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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赋权下媒体人的流动化工作

2017-03-01 来源:青年记者 杨逐原 刘佳依

  摘要:流动是分裂与统一的,每一次统一都是以剧烈的流动为基础,在不同分工与空间中,流动化是统一的一部分。
  
  流动化工作并非空间分散的简单结果,而是区域和技术赋权在新环境下互相作用而催生的。新媒体是赋权的催化剂,新媒体解除了对空间的限制,人们才能有更大的工作空间。
  
  赋权是“赋能”或是自我效能,它源于个体对自主的内在需求,通过提升强烈的个人效能来增强个体达成目标的动机。它是一个让个体感受到自己能控制局面的过程。①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媒体赋予人们参与事件的平台,这个平台赋予人们包括表达权等在内的诸多权利。除此之外,新媒体对媒体人的工作空间有着实质的冲击,一方面,随着媒体精英的不断发展,他们手中把控的资源和权利也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不同空间的互动打破了相互隔绝的空间模式,成为流动的交换网络并促进了新型空间即流动空间的兴起。现在,新媒体技术允许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在不同的媒体空间中进行流动化的生产,大大提升了媒体人在不同媒体间的移动生产能力。
  
  上述这一情况可以用美国社会家乔治·瑞泽尔的“内爆”一词来形容。内爆是指坍塌过程中存在于旧的可区分的实体间的边界趋于崩溃或者消失。②新媒体技术创造出无限的流动空间,媒体人固定工作空间的界限已经打破,产生了一个貌似没有边界或者限制的工作空间,而媒体人流动化工作导致其他一系列内爆的发生:媒体人越来越把自身当作价值“生产”出来的“符号”,把自己当作确切的内容进行生产和消费。新技术给工作带来了空间的内爆,流动化工作构成流动化的景观社会。在现代社会里,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流动作为一种景观显然已被景观社会所接受,并在流动化的景观中建立属于自己的实践力量。
  
  媒体人流动化工作的特征
  
  情境主义者把穿过各种周围环境的快速旅行的方法或技巧称为漂移。③媒体人在多家媒体单位中就保持着这样一种状态,又称“媒漂”。漂移使毗邻边界不断缩小,工作空间不断扩张。这种既分离又连接的特征使媒体人形成新的工作形式:流动化的打工者。媒体人不再热衷挤进体制,端铁饭碗,身兼数职参与到流动化工作中。其逐渐增加的移动能力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来回往返,媒体工作变得越来越有弹性,工作领域也变得越来越广,媒体人也变得越来越流动化。显然,这种流动化是不断扩张的,流动化工作是媒体人对媒体进行殖民化的过程。这是因为新媒体赋予人们权利的同时,这些权利又转成劳动力的移动能力,而这种劳动力不仅限于某一个工作地点,流动界定了空间形式与过程,并在工作领域中产生分隔。
  
  另外,西班牙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是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现代社会的精英已经嵌到社会结构中并开启通往权力的道路。在媒体人流动化工作中,媒体精英正作为支配的权力控制着这种趋势,这一结果就是媒体精英控制了流动化市场并跨越原来的工作空间,借独立自主之口建立属于自己的壁垒。
  
  新雇佣形式的产生与新经济形式的萌芽
  
  (一)新的雇佣形式
  
  技术的进步促进工作的流动性,扩大工作空间并丰富了社会本身。在新的工作模式下,雇佣关系也发生变化。过去,在招聘、绩效评估上,大都是以雇主为核心。如今雇佣关系却越来越平等化,雇主的地位渐渐被削弱,雇员的地位却逐渐提升,因此,新的雇佣关系也在逐步形成。由于体制的“祛魅”化和新媒体赋权,媒体人形成了流动化雇佣模式,即媒体工作者与媒体单位之间没有固定的合同,双方只是临时雇佣的关系,他们按照劳动进行工资的分配。而这种“祛魅”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媒体工作逐渐走向理性化的过程,媒体人日益成为控制自身工作的主体性地位。
  
  这种新的雇佣形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媒体单位更加注重媒体人才;第二,媒体人更多以兼职的身份流向其他媒体单位;第三,这种雇佣形式不仅是流动的,更是短期雇佣的形式,并且倾向雇佣半技术媒体人的活动。
  
  (二)新的劳资关系
  
  劳资关系的稳定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媒体行业在我国迅速地发展着,劳资关系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关系。新技术带来的弹性与适应性的急剧增加,使劳工的僵固性与资本的移动能力对立起来,劳动变得具有弹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但劳工也可能丧失了制度性的保护。新媒体促成的新组织形式即新的雇佣形式也重新界定了劳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劳动合同不再是媒体人的护身符,劳资双方正走向平等相待、和谐共处的局面,同时媒体人也丧失了劳动合同的保护。
  
  第二,媒体人的流动化工作报酬普遍较高,甚至出现“高价人才”的现象。由于我国媒体人才紧缺,优秀的主持人、记者、制片人等比较短缺,媒体市场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媒体单位只好高薪聘请优秀的媒体人为其服务,提高媒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三,劳资关系逐步走向理性化,由雇主主导劳动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流动化的媒体人逐渐掌控了劳动市场的主动权。
  
  (三)新的经济形式
  
  2014年高晓松停止与优酷网的合作,宣布加盟爱奇艺。2015年“叫兽易小星”因《万万没想到》走红,随后创立了北京万合天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从事新媒体影视内容的营销,在视频网站和专业制作公司的合作中进行视频内容的制作……越来越多的媒体人不再受雇于特定的媒体单位,而是自行生成内容为媒体使用,并产生流动化经济,在流动中推动多家企业的发展,这种由用户生产内容的情况被称为UGC。UGC即“用户生产内容”。泛指用户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网上发布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相关信息。由于媒体空间的内爆,不少媒体人成为流动化的工作者,他们在不同的媒体空间中进行着信息生产和消费,创造了新的媒介经济形式。
  
  也就是说,在新技术的作用下,媒体人逐渐形成了一批具备专业技术的团队参与到了专业或业余的信息生产之中。随着新媒体时代视频制作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将UGC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并展开竞争。
  
  媒体人流动化工作的规律及影响
  
  (一)媒体人流动化工作的规律
  
  流动作为一种生产功能维护着秩序和组织的完整,因此,它更是一种沟通体系。媒体人的流动是以媒体精英的上层阶级引发的,在流动化工作中主要有以下规律。
  
  第一,从流动方向上看,若媒体人为多家媒体单位工作,那么流动方向是从大的比较优质的媒体流向小的(与原公司相比)媒体。这是因为同时受雇于多家的媒体人往往是业界的“精英”,其他媒体单位利用其符号价值来增加本单位的经济效益;若媒体人只受雇于一家媒体单位,那么他的流动方向主要是从小的媒体公司流向大的优质的媒体公司;若媒体人不受雇于任何媒体单位,其流动方向偏向于创业,即整合现有资源,创立属于自己的媒体公司。第二,从流动性质上看,主要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流动。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传统媒体带来巨大的冲击,基于网络客户端的兴起和多点对多点的传播特性,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流向新媒体工作领域。第三,从流动速度上看,其流动速度加快。社会中的任何个体、团体和组织都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建立属于自己的自媒体平台,并对其进行信息的传播。这样一来,“体制”外的机会增多了,带给媒体人工作的路径和成功的可能也变大了。
  
  (二)媒体人流动化工作的影响
  
  1.对媒体的影响。诸多媒体单位从长期雇佣制转变为流动化雇佣,而媒体人的流动化工作可以使媒体单位对人力资源进行灵活调整。同时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加速了媒体人工作的流动化趋势。
  
  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媒体人流动化工作扩大了媒体人的工作空间,创造了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同时媒体人在流动化工作中不断增强自身的专业技能,并带动其他媒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次,随着流动化雇佣的推进、雇佣形态的日益多样化,媒体能够更加灵活地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雇佣存量的调整,有利于其在竞争中取胜。最后,媒体人流动化工作能够使媒体从外部录用优秀的媒体人才。因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而新的工作制度,媒体可以在短期内获取优秀人才的渠道,即企业可以在外部市场上根据需要选择媒体人才,大大节约了人才培养的时间成本。
  
  2.对社会的影响。以往,媒体人的流动仅限于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也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流动和配置。媒体人流动化工作的出现,首先有利于消除媒体之间人员存储的结构性失衡,劳动力从人员过剩的媒体向人员不足的媒体过渡,能更好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流动化工作能降低媒体行业的失业率。流动化通过冲破一个空间与另一个空间的边界,这看似是分离的过程,其实却是集中和扩展的过程。媒体人流动化的工作不仅能实现企业的重组,甚至能够带动新企业的发展并扩大内需,增加本行业的就业率。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媒体人流动日益频繁,员工对媒体的归属感、忠诚感也日渐淡薄,很可能一个媒体精心培养的人才会流失到其他媒体。最后,媒体人越来越被等级化和商品化,媒体工作也不断被异化,这要引起整个社会劳动体系的反思。
  
  结  语
  
  新媒体赋权、内爆带来了媒体人流动化工作这一现状,流动景观促使新的社会关系包括新雇佣形式和新劳资关系的出现。在媒体人工作网络化、工作弹性大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活动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达出来的流动空间。流动是分裂与统一的,每一次统一都是以剧烈的流动为基础,在不同分工与空间中,流动化是统一的一部分。在流动性强的劳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改变原有的工作并不断被新的媒体所雇佣,职务的晋升与工作的年限也在流动化工作中脱离关系。这种流动化工作以及新雇佣体制的形成也将成为日后研究的课题之一。
  
  注释:
  
  ①【法】让·鲍德里亚著,仰海峰译:《生产之境》[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乔治·瑞泽尔著,罗建平译:《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③【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杨逐原: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博士生;刘佳依: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2015级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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