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科技期刊的模式变迁与发展进路

　　作　者：罗建周西安财经学院新闻传播系，710061，西安；刘小燕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商洛学院学报编辑部，726000，陕西商洛。
　　
　　摘　要：采用文献统计法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高校科技期刊进行统计，以厘清高校科技期刊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轨迹。根据办刊模式的发展特征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改革开放前夕的酝酿期、种群增长的繁盛期、规模向优质过渡的平稳期、新世纪的转型期。认为高校科技期刊的发展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与发展路径，二者形成了同步互动关系。在期刊出版业的剧烈变革中，高校科技期刊应不断推陈出新寻求一种新的出版范式，以应对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出版新常态。
　　
　　关键词改革开放；高校科技期刊；科学传播
　　
　　科技期刊是目前世界上传播科学的一种重要媒介。中国期刊是晚清西学东渐所催生的产物，也是中国科学传播系统生成的逻辑起点。科技期刊与西方科学同时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引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可以说，科技期刊的产生开启了中国现代科学的进程，见证了中学与西学碰撞过程中的艰难蜕变轨迹。作为社会组织的学堂介入办刊赋予期刊集广育、研究为一体的重要学术功能，因而晚清学堂创办刊物即为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的起源，此后于20世纪初相继问世的《学桴》《学丛》《清华学报》《北京大学月刊》作为早期高校学报的代表铸就了高校期刊作为传播学术之渊薮的重大历史使命，经过文理综合期刊→自然科学综合期刊→专业期刊的历史分化与演变，高校科技期刊至今逐渐发展成为科技期刊的办刊主体，与中国科协、中科院共同构成了科技期刊的三大办刊机构，并且兼具兴学育人的特殊功能。高校科技期刊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最终在改革开放时期迎来了蓬勃的发展势态，并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呈现出全新的格局。对于高校科技期刊的历史与发展，姚远[1]、陈辉[2]、张俊敏[3]、李丽[4]、颜帅[5]等从不同角度作了相关研究，基于此本文依据中国知网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将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科技期刊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从期刊的数量增长情况、期刊种类、栏目设置、传播内容、出版形态等方面加以分析，以全面勾勒出三十余年来高校科技期刊发展的时代轨迹。
　　
　　1 改革开放前夕的酝酿期（1976—1978年）
　　
　　高校科技期刊的兴衰起落主要依附于国家政策的起伏变化。“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对我国的教育、科技、出版事业是一次严重的摧残。“文革”时期，科学与教育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干扰，作为传播教育科研成果的高校科技期刊亦被迫陷于停滞状态。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邓小平复出后，将科技和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有力地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从根本上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科学传播的话语权得以重建。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6］，认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核心构成部分，明确了其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成为科学走出灾难、走向繁荣的转折点。科学工作纳入了经济建设的轨道中，逐渐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社会共识。在这些标志性事件的感召下，科研教育成果和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传播普及也被认为是科技范畴的重要呈现方式，科学传播在科技政策制定中也有重要的体现。科学与教育的共同属性推进了以科学成果服务经济建设的高校科技期刊的相继创刊或复刊。
　　
　　1.1 高校学报的复苏
　　
　　1977—1978年是高校科技期刊创刊、复刊的整顿阶段。高校科技期刊开始崭露头角，“文革”期间被迫停刊的高校科技期刊陆续复刊，这一时期已恢复的高校科技期刊约有256种，新创办的高校科技期刊达38种。1977年教育科研事业仍处于观望徘徊状态，高校新创办的期刊只有9种（复刊除外），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之后，教育工作者和出版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创刊数量达到29种，预示着高校科技期刊出版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创始期。期刊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原有的256种高校科技期刊继续出版，随着高等教育的恢复，高校数量也在增长，新生院校陆续创办学报，以响应“一校一刊”的号召，学报渐趋成为高校不可或缺的一种传播媒介，学报编辑部也成为学校必不可少的一个特殊的组织机构，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特殊形态。新创办的高校科技期刊中，高校学报达到24种，如《海军工程大学学报》《南京理工大学学报》《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等；也创办了一些专业性期刊，主要分属农学、医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如《北方果树》《生物灾害科学》《国际遗传学杂志》《国际免疫学杂志》《电子器件》《国防科技》等。从其学科看，医学期刊达到16种，所占比例最高居多。最为突出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原同济医科大学）于1978年创办了高校第一份外文医学期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英德文版）》，也是高校创办的第一份外文科技期刊，该学院长期与德国保持友好关系，是中德两国文化交流的重点院校，并开展了联合办学、联合培养、联合研究等学术交流活动，具备了创办外文期刊的学术基础，外文期刊的创办显示出了学报具有长远发展的学术视野，站在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思想高度，走国际化的出版道路，2007年成为我国第一份被SCIE收录的医学院校学报。
　　
　　1.2 过渡期高校学报的探索与尝试
　　
　　1977—1978年，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刚刚起步，成果尚未实现整体性的突破，高校科技期刊作为传播科研成果的重要媒介，处于恢复或创始的摸索阶段，还未形成成熟完善的办刊思路。对于刚走出“文革”阴霾的编辑人来说，最迫切的使命是传播科学成果，尚无心顾及传播策略的提升。高校科技期刊呈现出的特点是，载文量少，多数期刊一年仅发表几十篇文章；出版时滞较长，季刊所占比例较大；未设置栏目，所有文章均为顺序排列，没有形成划分栏目的传播策略；文稿作者以集体署名向个人署名过渡，期刊中文稿的署名仍留有“文革”的影子，科学活动的运行是以“集体工作”为特征的，科研工作者将个人的科学研究工作纳入集体的范畴中，仍旧奉行集体主义的精神从事科研活动，追求个人名利的思想和行为则要遭受批判，因而形成了集体署名的现象，如1977年《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了以“北京大学生物系针麻原理研究组”署名的《实验针麻研究方法的探讨》《神经递质生物测定仪》《针刺诱导加强大白鼠肾上腺去甲肾上腺素释放的形态学证据》三篇论文。《清华大学学报》也是类似做法，《西北大学学报》则是以“广宇”“为民”“汇众”等集体主义色彩较浓厚的化名发表了《两级火箭最大末速度值的变化规律》《有关多级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几个具体问题》等多篇文章。除此，期刊篇首刊登“毛主席语录”等政治色彩较浓的文章，甚至在文内也会频繁出现毛主席语录。可见，“文革”对高校科技期刊的束缚尤甚，科学技术一度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1978年开始，集体署名现象逐渐消退，转为个人署名。一些著名科学家的论文也相继在高校学报发表。1978年，《清华大学学报》发表有钱伟长、柳百成等著名科学家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一期同时发表了徐光宪关于“串级萃取理论”的两篇文章《串级萃取理论Ⅰ、最优化方程及其应用》《串级萃取理论Ⅱ、纯度对数图解法》，该理论于1978年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赵柏林于1978年发表了3篇关于微波辐射计与遥感大气的研究论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裘法祖、夏穗生、吴在德等成功施行了亚洲首例原位肝移植手术，摸索出一套可供临床应用的完整术式，为临床肝、肾移植奠定了技术基础，于1978年将其成果《Canine Experimen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英德文版）》（原《武汉医学院学报（英德文版）》）发表。一批学者通过学报这个平台发表了一些重大科研成果，由此迈上了漫漫科研路。
　　
　　从高校科技期刊的历史性转变可以看出，期刊的兴存和科学的繁荣必须依附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是高校科技期刊发展的先决条件，科技政策和正确的路线对科技期刊的发展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整体上的导向作用。与此同时，高校科技期刊发表的优秀科研成果对经济建设的生产实践也具有关键的反馈作用。
　　
　　2 种群增长的繁盛期（1979—1988年）
　　
　　1979—1988年，中国社会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条战线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政治上的安定团结，给科学、文化、教育、出版与学术事业的兴盛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与政策引导。在这十年间，改革开放、振兴中华成为社会共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成为全国上下高校科技期刊迅速发展的动力源泉。高校科技期刊达到了一个繁盛发展的时期，数量上呈现出迅速增长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是科技发展、学术繁荣的最好时期，从“文革”阴影中走出的知识分子思想得到全面解放，真正地实现了学术自由。
　　
　　2.1 期刊的规模扩张
　　
　　1979—1988年，高校科技期刊新创刊数量共计560种，占到改革开放以来新办高校科技期刊总量的一半以上，是规模扩张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1979—1980年，由于新创刊审批权限的一度下放，期刊管理工作缺乏必要的协调，期刊种数一度过快增长。全国性的“办刊热”开始蔓延。1979年创办数量达到59种，1980年上升到68种，1984年73种，1988年79种，达到最高值。这一时期高校科技期刊呈现出的特点为：创办数量急剧增多，涨幅是原有学报数量的4倍。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高等教育事业迅猛发展，高等学校数量也随之增长，类型增多，综合性大学、理工院校、工程技术院校、农林院校、医学院校、师范类院校、职业技术院校等普遍创办了自己的学报。高校科技期刊创刊数量之多，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从统计数据来看，高校学报达到262种，占
　　
　　到这一时期创办总数的47%，多数高校学报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创办发展起来的。学报类型层次也较为复杂，既有综合性的院校，也有单科性的院校；既有重点大学，也有地方院校；既有本科院校，也有一些专科院校。为了加强人文与自然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一些理工科院校也创办了社会科学期刊。如清华大学于1986年开始出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原《清华大学学报》更名为《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年《同济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
　　
　　2.2 专业性期刊蓬勃发展
　　
　　随着学科建设的完善，科学研究的成果日渐丰富，专业性也越来越强。高校原有的“一校一学报”的格局已无法承载繁盛的科学生产能力，因而纷纷创办专业性期刊。科研水平较高的院校在原有学报的基础上根据学校实际需求创办了一些专业性的学术期刊。学科种类由起初的工、农、医、自然科学综合类发展演变为更为全面的学科门类，新增了航空航天、化学、环境科学、安全科学、生物学、数学、交通运输、交叉学科等专业性期刊，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格局促发高校学科建设的多样化形态，依托优势学科创办的高校期刊则能推进学科的发展与传播。
　　
　　这一时期创办的专业性期刊主要以三种形式呈现。其一，以学报为统领创办了各种不同学科的版本。如《郑州大学学报（工学版）》《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版）》《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农业科学版）》《青岛大学学报（工程技术版）》等，这种形式既遵循了学报为本校服务的定位，又满足了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高度专业性的需求，是高校初期探索创办专业性期刊的一种最佳选择。其二，以本校优势学科命名的期刊。如中国矿业大学创办的《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同济大学创办的《结构工程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著名昆虫学家周尧创办的《昆虫分类学报》等，均是以本校优势学科为支撑，以此创建国内高水准的专业期刊。其三，部分期刊根据地域优势来突显期刊特色，如景德镇陶瓷学院创办的《陶瓷学报》，甘肃农业大学创办的《草原与草坪》，苏州大学创办的《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等，结合明显的地缘特征提升期刊以及学校的知名度。
　　
　　此外，这一时期重点院校陆续创办英文期刊，达到12种，综合性学报有《东华大学学报（英文版）》《东南大学学报（英文版）》《中国航空学报（英文报）》，数学和医学英文期刊较多，上海大学创办的《应用数学和力学（英文版）》，复旦大学创办的《数学年刊B辑（英文版）》，吉林大学的《数学研究通讯》等。医学英文期刊有7种，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均创办了英文期刊。英文专业期刊进入起步阶段。
　　
　　2.3 出版周期缩短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是高校教育科研事业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从而使高校科技期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高校科技期刊刊期缩短，发文量增加，《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1986年改为《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分别于1982、1986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为了使发表的文章成体系，《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于1987年开始进行分学科刊登，1、3、5期主要发表数学、物理学、信息科学、电子学类的论文，2、4、6期刊登生物学、化学、地质地理、环境科学等学科文章，使科学研究成果实现小范围的集中传播。1987年，《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出版了摩擦学的研究专辑，集中反映了摩擦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推进了该学科的发展壮大。重庆交通大学于1980年创办的《应用数学和力学》，创刊时为季刊，翌年即改为双月刊，1985年起增扩为月刊，反映出该领域科研成果更新周期呈现出日益增快。此刊由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创办，他极力强调科学的民主性，曾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自然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学术民主”[8]。为了贯彻民主思想，大胆放弃了编辑部的审稿制度，采用编辑委员的推荐制度，并在论文发表时，公布推荐人，以示负责。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确保了稿件的学术性，也反映出钱伟长本人身兼科学家与主编双重身份的一种学术风范与境界，造就了本刊深远的学术影响力，也推进了数学和力学学科的发展。
　　
　　2.4 重大成果的传播载体
　　
　　这一时期的高校科技期刊发表了一些重大的科学成果。教师、学生纷纷将优秀的科研成果在学报发表，不乏作者的首篇论文或奠基之作，发表的论文学术质量高，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廖山涛院士的4篇论文，其中1981年发表的《阻碍集II》探讨了有关非游荡集是否有双曲构造的问题，代表了他的最高研究成果，并于1986年、1987年分别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清华大学学报》发表了温诗铸《对于接触疲劳各种强度准则的评价》、卢强的《大型汽轮发电机组的最优综合控制及其在动态模拟系统上的试验研究》、高景德的《交流电机的多回路理论》，均获得重大的科学成就。
　　
　　1979—1988年，高校科技期刊与前期相比，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在崇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自由王国中，高校科技期刊有了明显的进步，创刊数量的增加、期刊类型的拓展、重大成果的传播、编排规范的统一、编辑学会的成立，均预示着高校科技期刊进入一个快速有序发展时期，高校科技期刊同人业已纳入科学共同体的范畴中，其传播科学的角色得到认同。各院校在创办自身学报的基础上，从本校实际出发，依托学科优势、地域特色，将追求刊物的个性特色作为其办刊的一个重要目标，科技期刊成为学术的百花园。繁荣发展是本阶段高校科技期刊发展的本质特征。
　　
　　3 规模向优质过渡的平稳期（1989—1999年）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高校科技期刊实现了数量上的规模扩张。过于膨胀的期刊面临调整，为了规范和加强期刊出版工作管理，新闻出版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科技期刊管理办法。1988年11月原新闻出版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了《期刊管理暂行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布的第一个对期刊进行全面管理的法规性文件，切实开始加强对科技期刊的管理。由于实行对科技期刊的整顿压缩，高校科技期刊大幅增长的趋势相应有所缓解。
　　
　　3.1 新兴学科引领期刊的方向
　　
　　1989—1999年，高校科技期刊整体增长幅度较以前有所下降，创刊数量达255种，占总数的25%。1989年高校新创办的科技期刊仅有15种，1990、1991年增长也相对较缓。由于对新创办期刊审批的恢复，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贯彻落实，科学技术工作受到重视，一批高校科技期刊亦随之应运而生。1992—1996年，高校科技期刊又出现了短期的回升，1994年最高达到46种。1996年以后，科技期刊实施“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移”，强调期刊优质发展，数量上相对增长较缓。这一时期，高校科技期刊在规模上稳定的增长，呈现出期刊种群多样化的繁盛局面。新创办的期刊中高校学报类仅有58种，其余均为高校创办的专业性期刊，尤其是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扭转并引领了高校科技期刊的新方向。媒介作为社会的皮肤能迅速感知社会环境的变化，90年代工业畸形发展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引起学者的思考，促使环境科学逐渐兴起，并迅速通过期刊反映出来，1990年，成都理工大学创办了《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山东师范大学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创办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这一时期，计算机、信息科学得到快速发展，相关期刊也相继产生，南开大学于1994年创办了《个人电脑》，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于1995年创办了《传感器世界》等技术性期刊。
　　
　　3.2 改版扩版扩大容量
　　
　　为满足日益丰富的科研需求，各院校纷纷改版扩版，拓展期刊专业空间。《北京大学学报》从1995年起进行了3次扩版，从每期125页增加到160页。在学校各院系的配合下，出版了多期专刊，发表了一些高水平的论文。1998年编辑出版了《百年校庆纪念专刊》，汇集了北大的重大科研成果，代表了学校整体的科研实力。清华大学从1996年起创办《清华大学学报（英文版）》。《西北大学学报》从1989年的128篇增加到1999年的201篇。《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为庆祝香港回归，于1997年组织专刊发表了何多慧院士的《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光源的现状及未来》、王守觉院士的《人工神经网络硬件化途径与神经计算机研究》等著名学者的重要成果；为庆祝共和国成立50周年，于1999年发表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最新成果[9]。
　　
　　3.3 期刊传播形态多样化
　　
　　传播技术催生期刊产品升级和产业升级，以磁带、光盘、网络等新介质为载体的多种形态的电子期刊先后出现，期刊传播形态向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化方向发展，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等信息聚合性网络传播平台出现。1996年1月30日，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检索管理系统”通过鉴定，用“原版显示、全文检索”的数字出版模式，实现了由题录检索转向数字出版的重大转折，标志着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开始。1999年中国知网开通，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网络版—《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正式发行，预示着高校科技期刊未来发展的一个新领域，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传播面临一次历史性的大变革。
　　
　　4 新世纪的转型期（2000—2013年）
　　
　　4.1 数字化出版
　　
　　2000—2013年，高校科技期刊创刊数量计168种，占16.5%。进入新千年，整个期刊行业进行了一次大洗牌，网络化、市场化的浪潮给高校科技期刊的走向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出版是科技期刊国际化最显著的特征。数字出版模糊了编辑与出版不同环节彼此之间的界限，淡化了传统“刊”与“期”的固化形式[10]，改变了期刊从信息采集到出版传播之间所有环节的存在形式。数字化出版渗透于编辑出版的整个流程，是对传统编辑活动与出版方式的一种整合与重构，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大大提高了科技传播的速度与效率。国际著名出版集团已经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数字出版体系。因此，我国高校科技期刊也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向数字化出版转型，实现多种媒介的融合。
　　
　　最初表现为重庆维普资讯“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学术期刊数据库、龙源期刊网为高校科技期刊提供的网络传播平台，而后各期刊逐步建设自己的网站进行传播，并开发出在线采编系统，便于作者、编者、审稿专家及时查询稿件状态，进一步提高了期刊编辑出版的效率。同时，电子版、网络版期刊也开始萌生，2003年《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网络版）》的问世，成为改变传统编辑理念与出版模式的首次探索与尝试，网络版发表的原生文献与本刊纸质版的网络化传播协同并进，共同推进了学术期刊的多元化传播渠道。其后，沈阳药科大学创办了《中国药剂学杂志（网络版）》。201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南方医科大学联合主办了《妇产与遗传（电子版）》，同时与首都医科大学联合创办了《转化医学研究（电子版）》。网络期刊的出版，加快了文献传播的速度和效率，是高校应对新技术的一种关键性举措，使出版发行工作真正走上了现代化信息化的新型道路。新闻出版“十二五”规划把数字出版作为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科技期刊出版的发展方向。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海量信息热潮的冲击，我国高校科技期刊集体进行冷思考，由传统纸质出版转向借助网络媒介进行数字出版。
　　
　　目前，我国一些高校英文科技期刊与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Nature）、爱思唯尔（Elsevier）等国际著名出版集团合作，将编辑与出版相分离，其开放式获取出版形式可以迅速提高期刊的显示度，借助数字出版平台将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传播到更远的地方，通过数字出版传播，高校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与知名度有了较大的提升。可见，数字化出版是中国高校科技期刊走向国际学术市场的一条必经之路。
　　
　　4.2 集群化效应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时代潮流，这一时代浪潮对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都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在这一趋势的引导下，各高等院校纷纷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以活跃学术氛围。也正是在这样频繁的交流过程中，高校科技期刊才意识到与国际科技期刊的差距，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因此，要在国际学术期刊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形成品牌优势，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学术期刊的集群效应。单个期刊犹如沧海一粟，在国际学术领域势单力薄，难以应对期刊出版集团的竞争。因此，高校必须打破原有散、弱、小的传统格局，在品牌期刊的带动下，依托学科优势，创办一系列专业学术期刊，逐渐形成科技期刊集群化的规模效应，进而提升高校期刊的知名度。在期刊集群化的实践中，科学出版社和中华医学会创办的系列杂志是我国较为成功的办刊模式，科学出版社以中国科学院为学术支撑机构，打造成了以科学、技术、医学、教育（STME）为主导的出版战略架构，自创办以来累计出版科技期刊300多种，成为我国出版期刊数量最多、学术水平最高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科技期刊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重要的示范意义。随着高校合并浪潮袭来，高校科技期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如合并后的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各自拥有数十种期刊，形成了多元化集群化的办刊模式，拥有强大的期刊阵容，有利于扩大期刊影响力。
　　
　　4.3 精品化战略
　　
　　进入新世纪，高校科技期刊创刊数量呈现低增长趋势，在数量上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逐渐由数量上的粗放式发展转而为优质化的集约型发展模式，集中力量办精品、特色、优质期刊，以在新时代的出版境遇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由于科技评价体系的量化，以影响因子为核心评价指标，致使大量高水平的论文投向国外科技期刊，使得多数高校科技期刊尤其是学报发表的论文未能反映出本校的学科建设与科研水平，与学校的实力不相匹配。鉴于此，教育部于2003年首先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实施名刊工程，旨在“推出一批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校品牌期刊，展示一批反映国内学术水平的优秀成果，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学风好的学者队伍，规范学术秩序、净化学术环境，探索先进的办刊理念、管理体制和办刊机制”[11]。这一工程的实施，将高校学报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促进了学报办刊水平的提升，为学报的发展建立了良性的激励机制。其后，教育部科技司和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于2006年启动了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以培育国际知名期刊、国内领衔期刊、后备精品期刊，这就为新世纪科技期刊面临的瓶颈指明了出路，即要做出特色，做大品牌，提升质量。从2006—2014年五届高校精品科技期刊的情况来看，累计获奖频次达到307种次，涉及期刊100余种。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报占到30%以上，工、农、医三学科约占48.5%，学科分布与高校科技期刊的整体分布较为趋同。从主办单位来看，教育部主管的期刊占到74%，其所主管的高校均为“985”“211”院校，说明学校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期刊的办刊层次与水准。在五届的获奖期刊中，英文刊的比例逐步增加，显示出英文刊物已作为高校精品科技期刊评选的一个重要指标，代表了高校科技期刊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连续５次获奖的期刊有24种，占到总数的24%，所占比例最高，获奖3次以上的期刊占到62%。这表明高校精品科技期刊评选出的期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拥有丰富的办刊经验，在新时代的学术出版情境中仍能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引领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的未来发展方向。
　　
　　4.4 国际化视野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的科技文化亦逐步与国际接轨，科学研究呈现出从内向性转向与国际融合的主流趋势。尤其是SCI热引发的大量原创性科研成果流往国外期刊，更加激发了国内英文期刊的办刊热潮。截止到2013年，高校创办的英文科技期刊达到73种，占到国内英文刊物（212种）的34.4%。进入新世纪创办的有32种，说明新千年以来国际化的融合趋势更为明显。高校英文科技期刊在质量上也有较大提升，被SCI收录的期刊从2007年的7种增加到2013年的26种，尤其以清华大学的《纳米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中国免疫学杂志（英文版）》、北京大学的《非线性科学与数值模拟通讯（英文版）》、四川大学的《国际口腔科学杂志（英文版）》较为典型，影响力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被收录的高校英文科技期刊中，几乎全部为专业性期刊，高校英文科技期刊在向专业化转型的过程中显现出传统学报→准专业期刊→专业刊物的渐进式蜕变轨迹。为了提升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2012年起中国科协联合国家六部委启动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对于提升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国际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明高校英文科技期刊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同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英文科技期刊发展的信心，从而提升期刊的国际竞争力。
　　
　　5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科技期刊总体呈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从由急到缓，由无序到有序，并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探索出新的发展模式。不同的时期高校科技期刊出版与办刊模式基本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的出版格局。由于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国家经济建设的转型，高校科技期刊亦由改革开放前夕的保守办刊模式逐渐过渡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种群繁盛大胆创新，由数量激增后的膨胀局面向优质化的期刊内容转变，进而走向新世纪数字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多元化期刊格局。这一演变过程也充分反映出高校科技期刊在国家政治、经济多元因素的影响下表现出特定的办刊风格，并且在与政治、经济等场域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完善了科技期刊自身的存在体系。此外，高校科技期刊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传播媒介，还肩负着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社会服务以及传承文化的重大使命。在自身蜕变的过程中记录了高校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历程，折射出期刊鲜明的时代特色，可以管窥高校科技期刊的嬗变与社会变迁共为一体，具体而形象地折射出每个阶段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社会形态，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曲折发展进程，与时代的发展形成了同步互动关系；同时，高校科技期刊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从观念、体制到结构、内容的变化，高校科技期刊的呈现方式与社会意识形态、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出版机制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期刊的发展命脉。高校科技期刊在与社会因素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校科技期刊面临着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多方挑战，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高校科技期刊纳入新常态的出版格局中，这就要求高校科技期刊必须找寻一种新的出版范式，在借鉴国外学术期刊出版经验，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还应不忘初心，把办刊宗旨放在第一位，真正做到传播科学，从而实现高校科技期刊的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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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科技期刊的模式变迁与发展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