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本对杂志影响因子的隐性贡献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上两期“科学外史”专栏（2016年第6、第7期）是“影响因子”学术江湖故事的第四和第五回，讨论了Nature等杂志的两栖化策略，和两栖化杂志上非学术文本对影响因子的直接贡献，简而言之就是：Nature这类两栖化杂志上的非学术文本，同样会带来相当显著的SCI引用，因而同样会对影响因子作出直接贡献。在那一回所举的例子中，Nature杂志上的非学术文本对SCI引用的贡献达到11.28%，而《柳叶刀》上非学术文本对SCI引用的贡献甚至高于50%！
　　
　　而在实际情况中，两栖化杂志上的非学术文本，对于该杂志的SCI引用——因而也就是对该杂志的影响因子——还有另一种贡献，则是我们这一回要讲述的故事。
　　
　　从《纽约时报》转载科学论文说起
　　
　　作为一家著名媒体，《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当然是大名鼎鼎。在我们通常的认识中，这样的媒体上刊登的，当然100%都是大众文本，不会和“科学论文”发生任何关系。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样的认识确实是事实。然而事情居然也有例外，而这个例外为我们研究影响因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分析个案。
　　
　　却说《纽约时报》有个惯例——它每周会从知名科学杂志上选择一些学术论文加以推荐，全文刊登在它的科学版面上。本来这个惯例大家也熟视无睹，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想来《纽约时报》的绝大部分读者都会跳过这个版面，或者至多浏览一下这个版面的标题。
　　
　　但是在1978年8月10日～11月5日期间，《纽约时报》发生了一场长达12周的员工罢工，罢工导致人手不足，报纸不得不缩减版面，罢工期间就不再刊登被推荐论文的全文，而是仅列出这些论文的标题。
　　
　　这场罢工意外提供了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数据变化，这一变化被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者菲利普（D.P Phillips）等人敏锐地发现并巧妙地利用了。他们1991年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这家杂志是影响因子游戏的超级玩家，2015年的影响因子高达59.56，名列全球SCI期刊第二名。
　　
　　论文被《纽约时报》转载能够提高影响因子
　　
　　菲利普的研究小组抽样对比了两组数据：第一组为正常数据，将1979年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学术论文分为两类： A类为《纽约时报》选择全文转载的文章25篇；B类是未被推荐的文章33篇。第二组为参照数据（正常数据生成环境被打破的情形下），将1978年8月10日～11月5日期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文章抽样分为两类：C类是被《纽约时报》推荐而列出标题的文章9篇；D类是未被推荐的文章16篇。研究小组统计了上述四类文章此后十年（1980～1989年）的引用情况，结果发现：
　　
　　第一组数据中，A类文章10年中的引用全都高于B类文章（平均高35.2%）；第二组数据中，C类只有四年的引用稍高于D类，其余六年反而低于D类。
　　
　　这就表明：《纽约时报》对《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的全文转载，提升了论文受关注的程度，增加了论文的SCI引用次数——这种效应能持续长达十年不止。也就是说，《纽约时报》的转载对学术成果的传播，具有非常明显的放大效应。这样的放大效应当然是基于《纽约时报》广泛的读者群和影响力之上的，学术论文一经被它推荐转载，即被看作具有说服力的象征，会受到学界人士的格外关注。此事的效果有点类似国内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上面这个故事能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学术论文如果有机会出现在知名度很高的大众传播平台上，它的SCI引用（因而也就是它的影响因子）会显著提升。然而这显然还不是启示的全部。启示的重点是：
　　
　　《纽约时报》作为无可争议的高知名度大众传播平台，它的知名度是依靠什么建立起来的？我相信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依靠它转载科学论文建立起来的吧？《纽约时报》的知名度毫无疑问是依靠它刊登的大众文本建立起来的。而一个媒体一旦依靠大众文本获得了高知名度，在它上面刊登的学术文本就会获得更高影响因子。
　　
　　在Nature上发表论文等于被《纽约时报》转载
　　
　　从《纽约时报》过度到Nature杂志是非常自然的——Nature杂志如今的知名度是依靠什么建立起来的呢？很多对Nature顶礼膜拜的人也许想当然地认为，这当然是依靠质量高、影响大的优秀学术论文建立起来的，其实未必如此。
　　
　　结合Nature杂志的早期历史，如果用“学术”和“大众”文本的数量比例来衡量，它从1869年创刊至今，栏目篇幅经历过三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阶段，创刊（1869年）至1930年代，Nature只发表极少数量的“论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Nature确实忠实履行了其大众科学期刊的创刊宗旨：“将科学成果和科学的重要发现以通俗形式呈现给公众；促使公众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对科学达到更普遍的了解；也为科学人士提供一个定期相互了解、交流各自工作成果的平台。”
　　
　　第二阶段，1940年代起，Nature开始增加学术文本的数量，1960年代的大约十年，是Nature发表学术文章数量最多的阶段，单期上“论文”和“通信”多达60篇不止。这一阶段它如此加强“学术性”建设，很可能是为了获得学界对其“学术身份”的认可。
　　
　　第三阶段，从ISI发起影响因子游戏的1970年代起，Nature开始逐渐削减学术文章数量，从每年1500篇左右减少至现今每年800余篇，影响因子明显提升。而这一阶段，Nature杂志在推广影响因子游戏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许多鼓吹和宣传SCI引用及影响因子游戏的文章在Nature上发表。
　　
　　关于Nature杂志介于“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暧昧身份，加菲尔德在1981年介绍Nature的一篇文章中曾有一段闪烁其辞的说法：“和Science一样，Nature除原创论文（original paper）之外，还有其它文章。正如现任编辑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所言：谁说我们是一本顶级科学杂志？”然而加菲尔德也不否认“得益于顶级科学杂志的身份，Nature发表的观点在国际科学界有着巨大影响。”
　　
　　头顶“顶级科学杂志”的光环当然会让人们更多地关注其上的内容，尽管Nature主编表现得对这一头衔似乎也不在意。但Nature杂志从创刊至今近150年间，从未放弃对科普通俗文本的经营，正是这些通俗文本造就了它巨大的公众知名度。可以这样说，绝大部分读者阅读Nature，其实是冲着它的非学术文本去的——只有少数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才会特别关注它发表的学术文本，普通大众很难对它们产生真正的阅读兴趣。
　　
　　稍作比较就会发现，《纽约时报》的大众知名度，Nature杂志本身就具有。所以期刊一旦拥有了庞大的读者群，学术文本刊登在这类知名两栖化刊物上，就会获得被《纽约时报》全文转载类似的放大效应，影响因子就会提高。说得极端一点，在Nature这样的两栖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几乎就等于学术论文被《纽约时报》全文转载——而这正是非学术文本对影响因子的隐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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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本对杂志影响因子的隐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