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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渐入“迷惘一代”

2017-01-03 来源:融媒体网

  融媒体网(曹晓静)12月30日文:在传统媒体遭遇“寒冬”的背景下,一些从业者主动或被迫离开,而留下来坚守阵地的新闻工作者则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加重了他们的“职业认同危机”。有鉴于此,堪萨斯大学新闻学教授斯科特·瑞恩哈迪(Scott Reinardy)将他们称之为“迷惘一代”。他对新闻从业者进行了一年的调查和访谈,在此基础上出版的同名专著在学界和业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美国新闻业的现状和未来进行梳理和分析,藉此供国内同行镜鉴。
  
  迷惘一代的意涵和构成
  
  “迷惘一代”(lost generation)的说法源自美国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原本指的是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一代文人,其中较为出名的有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他们经历了“一战”的洗礼之后,对现状感到失望和不满,对未来充满怀疑和迷惘,苦于寻找新的价值观而不得。这一“标签”后来被用来指代无法跟上时代变化的一类人。因此,面对着当前快速变化的传播生态,当今的美国许多媒体从业者成了新的“迷惘一代”。
  
  导致“迷惘一代”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数字媒体的崛起。2012年,美国民众通过数字化平台获取新闻的比重便已达到50%,而通过报纸获取新闻的比例不足30%。到了2016年,通过报纸获取新闻的比例只剩20%,与2013年相比又下降了27%。长期来看,这一趋势只会愈演愈烈。美国日报的发行量自2003年开始逐年下降,且降幅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仅在2013年略有回升。2015年的发行量下降了7%,这是自2010以来的最大降幅。这种衰落的趋势很容易让媒体从业者陷入困惑:他们是不是选错了职业?传统媒体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美国新闻界的“迷惘一代”主要包括三类群体:一是在裁员潮中失去工作后彻底告别新闻界的人,他们往往是媒体中最基层的工作者。在很多中小型媒体中,都遵循“后来者先被裁”的原则。除非有资历较老的员工选择主动退休,否则这些后来入职的青年员工无法摆脱被裁员的命运。
  
  二是已经从事新闻事业多年的资深媒体人。新闻业的工作氛围和工作内容变化得太快,裁员潮导致媒体不得不增加在编员工的工作量,以保持新闻的正常产出。随着多媒体报道的发展,媒体对老员工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既需要掌握摄影摄像、图片编辑、博客运营等技术,同时也要对社交媒体了如指掌。有些媒体还规定了员工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的数量。因此,对于这些进入不惑之年的老员工来说,不仅要适应传播生态的急剧转变,还要不断学习新技术、新平台的使用,难免会感到“亚历山大”。
  
  三是刚刚加入新闻业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在使用多媒体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存在太大障碍,但他们无法准确把握新闻业的传统文化以及新闻业的发展方向。他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高效地报道一些吸引眼球的内容还是应该追求报道的质量和深度?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他们是否还能坚持新闻的专业主义?是否还能恪守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准则?这些问题本该由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来给他们指点迷津,但是由于身处巨变的时代,新闻的形态和伦理标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上一代新闻工作者已经无法准确把握这种趋势,更没有能力帮助年轻记者去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行业。随着新闻业中的中坚力量不断的离开,新闻从业者的年龄分布上出现一个断层,并最终导致了新闻从业者中代沟的出现,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相互沟通和交流的难度。
  
  告别新闻业:无奈的选择
  
  对于在裁员潮中失去工作甚至就此离开新闻业的群体来说,传统媒体和新闻业的整体性衰落是造成他们陷入迷惘的主要原因。2008年美国的经济危机给各个领域都带来了惨痛的打击,新闻业也不例外。尽管这场危机已经过去了八年,其后果仍在不断发酵。美国新闻业正处于一个结构性重组的过程中,传统媒体不断萎缩,数字媒体发展迅猛。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6年新闻业发展现状》中指出,报纸行业在过去的一年中经历了自经济危机以来最糟糕的一年,发行量、广告收入和雇员都在减少。2015年,日报总发行量(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下降了7%。尽管日报电子版发行量微幅上涨2%,但在总发行量中仅占22%。广告总收入(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在这一年中下降了8%。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的下滑迫使报社采取裁员措施,以降低运营成本。最新的纸媒雇用数据显示,在2015年雇员人数下降了10%,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目前的就业人数与20年前相比少了将近两万人。这一趋势仍将继续。在2016年,因为裁员和收购等原因,已减少了400多个就业岗位。
  
  电视行业的处境要好于报业,但仍然面临着来自数字媒体的强烈冲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每七个美国观众里就有一个不再通过有线电视或者卫星电视观看节目,而是通过网络来收看。“剪线族”的兴起成为传统电视业能否保持其"第一媒体"地位的最大威胁。
  
  正如以上的数据所示,在报社面临经济困难时,编制缩减、员工被裁是难以避免的结果。然而,报社所面临的需求却不会因为人员的减少而减少。也就是说,在需求量一定的情况下,员工数量的缩减往往会导致报社产品质量的下降。这一方面会影响到报纸的声誉和销量,另一方面也会增加报社员工的负担和压力。当媒体产品的质量下降,其价值也会随之降低,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报社所处的生存危机。不断加重的经济问题无疑会继续恶化报社员工的生存环境,他们不但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而且要想办法做得比以前更好,否则就会面临被裁员的风险。在投入和收益之间的鸿沟日渐加深的情况下,不少人选择全身而退。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的整体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增加,很容易导致大量人才流失向其他行业,这也导致了整个社会对新闻行业的价值评估处于较低的水准,难以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的加入,从而使这个行业呈现出暮气沉重的局面。
  
  “老兵”变“菜鸟”:职业角色的错位
  
  对于已经从事新闻事业多年的资深媒体人来说,他们的经验和阅历本应成为他们立足行业的本钱。但面对着传媒技术和形态的变革,他们对自身职业的发展也存在和诸多的困惑。数字媒体近些年来的蓬勃发展改变了整个新闻行业的格局和规则。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近几年里数字媒体无论在受众人数还是广告收入上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速,而报纸和地方电视台在这两项指标上都出现了下滑。该研究中心2016年1月的一项调查发现,仅有5%的美国人将纸质版报纸作为了解美国大选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这一比例低于任何其他选项,包括有线电视、地方和国家电视台、广播、社交媒体和新闻网站。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或多或少地从纸质版报纸获取了关于大选的信息,这一比例在上述各类媒体平台中同样是最少的。
  
  与此同时,新闻报道技术在近几年也已经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无人机新闻极大地拓展了记者的视野,为大场面和大事件的报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独特视角。大数据新闻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依赖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与可视化呈现,能够帮助受众清晰地了解庞杂事件的来龙去脉。VR新闻所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丰富着受众对新闻现场的感知,为受众“进入新闻现场”了解新闻提供了可能。作为VR新闻的先行者,《纽约时报》于2015年11月推出了名为NYT VR的手机应用软件。美国广播公司(ABC)推出了自己的VR新闻频道。美联社则采用全景的方式,直播了《星球大战》的首映礼。这些尝试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且将会导致新的盈利模式的产生。如在NYT VR这款手机应用中,便穿插了四条360度视频广告,这预示着VR新闻极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广告投放价值。学界和业界普遍认为,2016年将是VR新闻发展的关键一年,其前景十分乐观。
  
  因此,面对着数字化新闻和新闻制作技术的不断变化,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更新自己的技能,以应对这场变革带来的挑战。新闻业在21世纪头十年发生的变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迅猛。在这个媒介融合的节点上,原有的文字或图像报道上的“一招鲜”不足以应对目前多媒体报道的要求。因此,对于那些从业时间长达几十年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学习新的多媒体报道技术不再是一个自我提升的选项,而是生存下去的必备条件。
  
  当前的新闻业在平台和技术上的巨大变化带来了内容生产方式的全方位变革。传统的“文人型记者”已经不能够适应对于全媒体报道的要求。美国新闻学院已经把编程和数据分析作为专业必修课,以适应媒介生态额变化对从业者的要求。但对于许多资深记者和编辑来说,从久经考验的“老兵”变成了无所适从的“菜鸟”,要向那些乳臭未干的“极客”学习各种新技术,这种角色的错位和心理的落差也导致了“迷惘一代”的产生。
  
  新手的迷失:新闻专业主义的困局
  
  对于刚刚加入新闻业的年轻人来说,新闻专业主义的淡化和新闻价值定位的模糊是他们迷惘的主要原因。正如一些美国新闻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危机和新技术的冲击并不能充分地解释近些年来专业新闻标准的急速下滑。
  
  新一代的媒体人有着良好的多媒体报道技术素养,对于社交媒体文化也十分熟悉,因此和已经从事新闻事业多年的资深媒体人不同,他们迷惘的根本原因在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式微和新闻价值的模糊。营销部门实时发布的点击率和阅读量成为职业绩效考评的硬性指标,这不能不对记者和编辑能否坚守专业性带来严峻的挑战。由于媒体竞争激烈导致伦理标准的不断下滑,一窝蜂式的浅薄无聊的“群氓新闻”(pack journalism)成为职业通则,一方面印证了媒体受制于经济压力而追求轰动性报道,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缺乏伦理约束的媒体开始走向迎合无底线受众的趋势。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新闻媒体工作的年轻记者,在新闻理想与行业现实的落差中很容易迷失方向。
  
  在巨大的发稿压力下,记者们会被迫降低内容的品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垃圾快餐新闻”(junk food news),即追求短平快的消息和易于吸引读者的煽情信息。这催生了诸如“列表清单体”(listicle)等缺乏思想深度和内容品质的“扁平”式新闻泛滥。怀揣理想而来的新闻从业者却成为了“垃圾新闻”的生产者,在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他们对于这份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对于这些年轻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缺乏工作经验,没有见证过这个行业的辉煌历史,对于新闻工作的目标以及自己的前景都很难有明确的答案,所以他们亟需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在这一方面给予他们一些指引。遗憾的是,在美国的中小型新闻媒体中,处于壮年的新闻工作者流失严重。那些没有离职、选择坚守的也在自身转型的压力下苦苦挣扎,在整个行业处于全方位变革的节点,老一代记者也很难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在“职业共同体”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新入行的“菜鸟”们要独自去摸索如何适应新闻业新规则和新模式的途径,这无疑给他们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迷惘一代”如何走出“迷惘”
  
  综上所述,美国新闻界的“迷惘一代”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传播技术的变革将新闻工作者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一方面媒体需要减少开支,必然会裁掉一些经验尚浅的底层记者和编辑。另一方面传播技术的变革使得所有资深新闻工作者需要经历一个再学习的阶段,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淘汰。而这两个原因极大地增加了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难度,动摇了新闻工作者从业的信念。
  
  从新闻业出现以来,这个行业还从未面临过如此深刻而巨大的变局,从盈利模式,叙事方式到报道形态上,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迷惘一代”身处在这样的变局中,难以避免地会面对变革所带来的诸多困惑,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能够更快适应数字化时代新闻报道的媒体和媒体人,就有机会从中脱颖而出,成为引领新闻业发展的排头兵。这也是新闻业变局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其一,媒体需从盈利模式转变入手,以应对受众流失带来的冲击。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建立网页版固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纸质版在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上的损失,但必须认识到,在社交媒体影响力日益增加的今天,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合作往往能带来更大的收益。同时,传统媒体应该拓宽收入渠道,改变以往以广告收入为主要利润来源的结构,推广付费内容订阅等服务。《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老牌报纸积极投身数字化转型,将新闻转化为“产品”和“服务”,摆脱对广告的依赖,拓宽盈利渠道。许多有线电视频道已经开始了这一方向的转型。HBO Now、CBS Showtime、Starz看准了线上视频市场的机遇,均推出了串流订阅服务,以弥补传统渠道广告收入上的损失。传统媒体如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数字化带来的挑战,那么它们就能利用原有的资源如订户基础,将“数字化颠覆”转化为数字化发展的新机遇。
  
  其二,要主动适应“浸媒体”时代新的技术要求。随着虚拟/增强现实(VR/AR)、网络直播等新技术的兴起,受众接受新闻的方式从过去的阅读转变为体验和参与。这就要求身在其中的媒体人打破固有的学习工作模式,了解媒体报道技术的变化趋势,把握行业发展的潮流并且引领自己的媒体紧跟而上。此外,随着社交媒体逐渐成为新闻行业的主导者,传统媒体人不仅需要接受社交媒体文化,还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将其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模式。
  
  其三,媒体变革时代新闻价值回归仍是重中之重。虽然技术和媒介会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新闻工作的本质不会发生改变,那便是新闻报道。詹姆斯·甘农(James Gannon)在1994年发出的警告在现在看来依然振聋发聩:“太多报纸在欺骗读者,并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的产品变得廉价,如压缩新闻版面以及紧缩编制。”对于新闻媒体来说,新闻报道的质量是它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如果一味追求传播力度和影响力而忽视新闻内容本身,那么最终也得不到很好的传播效果,因为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要明确一切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都是为了更好地将新闻内容传递给受众,如果内容失去了价值,那么传播就失去了意义。
  
  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身处变局的所有媒体人而言,新闻业的大变革对有些人是一次大浪淘沙的竞争,对另一些人则可能是生逢其时的机遇。如何打破新闻业在技术、观念、实践等诸多层次上给媒体人带来的困惑,“迷惘一代”如何尽快走出“迷惘”,需要的依然是媒体人自己的努力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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