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时期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刊载及其特点

　　摘要：作为一种来源自西方的新兴文体，侦探小说于1896年首次进入中国，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大量译介、刊载、发行，广受读者欢迎。本文以新式出版业在晚清至民国的演变发展为时代线索，集中讨论该时期中国本土民营出版机构所参与推动的西方侦探小说刊载出版。基于时人回忆和档案分析，着力再现当时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出版历史分期及其特点。
　　
　　关键词：西方侦探小说民营出版业晚清民国译介
　　
　　现代文艺理论家阿英（钱杏邨）认为：“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造成这空前繁荣局面，在事实上有些怎样的原因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生产。”[1]如美国出版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教授的理论，书籍不仅是观念之舟或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也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除文学作品的自身因素之外，晚清至民国翻译、印刷、出版、销售等外部手段的干预，为文学传播提供了市场和途径，大大促进了侦探小说这一特定文体的繁荣。侦探小说在中国从发生到走向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刷业的现代化与本土民营出版界有意识地推动。1897年2月11日，中国第一家独立自主的大型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于上海成立，随后广智书局、文明书局、小说林社、中华书局等相继创办。这些民营出版机构，相当一部分在浩瀚如林的外文书目中选择了同一种新兴文体——西方侦探小说。
　　
　　一、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出版历程：1896—1937
　　
　　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在《格雷厄姆杂志》上发表《毛革街血案》，这位终其一生都郁郁不得志的小说家也许从未曾想到，他的作品实际宣告了一种文学体裁的正式诞生。1887年，英国医生柯南·道尔开始涉足侦探小说创作。他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堪称最广为人知的文学形象之一。同时期的晚清，以《包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为代表的侠义公案小说依旧盛行，但尚未孕育出中国作家原创的侦探小说。然而就在此风云激荡时期，民营出版业却敞开了臂膀，将这一新兴文体引入中国。
　　
　　1. 萌芽期：1896—1904
　　
　　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三人在上海筹建《时务报》。作为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份现代报章，其8月9日发行的创刊号上登载了署名桐乡张坤德翻译的《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案》。同年9月27日至10月27日，《时务报》第六册开始连载同为张坤德翻译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至第九册毕。本次来源确切，曰“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1896年11月5日至25日，《时务报》第十册至第十二册连载桐乡张坤德译、署“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此书滑震所撰”的《记伛者复仇事》。1897年4月22日，《时务报》第二十四册开始连载桐乡张坤德译、署“滑震笔记”的《继父诳女破案》，至5月12日第二十六册连载完结。5月22日，《时务报》第二十七册再次开载同一位译者翻译的《呵尔唔斯缉案被戕》，署“译滑震笔记”，至6月20日《时务报》第三十册连载完毕。1899年，上海索隐书屋将在《时务报》上登载过的五个侦探故事以《新译包探案》为名结集出版，署“时务报馆丁杨杜译”，分别于1903和1905年由上海文明书局两次再版。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次年回迁上海，交由广智分局发行。依据梁启超的设计，《新小说》以类型为栏目，将所选小说分别刊登。从第一期即开始连载罗普译述的侦探小说《离魂病》。
　　
　　1903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创立《绣像小说》杂志，李伯元任主编。登载了一系列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述，柯南·道尔原著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1903年至1904年，时中书局出版《侦探谭》共四册，署“冷血（陈景韩）译，钮永建校”，囊括来自英法日三国八位不同作家的十篇作品。美国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也在1904年被介绍给了中国读者，1904年3月11日至9月4日，《东方杂志》一到十期连载署名（美）乐林司朗治的小说《毒美人》。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同一位作者的长篇侦探小说《黄金血》。
　　
　　2. 上升期：1905—1915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对一代中国文人的命运转折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破灭后，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转变，开始不依赖科举进入官场，而是学以致用、自食其力，在出版翻译等文化领域中发挥所长。例如近代著名报人、小说家包天笑，幼时曾在家乡苏州的私塾接受正统儒家教育，1895年19岁时考中秀才；科举废除后，绝意于仕途的他来到上海谋求生计。1906年2月，应狄楚青、陈影韩之邀，包天笑任《时报》外埠新闻编辑，专心走上以编辑出版、译书售稿为毕生职业的道路。任职《时报》期间，包天笑主持创办附刊《余兴》，在开启近代报纸文艺副刊先河的同时培养了一批侦探小说的翻译家与作者。与时代浪潮相呼应，此时期的西方侦探小说出版状况逐渐由报纸杂志随机翻译刊载某一篇目，转向为有编辑企划的单行本独立发行。
　　
　　自1905年起，西方侦探小说的出版规模与受欢迎程度已经引起了时人关注。晚清小说家吴趼人就敏锐地发现西方侦探小说：“不知凡几，充斥坊间，而尤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虑。”（1905）[2]与曾朴一同创办小说林社的著名翻译家徐念慈回忆：“他肆我不知，即小说林之书社计之，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1908）[3]在西方侦探小说出版颇为兴盛的1907至1908两年间，所公开销售的近百部作品涉及作家来自英、美、法、日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说：“吾国新小说之破天荒，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若其寝昌寝炽之时代，则本馆所译《福尔摩斯侦探案》是也。”（1915）[4]据《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统计，晚清至民国数年来，中国出版的柯南·道尔作品达到311件（次）。[5]不仅初次翻译引介的侦探小说数量在文学类中独占鳌头，再版次数也相当惊人。小说林社在1905到1906年间出版的《福尔摩斯再生案》六至十册，到1908年，仅仅两年已再版五次。
　　
　　3. 兴盛期：1916—1938
　　
　　1916年5月，中华书局组织程小青、刘半农、周瘦鹃等10人，合译并出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共收录福尔摩斯侦探小说44篇，几近涵盖了当时柯南·道尔已发表的全部作品，也同时确立了整个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翻译范式。虽然福尔摩斯探案集在后世不断重译再版，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后的版本很多是在该全集的基础上进行了小范围的增补与修改。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译者为常觉、迷觉、天虚我生的《杜宾侦探案》，收录爱伦·坡所作的全部四篇侦探小说。大东书局从1925年开始出版《亚森·罗苹探案全集》，全系列共24册，也几乎将当时原作者正式发表过的所有作品“一网打尽”。由于大型侦探小说丛书编撰的要求，参与侦探小说出版活动的翻译家从最早的张坤德、黄鼎、张在新等寥寥数人，扩大到几十人的翻译群体，包括林纾、陈冷血、周桂笙、周作人、吴檮等一代名家。故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回忆：“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到五百部以上。”[6]
　　
　　在西方侦探小说丛书出版欣欣向荣的同时，影响较大、以登载侦探小说为主的期刊、栏目、专号开始不断出现。1921年，大东书局创立的《半月》杂志，由周瘦鹃主编，1925年停刊。停刊后，周瘦鹃续编《紫罗兰》。两者均为当时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除了每期常设的“侦探之友”栏目，还出版过数期侦探小说专号，介绍刊登了大量西方侦探小说。1923年6月，在民国四大民营出版机构之一的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的支持策划下，半月刊《侦探世界》创刊。该杂志每册定价三角，每月初一、十五发行，是中国第一本专门发表侦探小说的期刊。
　　
　　二、西方侦探小说出版特征
　　
　　从晚清至民国，由本土民营出版机构主导的西方侦探小说出版发行，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点。
　　
　　1. 出版的高时效性
　　
　　首先是时间早。1887年冬，柯南·道尔在《比顿圣诞年刊》上发表第一篇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在英国文坛崭露头角数年之后，他的作品就被介绍到了中国。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号上登载了桐乡张坤德翻译的《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案》，此时距柯南·道尔在侦探小说创作领域初试锋芒也不过九年时间。
　　
　　对比此时已完成明治维新、跻身列强之林的邻国日本。它既是中国学习的对象，也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中转站。相当数量的西文著作首先在日本翻译为日文，再转译为中文传入中国。虽然日本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的起步时间早于中国，例如1887年11月3日，明治时期剧作家饗庭篁村就以竹之舍主人为笔名翻译了爱伦·坡短篇侦探小说《黑猫》，发表在《读卖新闻》上，但1896年的日本尚未有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译著刊载出版。在被普遍视为落后于世界主流，需要将日本作为向西方学习之桥梁的晚清，这是一个比较少见且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在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和出版领域，中国可以说走在了亚洲的最前列。以至于日本侦探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侦探小说发展虽比日本晚很久，但至少在福尔摩斯故事译介方面要领先日本很多。
　　
　　其次为速度快，后期几乎做到与原著发表时间同步。以最受中国出版界欢迎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为例，如上文所述，福尔摩斯系列诞生于1887年，1896年首次译介进入中国，前后相隔九年。1902年，文明书局印发的《续译华生包探案》共有七个侦探故事，内容来自柯南·道尔发表于1891年7月至1892年7月的短篇集《冒险史》。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补译华生包探案》，收录的六部侦探小说则出自柯南·道尔完成于1892年12月至1893年12月的新一部短篇集《回忆录》。
　　
　　1893年，福尔摩斯的系列故事问世仅六年后，作者就在《最后一案》中设计让福尔摩斯跌落莱辛巴赫瀑布，希望以此为整个系列画上休止符。后来迫于出版商和舆论的双重压力，柯南·道尔在1903年开载《归来记》，让福尔摩斯死而复生。这一次，中国的出版界即刻做出了反应。仅仅几个月之后，1904年3月，署名奚若翻译的《福尔摩斯再生案》就由小说林社出版。
　　
　　该现象还同时发生在福尔摩斯的劲敌，法国作家莫理斯·勒布朗创作的亚森·罗苹探案系列之上。勒布朗于1905年首次出版侦探小说《亚森·罗苹被捕》，随后在法国文坛迅速走红。1914年，出版人徐卓呆、包天笑首次将亚森·罗苹系列引入中国，合作翻译的《八一三》在《中华小说界》上连载，距1910年原著发表有四年时间。而1925年4月至1933年8月间，上海大东书局联合程小青、周瘦鹃、包天笑、张枕缘等翻译出版《亚森·罗苹探案全集》共二十四卷。比对“大东书局全译本”和亚森·罗苹探案系列法语原著的出版时间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时间差越来越短，后期几乎是法文版刚刚发行不久，中国本土出版社随即进行翻译出版。
　　
　　2. 不断壮大的出版规模与市场占有率
　　
　　晚清至民国时期《世界版权公约》尚未缔结，中国对外文书目的出版翻译均不受版权制约，近代西学翻译出版一时空前繁荣。清末民初，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至形成侦探热。因而《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概论》对20世纪初翻译侦探小说的风行留下了这样的概括：“在近代译坛的多种翻译门类中，倘就翻译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1/5）、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小说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与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来讲，侦探小说在整个翻译文学的诸门类中均名列前茅。”[7]
　　
　　以上结论所言非虚，据《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之《鸳鸯蝴蝶派报刊小说目录》记载，民国时期出版的单行本侦探小说有149种，涉及作家、翻译家54人。另据本文统计，1900至1920年间，仅上海一地涉足发行西方翻译侦探小说的民营出版机构至少已达24家。
　　
　　某一种类图书出版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发行数量的激增，往往需要有足够良好的社会反响及经济效益作支撑，是该书目受读者欢迎程度的最佳证明。例如1916年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截至1936年，再版次数高达20次，平均每年都需加印一次。中华书局在1914到1918年间初版的翻译小说，之后再版次数最高的前十位中，竟有九种为侦探小说。1923年，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感言：“新小说之中，要以‘福尔摩斯’四字最为通行。无论孺子老妪，凡曾读译本小说者，靡不知之。”[8]此时的西方侦探小说，在读者眼中，已无译书公会创办人周桂笙1904年初见时“实未尝梦见”的剧烈冲击。来自西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在中国变得几乎妇孺皆知。这种高度的市场占有率甚至在抗战烽烟的剧烈冲击后，短时间内即得以迅速恢复。1946年12月8日，《大公报》发表署名火页的评论文章《侦探小说走运论》，介绍侦探小说在当时广为流传的情形：“笔者身居杭州，就杭州书市的情况而言，从‘洋货’《福尔摩斯探案》到‘国粹’《包公奇案》，从民国初年的《沪上奇案》再版本，到战后新出版的什么《原子探案》。五颜六色的封面，琳琅满目，真有令人‘观止’之感。”[9]
　　
　　三、结语
　　
　　自清末开始，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新兴文体，被印刷机赋予了蓬勃的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侦探小说在西方广受欢迎，主要因为其充满悬念的独特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到了晚清中国，其被出版界反复推崇的主要原因，则转换为社会功能及认知功能。程小青称侦探小说为化装的科学教科书，翻译过多部侦探作品的林纾也认为：“近年读上海诸君子所译包探案，则大喜，惊赞其用心之仁。果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刑谳者，知变计而用律师包探，且广立学堂以毓律师包探之材……下民既免讼师及隶役之患，或重睹清明之天日，则小说之功宁不伟哉！”[10]他们迫切希望人们从侦探小说中学习到西方讲求真凭实据、维护人权自由的现代法制体系，以及查案时所采取的科学手段、逻辑推理。因此晚清至民国时期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刊载的历史及特点，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一部分，也可同时视为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演变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6]阿英. 晚清小说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17.
　　
　　[2]吴趼人. 中国侦探案[M]. 上海：广智书局，1906:弁言.
　　
　　[3]觉我. 余之小说观[J]. 小说林，1908（9）.
　　
　　[4]恽铁樵小说七人·序[J]. 小说月报，1915（7）.
　　
　　[5]范伯群.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762.
　　
　　[7]郭延礼. 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概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140.
　　
　　[8]程小青. 侦探小说杂话[J]. 半月，1923（6）.
　　
　　[9]火页. 侦探小说走运论[N]. 大公报，1946-12-08.
　　
　　[10]毛利孙. 神鬼枢藏录[M]. 林纾，魏易，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序言.
　　
　　（作者单位：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　本文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RGC（项目编号：HKPFS2014/1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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