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在自信与对话中推动文艺理论研究新发展
　　
　　可晓锋
　　
　　2016年,文艺学学科延续着近年来强劲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自信和动力。总体上,对基础理论概念、研究方法手段、学术话语体式等方面的梳理、反思、掘进,依然是学科研究的主体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进一步完善当代中国文论成为贯穿全年的主线议题。
　　
　　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完善当代文艺批评新标准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及其中国化,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核心资源。文艺批评是文艺理论研究中最为活跃、与文学现实最为贴近的领域。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热潮中,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有机结合,推进建设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断发展并完善当代文艺批评标准,成为2016年文艺理论研究的一股大潮。
　　
　　在建设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董学文提出,建立“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形态”,既要阐释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也要阐释清楚未来的文艺创作怎么无愧于时代,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张永清认为,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中国形态”,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既有研究进行整体把握,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现实问题,才能不落窠臼,自觉创新。金元浦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其他文艺思想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从文艺与政治、哲学和经济入手,尤其关注文艺与经济的关系,并把这一特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经济学思想”。
　　
　　在文艺批评研究方面,学界认为,要强调民族维度、现实品格及评价机制“自律”功能的重要性。范玉刚提出,现实品格是坚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信的基础,批评的有效性不仅要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更要与当前的文化现实相契合。也有学者提出,批评家需提升自身人文哲学涵养,增强文化自信和学术担当。文学批评的最终力量源泉是批评家的精神素养,认为批评家要充分吸收当代哲学的思想营养,这样才能应对文学新思潮,才能承担起推动文学发展的历史使命。
　　
　　以“强制阐释”讨论为契机,开展中西文论平等对话
　　
　　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在2016年仍是文艺理论界的热点话题,并且有从文学研究扩展至其他人文学科领域、从具体问题分析上升到宏观学术理路的趋势,充分显示出强烈的国际性与前沿性。张江在2016年撰写新文,对强制阐释的独断论思维方式从哲学、认识论角度进行追索回顾,指出消解和否定作者及其意图的存在,是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强制阐释风行的主要动力,并通过生动例证细致剖析其运行机制,从不同层面、角度挖掘强制阐释产生的根源,剖析其运行机理。
　　
　　“强制阐释论”同时揭示了西方文论的局限和中国文论的症结,有效激发了国内学界建设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行动力。针对张江的深入阐发,国内对于“强制阐释论”的研究与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对该理论的意义、性质、原因进行阐发,肯定其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启示性作用;对该理论诸如主观预设、场外征用等重要内容、合法性、阐释的界限等都进行了辨析,从而使其不断完善发展;将该理论与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相联系,对诸如“悲剧”以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等西方概念的中国化过程进行反思。
　　
　　以“强制阐释”的讨论为契机,如何有效建设发展当代中国文论,深入反思当代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成为2016年文艺理论研究的又一热点话题。金惠敏认为,建设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既不能依赖西方理论而失去自主性,也不能闭门造车,应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具有全球化眼光和平等对话精神。朱立元详细爬梳“文学终结论的中国之旅”,认为其体现了复杂学术语境对文学和文艺学学科未来发展、转型和边界等问题的冲击,也促使当代中国文艺学在众声喧哗中朝着更加开放多元、富有生命力的方向迈进。王宁则强调中国学者必须积极主动与西方以及国际主流学者进行交流和对话,以开启理论双向之旅。
　　
　　探寻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开掘民族本土审美资源
　　
　　对“中华美学精神”、“中国艺术精神”的探讨是2016年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闪光点。在2016年,学界进一步明确,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应该注意向本民族的美学精神源头不断回溯。
　　
　　刘成纪认为,探寻中华美学精神的特质,一方面是为中国当代的文化复兴提供美学答案,另一方面是为世界美学中心东移作出历史阐明。他指出,中华美学精神就是一种以美作为个体、家族、国家、文化的共同超越性目标的精神。张利群则认为,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与思想基础,它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风范与美学传统,又塑造了民族魂、中国心以及文艺精神与美学精神的魂魄。
　　
　　“中国艺术精神”是中国现代艺术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传统,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中国文化心灵的艺术本性,二是这种艺术本性在各种艺术中转化生成的艺术共性,三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艺术特性。如果说“中华美学精神”是我们的文化基因,那么“中国艺术精神”就是这一基因在当代中国生长出的新生命。王一川认为,中国艺术精神既是文化自觉自信的产物,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语境中继承和阐扬这种精神,就是把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转化为文化复兴的活性精神资源。而在文艺理论研究中继承和阐扬这些精神,就是立足民族审美经验,开掘本土资源,建立本土意识,这是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注网络文学批评创作,思考新媒介文艺理论建设
　　
　　媒介文艺理论研究是近年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趋向,生发出不少新话题和新成果。关注网络文学批评创作,将媒介研究与文艺研究融通结合,思考新媒介文艺理论建设,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关注当前文艺实践、分析解决文艺新问题的重要学术增长点。
　　
　　针对当下网络批评的复杂局面,高建平认为,新媒介文艺批评与理论研究应深入挖掘中国网络文学的美学意蕴,对网络文学作出美学评判,要有“媒介意识”,要重视不同媒介语境下的文学创作、阅读接受的特殊逻辑运作方式。黄鸣奋认为,新媒体不仅改变了艺术的技术形态、文化形态,而且改变了艺术的审美形态,并促使文艺研究不得不重视新媒介的重要性。陈定家认为,新媒介的崛起给文学艺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文学艺术在艺术主体的转移和“分散”下,正在被网络改变为一种“游戏”的现实状态,将媒介研究与美学研究相结合,是对文论发展现实要求的有效回应。欧阳友权指出,要破解网络文学批评的困局,需要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呼吁批评家入场、入眼、入心,建立网络文学的“批评共同体”。单小曦在其“媒介文艺学”学术构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从传播学的视角,以信息论、传播学、媒介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审视、评判、研究文学艺术现象,进行文艺现象批评和理论建设。
　　
　　回顾2016年,文艺理论研究在自信与对话中走向创新,既延续了近年的发展态势,又提出了新的思考。建设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学科体系非一蹴而就的短期工程。在当下语境中,从浩渺纷繁的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源中淘浣所需资材,非一时一人之力能够达成。因此,未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仍需我们立足中国现实,努力不懈厘清文学理论场域中的各种复杂关系,以发展的、审慎的态度深入思考,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才能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学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中国理论方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探究古代文学经典价值的当代转化
　　
　　韩高年
　　
　　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时代语境和自身发展规律的双重作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2016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时代语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古代文学研究的自身规律是以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为基础,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为参照,以发掘总结古代文学经典中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为旨归。2016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态势,总的来说,是稳定中有推进,守正中有创新。这种态势,可以归纳为五大热点。
　　
　　首先,重视古代文学基本文献的整理研究仍是主流。近几年来,由于海外汉籍、出土资料、稀见方志、手稿和田野考察所收集的口传文本等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使得历代作家作品的文献资料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准确。在此基础上,201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各大出版社推出了多种历代作家的诗文别集的整理本和总集的增订本。作家别集方面,有的是对作品文本进行汇校集注,有的则重点对作品进行编年考证;总集方面,有的是在前代总集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未收或漏收的新作品,有的是自定体例的断代或通代诗文新总集。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持续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等,它们的出版,为有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最全最新的资料,对推动古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功莫大焉!
　　
　　其次,对文学经典的回归和精神内涵的“细读”是2016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由于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材料的不断扩大,加之文学审美边界的扩大,很多研究者无形之中忽略了对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深入阐发。中国文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下大量的经典。这些作品浸透了中华民族伟大作家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和美善理想,体现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爱国爱民、建功立业、积极向上、刚健有为的人格内涵。2016年举办的一些学术会议,如2016年8月的“秦陇文化与杜甫学术研究会”、11月的“中国《诗经》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及先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都是以揭示文学经典的精神文化内涵为重要主题。古代文学经典负载的这些核心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于我们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具有文化担当与历史使命。
　　
　　再次,对制度与文学关系,尤其是制度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样式的生成机制的关注也是2016年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以2016年11月召开的“‘制度与文学’高端学术论坛”等会议提交论文来看,主题涉及礼乐制度与诗歌演变、行政制度与文章文体、宗教制度与叙事文学等多个方面的个案,触及“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理论与方法、热点与前沿问题等多个方面。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和收录的有关论文综合分析,对古代诗歌与礼乐祭祀制度的探讨最多也最深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蓍夜》等新材料的公布,为学界探讨《诗经》“三颂”及“大雅”仪式乐歌生成与礼乐祭祀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同时也为研究《诗经》的成书过程和早期传播方式提供了新材料。许多论文由制度切入,具体揭示了有关诗歌的诗体特征和风貌,还原了诗歌产生的原始语境,得出了与以往纯文学研究视野下完全不同的结论。此外,有的学者还探讨了讲史制度、史官制度与早期小说的关系,中古时期道教仪式、佛教讲经制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等,也属于这一研究范围。
　　
　　复次,中国古代各类文体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仍然是2016年的一个热点。文体学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热点,概观2016年的情况,学术会议方面仅在11月就有“文体学青年学者沙龙”、“中国文体学高峰论坛”两场文体学专题研讨会召开;从论文和著作方面来看,总的数量虽较之2015年有所下降,但创新程度却有较大提升。第一个变化是,以往立足《文选》《文心雕龙》《古文辞类纂》等文章文体系统的静态分体研究向以溯源与比较为主的综合研究转变。第二个变化是,由以往只关注书面文体向书面与口语文体并重转变。第三个变化是,在文体分类上对旧有文类体系的突破。第四个变化是,对中国古代文体批评的“中国范畴”的归纳总结与批评理论的系统总结。第五个变化是,借助出土文献和新见文献发现为数不少的新文体,这主要集中在先秦两汉时期文章文体的研究方面。
　　
　　最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的重新思考、界定也是2016年度的一个热点。围绕这一话题,学界以笔谈或会议形式进行了多次讨论交流,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大家普遍认为,以往的文学史只注重汉民族文学和汉语书写的文学传统,较少涉及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口述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中华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国古代文学的版图内也应当包括各民族的文学,文学史在关注书写传统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口头文学传统。在书写传统的研究中,还应当区分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文学传承的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关注“六端”、“三维度”,即空间上的西方文学传统与东方文学传统、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结合,时间上的古代与现当代相结合,书写方式上的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相结合。
　　
　　整体而言,2016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第一,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重勘中国古代文学的版图,重新界定中华文化的地域、民族、语言、审美等边界。第二,向学术传统尤其是朴学传统回归。近年来,学界重视文献材料和文本考据,这是对此前在西方话语笼罩下的游离于学术根脉之外的“问题预设”、“标本式”、“碎片化”研究路径的校正。第三,尝试从学理层面重新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身演变规律,总结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学语境的批评范畴,构建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实际的学术话语体系。第四,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文学经典和文学批评的有关经典性表述,揭示和阐发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精神内涵,在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同时,尝试古代文学经典在价值层面上的当代转化。可以期待,在时代精神的感召和古代文学研究向理性复归的大背景下,未来几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定能在上述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就。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现当代文学研究热点待深化
　　
　　刘克敌
　　
　　纵观2016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热点。一是因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和逝世80周年而出现一批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见解。二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百年临近,学界早在2015年就开始了相关的纪念活动,2016年更是有所强化并在理论研究方面出现新的动向。三是为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而举行的学术活动以及发表的一些理论成果,并由此生发的相关学术思考。
　　
　　鲁迅研究的全球化新视角
　　
　　长期以来,鲁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也因此出现重大理论性突破日益困难的瓶颈。2016年,有学者提出要“重新认识鲁迅的超越性力量”,对鲁迅一些过去被认为仅仅是具有中国文学经验而缺少全球视野的思想见解,给予新的解释。不过,笔者认为如何在对鲁迅思想给予“创造性的解释”的同时避免“过度阐释”,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
　　
　　其实,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值得持续研究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由谭桂林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鲁迅与20世纪中国”历经数年研究,终于在2016年完成,应该是这一领域在2016年的标志性成果。微观层面的鲁迅研究成果依然很多,如陈洁对鲁迅与教育部同僚交往的考察较有特色,属于鲁迅日常生活研究的一个侧面。其实,对于文人之门派传承、文人同窗、同乡及同事关系的考察,都极具学术价值,这一研究空间值得继续开拓。在这方面,很有新意的是刘长华对传统“家风”与现代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
　　
　　五四新文化的民族传承认知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影响,在2016年继续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于五四作家的思想资源,以往人们较多关注外来思想的影响,对于本国资源多强调五四作家的批判性立场,即便承认他们对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也大多归于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或者是不自觉的承继。对此话题有所开拓的是贺仲明、范培松等人的研究。
　　
　　贺仲明认为,五四作家其实是有意识地通过对传统经典的重构,为五四新文学找到了与传统文学结合的关联点。这既能促进大众对新文学的接受,又能为五四作家开启更多的创作资源,避免走向民族传统的虚无化道路。显而易见,贺仲明虽然论述的是五四作家,其实对当代作家如何拓展自己的创作空间更具有启示意义。范培松则以对“桐城谬种”提法的反思,引发人们对五四文学革命进程中一些具体操作方式的重新认知。范培松认为,新文化人对桐城派的批判只是一种策略,属于“思想革命”而非“文学革命”。桐城派的一些创作理念有其积极意义,尤其对白马湖作家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后者实际上承续了桐城文脉。作为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拓展性研究,王中忱则试图将“文学革命”与“美术革命”放在同一历史空间,认为二者其实一直发生密切的交集且互为呼应,如蔡元培对“美育”的提倡以及胡适等人对小说结构和对“写实”与“视点”的论述,就是很好的证明。
　　
　　先锋文学的反思性讨论
　　
　　就当代文学研究而言,2016年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先锋文学三十年的反思性讨论。当年先锋派作家时过境迁后的自我评价很有意义。苏童认为,所谓先锋文学不过是中国当代文学从“裸奔”演变到“穿衣服”而已,而余华则认为“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为的是疏通“文学的血管”。看来,他们对自己当年被视为革命性的文学创作实践,一方面不愿承认其意义有多伟大,另一方面还是为自己是亲历者和创造者而感到自豪。
　　
　　相对于作家的感性评价,评论家的反思就显得比较冷静和深刻。张清华认为,与其说先锋文学已经终结,不如说其已经幻化,而那些所谓的“极端写作”、“狂欢化写作”甚至是“行为化”写作就是其幻化的具体表现。陈晓明对此也有类似的表述,认为先锋文学的创作冲动其实并未消失,在那些看似转向写实而内心一直具有创新欲望的作家那里,先锋性的叙述手法其实一直隐匿在常规叙事的内里,从而构成了当代小说始终要突破旧有规范的不安定的“创新精灵”。
　　
　　现代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研究
　　
　　文学史编写问题及相关研究,向来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话题。2016年在这方面较为重要的是陈思和提出的几个问题,这主要包括在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新文学传统与整个20世纪文学的关系怎样?为何把抗战爆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分期?这些问题意在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历史的宏观框架,并在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百年来进程的梳理中确定文学的价值,这对于今后的文学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丁帆等人在2016年的研究,一方面强调“大文学史”观念,并对“民国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研究;另一方面又通过详尽的史料考订和统计分析,对中国现代文学或者说百年来的文学研究,试图给予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总结,为进一步细化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
　　
　　此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在2016年不仅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讨论,并且引发古代文学学者的关注和参与。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研究,也在2016年有所进展,有学者对新时期第一份当代文学研究期刊的出版史实进行考察,显示出学界已经有意把当代文学研究纳入“正史”研究的框架。2016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确实取得了重要进展。不过,与往年相比,并未出现真正的理论突破,依然缺少整体理论框架的设计甚至设想。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百年进程中,固然出现过一批诸如鲁迅、胡适等大师级学者和一些堪称奠基者的成果,但如若将之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长河,或放在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学仍在发展,历史依然前行,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抱以乐观态度。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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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