由与秩序之争的可选方法。(48)
二、问题探寻：内外交困中的功能主义范式依赖
2015年以来，新媒体领域涌现了大量跨学科和域外对象研究，为传播学研究的解放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但是，仍有不少传播学者表示焦虑，谢新洲指出，新媒体研究的整体学科面貌呈现出“内外交困、越走越窄、自说自话”的危险局面。(49)孙玮认为，新媒体时代，不改变研究的“内卷化”状态，传播学研究恐怕将被淹没在众多学科的传播研究中。(50)通过综述，文章认为新媒体传播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对策话语泛滥。
其中，体量较小的用户媒介使用效果研究带出更大体量的媒介使用风险话题；受研究对象的影响，新闻业界与学界追逐热点现象和流行概念，联合产出以规范性内容为主的传媒实践策略和宏观概述；有研究表明，国内网络舆论研究讨论最多的是“网络舆论引导”问题，常常牵涉政府形象传播、和谐社会建构等话题。(51)此外，大量信息空间的立法呼吁也是对各研究中存在问题的一种对策回应。
为何对策话语泛滥？李金铨曾将“内卷化”现状归因为“急功近利的大学奖惩体制”。(52)综述可见，研究问题的选择确实受到国家治理需要和数据可得性的制约。例如，出于管理目的考量和学人社会资本的局限，近年确实产出大量以大学生群体为样本的功利性质研究。(53)但是，不能因此忽略学人共同体的思维路径依赖问题。文章认为，策论泛滥的原因还在于研究者对功能主义范式的高度依赖。
功能主义是建立在行动与结构、社会与个人对立基础上的需要与满足需要之功能分析框架。这样的思维逻辑必然认为社会系统是一个先在的独立于个体的客观实在，社会中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必须从系统或社会自身中找原因。(54)国内新媒体研究实际上讨论的12个具体问题(见表1)都在不同程度上倚赖了大众传媒时代的功能主义范式，绝大部分论文将新媒体的传播视为一种社会要素，认为新媒体的传播同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协同发挥着社会功能，忽略了主体能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观互动和社会建构，其结果是：要么以新媒体传播的效果对现状作出牵强的解释，要么为新媒体传播所致的各种社会风险寻找解决方法，最终导致研究流于经验性认知和同质化内容，鲜见具有创新性和批判性的理论和观点。
超越功能主义成为近年国内新媒体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不少学者强调提高主体性的解释力。胡翼青认为，传播研究只有重新理解传播及其技术是如何嵌入人的生活，重新界定人的存在及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关系，讨论传播与人存在的意义，才能有真正独一无二的传播理论。(55)孙玮援引克劳斯·延森的观点道：“语言作为一种表征的媒介正在转向作为一种交往的媒介”。在这个视野中，新媒体不是在原有范式中给予加强版的解释，例如媒介赋权、拓展社交网络、建构虚拟公共领域等观点。新媒体打破了形而上学本体论基础上的二元对立，开拓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崭新尺度。(56)文章认为，新媒体传播研究若要超越功能主义范式，应当从权力实施的公共领域、生产的半公共领域转向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关注主体对社会事实的建构意义，借助主体性的解释力克服功能主义范式的思维局限。那么，新媒体传播研究的关注点如何从“社会功能”转向“人的交流”这一终极关怀。
(一)关注媒介传播生态中的用户需求
首先，新媒体传播研究的发展离不开用户的媒介经验活动。新的媒介变革不再是传统媒体对数字化、社交化的新媒体平台予以迎合，被迫走上碎片化和快餐化的新闻呈现形式，而是深刻反思用户注意力日趋下降和稀缺的事实，在优化用户阅读体验和探索用户数据商业化的实践基础上，寻找新闻价值回归的可行路径。目前，围绕用户阅读体验如何优化的新兴话题有：基于简洁叙事的考量，在线广告行业如何选择更有创造性的广告推送模式；依托智能手机定位、用户资料和阅读历史记录等数据来提高订制新闻推送的精准性等等；数据对于传媒业的力量还在于，融合用户流量和用户参与度两套数据的媒体影响力评价指标将取代以往的单维数据指标，从而颠覆传媒业的实际影响力格局；随着个体的崛起，未来的新闻报道或许成为维系社区的共同体仪式，屡遭失败而被忽视的社区新闻或将重获希望，借助大数据将所有的“内容信息生产”和“本地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进行关联，打造更灵活、更专业和更地道的地方新闻；此外，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及影响也会纳入新媒体传播研究的视野。
(二)将精神结构纳入社会变迁的考量
其次，新媒体传播研究还需重新审视新媒体、社会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未来社交媒体与社会群体事件的关联度会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关注点需要从舆论场的表达层面深入到社会主体的认识论层面。从人的存在角度理解新媒体，再也看不到铁板一块的乌合之众，而是聚焦异质群体的主体变量和人际交流，在生命史调查中得出主客观互构的“自我”。其中，社会心理学有待进一步引入，将人的相关属性变量纳入新的话题。例如理智和情感、善与恶(管理学的“X—Y理论”将人性善恶作为管理理论的不同前提假设)、恐惧或贪婪(有研究已提出国内共享经济机制的发展不是靠善意，而是靠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等变量的加入。此外，还应在时空维度进一步打捞城市空间、集体记忆、民族国家等研究视角，借助全球化的比较视野和历史观去探索新媒体与人的关系，将新媒体环境下的主体行动和社会互动视为建构日常生活并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
近年来，新媒体传播研究已经融合了大量社会学、政治学和信息计算科学的学科知识，未来或将进一步跨界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主体性解释力更强的专业。新媒体传播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向外生长发散的同时，还需要在核心问题上转向对个人日常生活和交流意义的发现，从而走出功能主义范式的思维局限。
注释：
①(52)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一些个人的初步思考》，《传播研究与实践》2014年第4卷第1期，第1-21页。
②黄旦：《对传播研究反思的反思——读吴飞、杜骏飞和张涛甫三位学友文章杂感》，《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③文章以“新媒体”为主题词，在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进行检索，检索的来源类别为“CSSCI”，学科为“新闻与传媒”，时段为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
④李镓、李春雷：《手机传播与底层群体的抗争情绪疏导研究——基于N市周边县、镇、村的调研》，《编辑之友》2016年第5期。
⑤郑素侠：《媒介使用与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形象认知——基于河南省三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16年第2期。
⑥申琦：《自我表露与社交网络隐私保护行为研究——以上海市大学生的微信移动社交应用(APP)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4期。
⑦卢晓华、李华：《新媒体对维吾尔族青年的社会影响——以百度Uyghur吧调查为例》，《新疆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⑧张宵临：《新媒体语境下的鄂伦春族文化传播方式探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1期。
⑨李慧娟、喻国明：《家庭场域的数字化重构—关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生活空间的功能异化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⑩李林容、王莹：《微信红包现象解析》，《中国出版》2015年第21期。
(11)戴颖洁：《弹幕：狂欢时代的伦理反思》，《编辑之友》2016年第2期。
(12)刘书亮、黄心渊：《新媒体时代下的人文精神危机》，《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13)费坚、胡涛：《新媒体使用习惯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浙江学刊》2015年第6期。
(14)钱力成、张翮翾：《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15)喻国明：《“机器新闻写作”带动传媒新变局》，《新闻采编》2015年第6期。
(16)向安玲、沈阳：《全息、全知、全能——未来媒体发展趋势探析》，《中国出版》2016年第2期。
(17)孟笛：《美国数据新闻发展的开放与变革》，《编辑之友》2016年第2期。
(18)喻国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安全：趋势与对策》，《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4期。
(19)彭兰：《社会化媒体：媒介融合的深层影响力量》，《江淮论坛》2015年第1期。
(20)夏威：《新媒体融合发展要警惕“微信、微博依赖风险”》，《当代电视》2015年第3期。
(21)喻国明、弋利佳、梁霄：《破解“渠道失灵”的传媒困局：“关系法则”详解——兼论传统媒体转型的路径与关键》，《现代传播》2015年第11期。
(22)向安玲、沈阳、罗茜：《媒体两微一端融合策略研究——基于国内110家主流媒体的调查分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23)于泓洋：《让媒体解困的“解困新闻学”——基于美国“解困新闻学网络”报道内容的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1期。
(24)华小波：《美国媒体如何应对新媒体冲击》，《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4期。
(25)周婷婷、周宽玮、黄杨、于松：《社交媒体时代媒体报道如何避免“网帖化”》，《新闻记者》2016年第4期。
(26)刘海贵、庹继光：《生存危机中的纸媒著作权维护路径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27)杨伯溆：《媒介融合与国家介入的意义——以新媒介平台新浪微博为例》，《当代传播》2015年第5期。
(28)陈昌凤、杨依军：《意识形态安全与党管媒体原则——中国媒体融合政策之形成与体系建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
(29)朱春阳：《媒体融合，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学习什么》，《新闻记者》2016年第5期。
(30)刘庆、范以锦：《转型期报业运营六种模式探析》，《编辑之友》2015年第3期。
(31)方兴东、潘斐斐、李树波：《新媒体之道与媒体融合战略选择——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媒体融合20年历程与经验比较研究》，《新闻记者》2016年第1期。
(32)丁方舟：《创新、仪式、退却与反抗——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类型研究》，《新闻记者》2016年第4期。
(33)杨可、付春玲、吴莹莹：《媒体人离职的若干背景因素》，《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34)丁汉青、王军、刘影：《传媒业转型员工转型前后工作满意度对比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35)丁柏铨：《新媒体语境中涉外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36)闵大洪、刘瑞生：《香港“占中”事件中的新媒体运用及思考》，《新闻记者》2015年第1期。
(37)岳璐：《基于网民应对的公共事件舆论引导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4期。
(38)张志安、束开荣：《网络谣言的监管困境与治理逻辑》，《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5期。
(39)王晰巍、赵丹、张长亮、相甍甍：《基于社会网络的新媒体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研究——以反腐倡廉话题为例》，《情报杂志》2016年第3期。
(40)吴惠凡：《网络公民的启蒙与觉醒：从话语重构到政治参与》，《当代传播》2015年第1期。
(41)李春雷、舒瑾涵：《环境传播下群体性事件中新媒体动员机制研究——基于昆明PX事件的实地调研》，《当代传播》2015年第1期。
(42)高宪春、解葳：《新媒体融合语境下网络群体对舆论生成的影响》，《当代传播》2015年第3期。
(43)段雪雯、段京肃：《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利益博弈场——基于国家、社会、公众的“石头剪子布”游戏视角》，《当代传播》2015年第2期。
(44)罗以澄、王丹艺：《新媒体赋权语境下网民的言论表达与行动研究——以“哈尔滨天价鱼”事件为例》，《当代传播》2016年第2期。
(45)路璐：《新媒体语境下的国家形象传播话语博弈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46)张加春：《跨国的谣言：全球化背景下的谣言传播机制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47)宋全成：《论自媒体的特征、挑战及其综合管制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48)王少、孔燕：《规制新媒体的法律进路研究》，《当代传播》2016年第2期。
(49)谢新洲、李冰：《新媒体研究的困境及发展》，《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2期。
(50)(56)孙玮：《从新媒介通达新传播：基于技术哲学的传播研究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51)王凤仙：《国外传播学领域网络舆论研究现状——基于ISI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53)1067篇文献中有85篇文章以“大学生”和“高校”为主题词。内容上，58篇探讨新媒体和大学生思想政治问题，7篇探讨新媒体学科教育，2篇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样本进行新媒体使用效果研究。
(54)黄旦：《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55)胡翼青：《重塑传播研究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