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数据在对传统社会科学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使新闻传播学成为当今的一项显学。大数据正从内外两个维度对新闻传播学科范式进行着重构,外部与其他学科的融合程度更高,内部学科的定位正从人文学科路径转向社会科学。大数据在对新闻传播的业界和教学实践进行着重构,大数据所带来的信息处理和传播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新闻传播领域的生态结构与运作方式,同时也改变着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进路如何设计？本文认为,应模糊研究的边界,清晰研究核心主体,着重补齐研究方法薄弱的短板。
【关键词】大数据 新闻传播学 社会科学 研究 学科转型
【作 者】吴小坤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系
大数据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研究路径和条件，更是对研究领域、研究实践和学科边界加以改变和拓展，描绘了不同学科融合交叉的研究图景。哈佛大学量化社会科学中心的学者Gary King曾指出，大数据应用于社会科学，将使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加速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取向的进一步融合。该学者提出这一趋势时值么2009年，针对长期以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分野与融合，国际和国内学者争论已久。而之后大数据对社会科学更加广泛和深人的影响，促使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从原本的质化与量化的二元方法论朝向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和计量研究三条路径发展。
有学者将大数据看作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之外的第四种生产要素，在数量、种类、处理速度和价值方面都具有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所远不可及的特性，由此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实证基础的巨大改变。由于大数据所基于的互联网及其相关媒介成为研究关注的重心，在以互联网及其数据、关系和传播机制为支撑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与新闻传播学关联起来，新闻传播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界限渐趋模糊。这一现象一方面带来了大数据环境下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之间的融合交叉，另一方而也造成学科边界模糊的困扰。从某种程度上看，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在关注新闻传播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信息传播的主体、结构和模式等，这使得新闻传播学作为显学的地位初现。而新闻传播学本身由于受到大数据的冲击，也在从传统人文学科的路径，转向规范质化、量化研究的强调，直至计量方法的延伸，其研究问题的广泛性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学科发生更多的交叠。
一、社会科学中的大数据研究图景与新闻传播学的地位改变
社会科学通常被认为起源于欧洲，在孔德、涂尔干、韦伯等学者的影响下，成为构筑在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基础上的理性研究。但随着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迅速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在劳资冲突、城镇化、贫困、犯罪、种族、教育等种种社会冲突凸显的情境下，如古登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罗斯(Edward A.Ross)、库利(Charles Horton Cookey)等一批学者专注于社会底层现象、社会冲突与社会福利等议题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也逐渐转向了实证研究。延续了美国和欧中两种不同传统，实证的社会科学研究与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争论一直待续到今天，尽管其中不乏融合与对话，但这两种主要的研究范式长期以来保持不相上下的对峙姿态。近年来大数据在社会科学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改变了这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实证研究的范式在诸多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中开始占据主体位置。
大数据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另一显著结果是将原本作为新闻传播学本体的信息网络及其相关内容，推向了各个学科共同关注的聚光灯下。社会科学中出现了很多关乎大数据的研究专著，相关的研究论文也迅速增长。仅从中国知网CNKI数据平台的统计来看，直接以社会科学和大数据作为主题词的研究在2013年以后呈迅速上升趋势，有研究指出：“大数据研究真正滥觞于20I3年，一年之间产生出对本研究而言有效的论义728篇。”其中，社会科学研究与整体增长步调一致。以主题词为条件，输人“社会科学”包含“研究”和“大数据”，精确匹配后共得到相关文献159条，数量的增长体现在从2013年的18篇增长到2015年的57篇，而在此之前的2006至2012年检索到的文献总数只有5篇。
使用CiteSpace可视化绘制大数据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共现词分析呈现出一个以大数据为核心概念具有较为鲜明的簇特征的主干部分，以及三个彼此独立的小词群。为了方便清晰阅读，图l仅展示共现词分析关系图的主干部分。文献分析显示在如经济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已呈现出与大数据紧密相关的态势。其中，“新闻传播研”“新闻传播学界”以及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如“意见领袖”“社会舆论”“社交网络”“媒介平台”“谣言传播”等。从共现词关系结构来看，“新闻传播研究”关联的大数据概念主要有“数据挖掘”“文本挖掘”“网络科学”等，在“社交网络”分析和舆情分析中最为突出，最常见的如“意见领袖”“社会舆情”“遥言传播”等.CNKI文献的共现词分析说明了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新问题促使大数据与新闻传播研究紧密结合，对这些问题的把握需要建立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而这些问题本身所涉及的问题又是新媒体格局下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新闻传播因而被推至社会科学大数据研究的中心地段。
图1 社会科学研究CNKI分布图(主干部分)，文献覆盖时间：2006.1-2016.9
图2 CNKI大数据与新闻传播关联研究图示（2013-2016）
工业革命以降，专业化程度就被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但也有学者认为，尽管专业化提高了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的效率.但却绛低了人们对整体文化的了解和控制。受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专业化和细分化的影响，全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专业化都在增强。对整体的社会科来说，正是这样的专业化分工使得学科之间的边界已益清晰，学科领域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大数据的出现让社会科学在细分化和专业化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向，有学者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将会促使第三次学科融合的兴起，井将以数据为纽带，推动学科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将朝向两个方面的融合发展。
(一）大数据从外部促进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相比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新闻传播学是一个相对后发的学科。西方理论界曾将传播学看作社会学的分支，社会学诞生在先，传播学产生在后。在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形成过程中，借鉴了社会学中调查统计等基本知识方法，关注的问题也与社会组织、行为和社会问题相关，重点研究其中的传播行为、过程和关系。今天，社会学也开始用传播学的成果来丰富其研究内容，尤其是在大数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科开始从新闻传播学中汲取营养。
大数据的出现让原本趋向于分化发展的学科领域转而出现不同程度的融合，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变得频繁。一方面，在近年来发表的新闻传播领域关于推特、脸书、维基百科等议题的大数据研究论文中，很多都有拥有计算机背景或科学背景的作者参与。另一方面，在大数据相关研究方法的工作坊或专题会议上，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有了更多的交流。比如，在2016年上海纽约大学举办的大数据研究方法工作坊中，就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新闻传播学者、计算机学者、地理学学者等的共同参与。
大数据再次改变了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分野，让原本只属于科学领域的精确量化被应用于新闻传播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事实上，这种依靠研究方法的分野所做的学科领域划分，在之前的科学与社会科学边界问题上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康德曾认为心理学不能成为科学其理由是心理学无法被精确量化。但在实验心理学家冯特借助心理物理学和实验生理学的数量化方法打破了这一状况，后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量化研究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实验心理学也成为更贴近科学的一门学科。
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新闻传播学更关注信息传播的呈现规律，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研究文献显示，互联网时代以来的信息传播研究强调网络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分析的重点包括社会网络和组织的关联、公共舆论的传播、公民与政府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互动、网络空间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对象较多地指向网络空间中的组织和个人，及其信息生成和传播规律。随着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发突出，今天的各行各业都与互联网形成了紧密的关联，对互联网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促使各个学科都在关注信息传播相关的问题，新闻传播学对信息传播规律的把握，为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依据。对于互联网时
代的信息传播研究来说，大数据不仅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且为研究网络的传播规律和机制、参与者之间的互动等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研究者能够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准确地把握网络的结构和组成，信息节点之间的信息传播路径和关联等，这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分析的同时，也将新闻传播学的核心问题推向了显著的位置，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
（二）大数据从内部推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定位转向
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学历史并不长，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闻学在美国和德国形成学科，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通常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首次公开介绍传播学，常被视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起点。尽管从一开始，新闻学和传播学就被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分支，在研究定位上新闻学以职业规范导向为己任，播学则是经验性学科，着重于传播对于社会的影响。但在学科布置方面却往往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并置，新闻传播也因此被列为一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其中的两个二级学科。该学科建设之初被作为人文学科，很多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都设立在中文系或人文学院/文学院下面，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从中文系的编辑学专业到传播系，后来又成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南开大学的编辑出版学、新闻学建立之初都属于人文学院；安徽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曾属于文学院；吉林大学的广告学曾属于文学院等。由子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学科建立早期师资力量不足，加之人文背景的专业设置方式，使得新闻传播领域的教狮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来自中文或文学相关背景，新闻传播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人文学科的研究路径。
受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强调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弱关系、结构洞理沦备受关注，新闻传播学也从诠释概念、假说和理论更多地转向对具体的传播现象的分析，其中大量地使用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对问题进行支撑和检验。尽管在使用实证研究方法还是经验研究方法，通常被着作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分歧，但直到今天，社会科学方法论仍然是一个并不成熟的领域，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也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大数据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结果是，促使新闻传播研究由传统的人文学科路径更大大程度地向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倾斜，实证研究逐渐占据上风，并朝向更加精确化的方向发展。
大数据带来的研究更加精确化的趋势，使得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在大数据的冲击下得到拓展。早就有学者意识到实证研究受到大数据冲击的潜在危机，在2004年ESRC基金支持的社交网络研究中，研究者们通过对来自三个机构的成员进行问卷调查，他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分析问卷数据，并对部分受访者进行访谈以了解更多的细节。但一名非正式研究者借助其所工作的知名电信公司所拥有的这些受访者多年来的通话记录，通过简单的统计分析就获得了研究结果。甚至获得了比社会学家们更精确的结果，仅仅是因为他拥有大量的数据。
在传统的数据采集方法下，研究者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资料，大数据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和信息，大大拓展了原有的经验范畴。在传统的实证研究中，无论是哪种抽样方式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并需要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检验。采用大数据的方法，可以获得研究相关问题某些断面的全样本，然后通过简单的统计描述就可发现其中的规律，从而跳出利用抽样数据对研究结果证实或证伪的传统研究模式。同时，全样本的数据分析还有利于避免因个人经验的局限所带来的干扰因素，能够帮助研究者开拓思维，发现经验之外的规律。
三、大数据重构新闻传播学实践图景
长期以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与新闻实践密不可分。大数据所带来的信息处理和传播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新闻传播领域的生态结构与运作方式。媒体转型的过程中，在内容领域不断探索新的新闻样式。比如，近年来兴起的数据新闻通过对大最数据的挖掘、清洗、分析、发现，将故事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给公众。这些新闻一方面改变了原有新闻实践的采写编评模式，将数据置于新闻报道的核心；另一方面通过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将一些传统的新闻报道所不能呈现的信息内涵呈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精确化趋势相一致，数据新闻引领了新闻传播学实践领域的精确化趋势。其大数据实践遵循两条主要路径：其一是使用数据表现力对新闻的支撑，让读者一目了然地读懂需要大量文字才能呈现的内容；其二是从庞杂的数据中发现异常数据，进而形成新闻故事，打破人们的常规认知，帮助公众了解在没有数据分析的情况下很难发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数据的获取及其精确性是新闻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数据精确性的要求，使新闻实践与科学研究所追求的目标更加接近。
与之相应，大数据时代的新闻也从传播信息转变为信息传播与信息使用并重。读者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接受新闻所传递的信息，而是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也生产和使用信息。杰克·巴特塞尔(2015)在“数据即新闻”一文中指出，好的数据新闻并不是将大量数据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让读者可以使用数据。大数据一方面重构了新闻实践过程，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原有的新闻价值和伦理规范，尤其是大量数据以及这些数据背后所附加的价值条件，在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上与隐私权、甚至商业利益形成冲突。自维基泄密起，数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合理使用成为令人困扰的问题。
此外，以大数据和算法为基础的信息处理技术改变了新闻生产者和新闻之间的关系。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的新闻生产直接冲击了新闻行业，正如Automated Insights副总裁Adarm Smith所言，“机器稿件生产系统的出现，将对新闻传播行业带来深刻而长远的变化，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对新闻传播行业的重新定义”。机器写作的应用让新闻报道的数量激增，有新闻报道显示，美联社在使用了机器写作新闻后，在无需增加人手的情况下，从每季度300篇新闻上升到4400篇。目前，我国的新华网、腾讯网等都巳经开始使用机器写作生成新闻，这意味着依靠记者现场采访和报道新闻的重要性降低，新闻生产过程中劳动密集型的环节将更多地被机器取代。
大数据给新闻生产带来的冲击正在悄悄改变未来的新闻传播行业，继而改变行业需求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目标。目前全国很多新闻传播院系都在开设与数据相关的课程和专业，新闻传播学科原有的知识结构己经难以满足行业所需，因而在学科内容设置方面也需要作出相应改革。在美国的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等高校的新闻学院，数据技能被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我国，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了数据分析相关课程。对接行业新需求的学科建设改革在新闻传播领域正在进行。
四、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进路
大数据正在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也在改变着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其给新闻传播学所带来的一大红利便是将其推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舞台中央。大数据正在冲击着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范式，带来了新闻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的重构。这些转变和重构让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什么属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应朝什么方向发展，侧重点在哪等等，各种困惑由此而生。笔者以为，新闻传播学者需要改变“地盘保护”的思维模式，拓展视野和思路，在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中拓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可能空间，与此同时，需要清晰核心研究主体，并着重弥补长期以来存在的研究方法薄弱的短板。
(一)开放心态与模糊边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进路
学科与学科之间边界究竟是否应该划分得径渭分明，历来就有不同的声音。布尔迪厄就一直持反对态度，他反感“旱熟的科学专业化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琐碎的劳动分工”，“在他看来，非此即彼的选择毫无用处，只不过是为唯理论主义那些空洞无物却言之凿凿的抽象概括和实证主义虚有其表的严格观察，提供一个正当性理由，对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分工而言，是将他们在能力上的局限合法化”。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也对学术科层制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受现代化推动所产生的社会科层化问题渗透到学术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活力，学术科层化不利于思想沟通和碰撞，更不利于开阔学术眼界，由此，理性化的恶果蔓延到杜会研究领域。罗杰斯在其著作中还这样描述过被称之为传播学四大莫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H.D，拉斯韦尔是被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来培养的，但是他的思想如此兼收并蓄，涉及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不适合任何学科的束缚。”实践也表明.打破学科之间的边界，展开跨学科研究，更容易创新、更容易出优秀成果，那些名垂史册的学术大师也大多涉猎广泛，经常在多个学科建树丰硕，打开本学科的大门，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是一门学科保持自身活力的不二法门。
新闻传播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已建立了独立的学科，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在历史积淀、理论体系和原创性的知识主体方面都还较为欠缺。长期以来，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使用与满足、创新扩散、议程设置、符号互动、群体动力等，很多都是来自于其他学科。开放性是新闻传播实践和研究的最大特征。互联网和大数据下的媒介组织形式变化，推动了新闻传播学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也为新闻传播学者与其他领域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
大数据的今天，新闻传播学被置于越来越凸显的位置，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和互动。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传播学领域边界被侵占，而是给未来的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新闻传播学者可以借此机会积极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合作，不局限于新闻传播的传统方法和视角，将研究拓展至更厂一阔的范畴。
(二)寻找身份与清晰核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集中关注
不断拓展学科边界，汲取其他学科养分，主张跨学科研究，对一门学科保持活力来说，至关重要。然而，一门学科在其朝外拓展的同时，一些关涉自身立足和发展的“学术身份”问题，“本学科研究什么”“本学科的特色在哪”“本学科的价值在哪”“本学科对它学科的贡献在哪”等等，更须关注。新闻传播学研究什么？学科特色是什么？学科价值在哪？对它学科的贡献在哪？等等，若进行类似的发问话，便可发现，若以1845年世界最早的新闻学专著普尔兹之《德国新闻事业史》算起，现代新闻学已有100多年历史，若以1943年哈钦斯委员会(又称报刊自由委员会)成立为起始点，现代传播学也有70多年历史，然而，至今来看，当面对这些最基础的学科问题，新闻传播学界似乎并不能对给出共识回应或理直气壮的回答。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贡献为例，吴飞曾对美国著名新闻传播学刊《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刊登一文所列出的35本“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新闻与传播学著作”进行JSTOR（美国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系统)检索，结果发现：“除了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被社会学、营销学和农业推广学之类的学科广泛引用外，其他的传播学著作被传播学之外的学科引用的量并不大，有些著作甚至没有被人引用过”。
其实，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后起并经常被其他老牌学科轻视的新兴学科一直在为自身“学术身份”的寻找和认可而努力，然而上文所及关涉学科身份的诸多问题看似基础，但事实上在短时间内很难给出满意回应，尤其对于新闻传播学这门由多元学科杂交而成，历史不长，主体理论不统一、不丰满，研究方法尚待科学地学科来说，更需要假以时日。在大数据时代，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的诸多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研究范式，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等都面临着重新调整；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又面临着其他学科不断介人渗透的窘境，这更让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身份变得更加模糊。因此，大数据时代的环境下，新闻传播学需要寻找自身的学术身份，但要有足够耐心。
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虽不能在短期内找到自身的学术身份，但可以在大数据所引发的各类新闻传播领域问题中，清晰自身的研究核心，明确自身的研究主体。从表面上看，现在各个学科都在涉足新闻传播领域，但不同学科的研究切入点却有差别。大数据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比较典型的如关于选举的研究，研究的切人点和关注核心都是围绕政治制度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在经济金融领域，大数据场被运用在经济趋势的分析；在历史学研究中，大数据可被用来支撑和说明事件或知识的历史演进等。这些研究中信息传播及其相关问题常被作为支撑依据，但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来说，笔者认为，信息传播规律是研究的主体问题。研究视角和核心关注的不同，从一个方面将新闻传播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区别开来。
(三)补齐短板与方法训练：新闻传播学研究应加强的薄弱环节
大数据时代不仅向新闻传播领域的实践者提出了新的需求，为拥有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专长的学者参与社会现象的分析甚至转型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机会，也向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提出了新挑战。对我国新闻传播学者而言，这些挑战既有知识积累方面的，更有研究方法领域的。
如前文所述，因缘于历史原因，我国新闻传播学被定位为人文学科，新闻传播学主体学者主要接受的是人文研究方法学术训练。然而，随着新闻传播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延伸，新闻传播学科的社会科学特质愈发明显。因此，现实研究对规范质化和量化研究方法的急切期待，与研究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准备不足，这一对矛盾伴随新闻传播学研究社会科学特质的加大加深而愈发凸显。这给新闻传播研究所带来的负向作用集中体现在，研究成果长时间很难被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主流评价体系所认可。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为例，自办刊以来，该刊刊登了7篇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来自新闻传播学科的学者的文章仅2篇，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葛岩、秦裕林撰写的《Dragon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和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荆学民和苏颖撰写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与该杂志编辑交谈时获知，新闻传播学者来稿被拒的重要原因是研究方法不过关。同样在与《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国内四大新闻传播学刊的编辑交流时也会发现，当将新闻传播学科领域学者的论文送外审时，研究方法不过关同样是稿子未被刊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数据时代，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技术并不断升级更新的各种高新信息传播技术大有将现实社会各领域数码化、虚拟化和“一网打尽”的趋势，“互联网+”正在成为当今最时髦的高频词。新闻传播学作为研究互联网传播规律的主体学科，也正随之将研究的触角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新闻传播研究“社会化”的倾向越发明显。与之作参照，新闻传播学者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薄弱的短板也显得尤其扎眼。研究方法是展开学术研究的最基础条件，方法缺乏或不科学、不对路，研究的进路就会受堵，研究的创造性就会受限，研究的科学性也会遭质疑。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要真正在社会科学学科中赢得该有的地位，就必须得加大对社科研究方法的重视。同样，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想在未来的研究中形成自身的学术地位，仅靠传统人文方法的研究路数，路会越来越难走。可喜的是，国内一批越来越强调杜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的中青年学者正在成长起来。我们期待，新闻传播学者不仅能学好和用好社科研究方法，而且能基于本学科的研究探索出独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