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与北村：重新打开先锋文学之门的密钥——先锋小说在“花城”

　　【百道编按】二十多年过去了，先锋派文学现状如何?那些先锋派作家们还在坚守吗?中国先锋小说作家的摇篮花城出版社最近又有何新动作?

　　九十年代，关于先锋小说的讨论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先锋小说家都转型了，有种说法是，他们都被现实主义收编，成为写实的小说家。如今，学界对先锋小说所公认的事实是，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那么先锋派文学的现状如何?中国先锋小说作家的摇篮花城出版社今天依然关注先锋文学吗?

　　11月底，北京迎来初雪的前夕，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先锋的旧爱与新欢”，吕新《下弦月》、北村《安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在寒冷的清晨召开。这些中国先锋小说文坛的见证者们，就两位作者的新书展开对话，先锋文学的来龙去脉，先锋小说今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成为当天研讨会的焦点。参与研讨的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孟繁华教授更称道：“将来修订文学史时，这场关于先锋小说的研讨会一定要加上。”

　　先锋小说在“花城”

　　80年代的小说发表，阅读，离不开纸张杂志。作为传统文学最受认可的文学期刊之一的《花城》，一直被誉为中国先锋小说作家的摇篮。即便到了今天，《花城》也是公认的把中国先锋文学的精神和姿态坚持得最为持久和正宗的刊物。

　　1993年，花城出版社就推出了全国第一套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其中包含了《呼吸》、《施洗的河》、《在细雨中呼喊》、《我的帝王生涯》、《敌人》、《抚摸》等小说。现任主编朱燕玲回忆说，“这一事件至今仍被记录在出版史上”。前任主编田瑛对先锋小说与《花城》的关系，也有很多感慨，他说，“先锋文学走到今天，经历了坎坷，甚至经历了低潮，但《花城》作为一本文学期刊始终不渝地见证、参与了这一切。文学并不孤独，创新任重道远，先锋作家们应该受到关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陈晓明是文学界公认的教父级先锋派文学批评家，在先锋小说兴起之初，他就开始关注研究先锋小说家及其作品，此次研讨会上，陈晓明也对《花城》与先锋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花城》的几任主编都有对文学不安分的追求，中国文坛有《花城》杂志，这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作家得以进行探索的幸运。”

　　2016年11月底，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聚集了这样一帮人，他们中既有先锋文学的参与者，也有这场文学革命的见证者。一场名为“先锋的旧爱与新欢——吕新《下弦月》、北村《安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在寒冷的清晨召开。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教授将此次研讨会的召开视为先锋文学的标志性事件，他说：“这个会特别有意义，它彰显了《花城》和先锋文学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先锋文学就离不开《花城》，因为有《花城》这个刊物，先锋文学才能在艰苦的环境当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正是作为先锋派文学的重要阵地，朱燕玲说，“《花城》一向认为先锋不仅是形式，更是精神”。于是，在先锋小说少有人提的当下，《花城》杂志与花城出版社又隆重推出了两位先锋派代表作家吕新、北村的新作《下弦月》和《安慰书》。

　　回顾先锋派文学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大量的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引进，中国文坛兴起了一场文学观的革命。在此之前，整个中国文学的经验逻辑受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响非常强大，当代文学也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中生长。西方现代派小说通过其文本和观察构筑世界的方式冲击了在传统叙事领域浸淫多年的中国文学，对当时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当时，文坛涌现了一批年轻作家，他们的精神空间也因这场文学革命而打开，一批极具先锋性的小说由此产生，它们被称为新小说，现代小说，先锋小说。

　　但文学界对此类势头很猛的小说各有说法，认为这些小说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很深，带有很大的模仿痕迹，它们到底是真正的现代派还是伪现代派，一度引起很大的争议，也未得到一致认可。连先锋小说的称法也遮遮掩掩，好像不敢随便说先锋文学。直到90年代，关于先锋小说的讨论才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中国的先锋小说家都转型了，有种说法是，他们都被现实主义收编，成为了写实的小说家。现在，学界对先锋小说所公认的事实是，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

　　从《下弦月》《安慰书》看当下文学的“先锋姿态”

　　事隔23年，“两个人同时又各自有新的长篇，再度同时在《花城》亮相，由花城出版社推出。这对于作者、对于出版方来说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田瑛说，“我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学编辑，见证了吕新、北村他们近30年的写作历程。两位作者一直保持着先锋文学的姿态，在左冲右突中尝试着各种写作的可能，而且成绩斐然。他们的写作是很纯粹的，他们对纯文学的坚守迄今没有动摇过。两人几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炒作之风盛行的当下也很难得。”朱燕玲回忆道：“当时两位作家都二十来岁，也是在北京，开了一场关于先锋小说的研讨会。”

　　对于二十多年后两位先锋派作家的新作，在场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评价。陈晓明说，“吕新的小说是对乡村生活的表达，既有非常强的传统意象主义，又有现代派的印象主义。”他认为，吕新的小说有非常纯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的追究，是一种语言非常丰富的文体探索。“吕新是最早的彻底的先锋派，也是最早解决了乡土中国叙事和后现代以及先锋精神的关系的作家。”陈晓明这样评价道。

　　对于北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说，“我觉得北村从《愤怒》到《我和上帝有个约》和《安慰书》提供了当代作家思想问题进入情节和形象的非常好的经验。”他认为，传统小说向来缺乏思想如何进入形象和情节的方法，而北村在这点上十几年来一直在探索。“只有让思想进入我们的民族自身的人物形象中去，小说才能变得鲜活。而不是直接把观念移过来，移过来是容易的，但要把观念变成具体可感的情节和形象是有难度的。”

　　对此，作家李洱也有评价，“先锋作家最早是逃避现实的，他们不跟现实建立联系。而后来不是他们要跟现实建立联系，而是现实不断地突破他们所有的经验，记忆的栅栏不断被突破。这是后来北村写出一系列小说的原因。”李洱认为，解读北村是进入中国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一把钥匙。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说，读了吕新和北村的小说以后，他在修正自己的观点。“80年代的先锋文学有巨大的成果，也被文学界接受，很多现实主义作家也有先锋小说的影子，但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而吕新和北村的小说则在告诉我们，以现代主义文学观和非现实的文学观为基础的写法还有广泛的空间。这样的小说现在很少，它们才是真正的先锋文学。”孟繁华同样认为吕新和北村的两部新作，仍然是典型的先锋文学的写法，典型的先锋文学的思维方式。“两部新作让我们发现，先锋文学即使在这么强大的现实主义语境中间，还有发展的空间。”

　　“先锋精神依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了。”张柠说，“我从吕新和北村身上依然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学史上缺少的先锋精神。在中国文学传统和思想史传统中没有这种东西。”他认为，吕新和北村，都在努力用观念融入时代情景和具体人物。

　　在对两部作品的具体解读中，天津师范大学文学教授张莉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对两位作者的期待，她说，“我对《安慰书》也有遗憾和不满，我觉得小说对于刘智慧和陈瞳关系的书写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某种程度上，陈瞳变成了观念代言人，或者是符号，仿佛是作家为了书写而设计出来的，不活生生。关于《下弦月》，我觉得写文革不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小说家怎么呈现与以往不同的对文革的理解，我没有看到变化，或者说，没有看到作家明显的成长。但北村和吕新现在正是最好的写作时期，他们最好的作品恐怕是在下一部。期待他们未来的作品。”张莉同时认为，当代先锋作家们在语言方面所做的探索工作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在我看来，先锋作家从当年语言形式的革新到再一次回到我们时代，他们都在引领我们时代的写作，我觉得要向他们表示敬意。”

　　八十年代早已远去，无论是现实主义小说还是先锋小说，文学的根本意义是关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吕新和北村的新作展现了先锋的生命力，如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晓琴引述米兰·昆德拉的名言那样：“先锋派总是抱有与未来和谐同步的雄心。先锋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确信‘时代精神’是跟他们在一起的，确信到了明天，时代精神会证明他们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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