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介融合视域下的编辑中心制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摘要：媒介融合不仅导致信息生产传播方式变革，更带来媒介组织重构，形成了编辑中心制的媒介组织形态。编辑中心制的确立，反映了整个媒介运行体制机制的巨大创新。其背后显示的是编辑主体的地位日益中心化，功能逐步多样化，组织方式愈发交互化。编辑中心制既是媒介融合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融合深入推进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媒介融合编辑中心制超级编辑部
　　
　　伴随着移动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介发展的主导趋势。一方面，传统媒体不断地优化栏目、创新内容，强化内容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不断地开拓新媒体平台，探索媒介融合的平台路径。媒介融合已经导致整个人类社会信息生产传播模式的重构，对媒介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编辑工作是整个人类社会信息生产传播活动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媒介生成和媒介信息传播的重要构成力量。媒介融合的到来，既给传统媒介的信息生产传播流程带来了很大影响，也给媒介组织的形态造成了重大冲击，促使媒介产品生产流程再造和媒介组织重构。因此，要认识媒介融合这一媒介现象，不仅需要外部宏观视野，也需要内部微观视角。从媒介组织学的视角来看，媒介融合变革实乃一场信息生产传播流程的再造和媒介组织结构的重大变迁。在这场媒介组织变革中，很多媒体纷纷重组组织架构，或为“中央厨房”，或称“超级编辑部”，其实都是媒介组织变革的现实写照。从信息生产流程视角来看，这一媒介组织变革又都是在强化编辑活动的地位和功能，使得整个组织架构朝着以编辑为中心的发展趋向。为了更好探讨这一问题，本文聚焦媒介融合过程中编辑活动的组织形态、功能和方式等一系列问题，多维探讨当下媒介融合这一繁复的媒介发展景观。
　　
　　一、编辑中心制：从理论命题到实践呈现
　　
　　在传统媒体时代，曾经有这样一个重要论断，即“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这一判断是对编辑主体在传统出版活动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这一观念认为编辑工作是出版内容生产的重要一环，是影响出版物质量高低的决定因素之一。但是，这个判断还不是从媒介组织架构的视角来认识编辑主体的功用。最早提出编辑中心制概念的是编辑学者王振铎。他从编辑本位视角出发，提出编辑活动具有独立性，是极具主体性的文化缔构活动，编辑工作内涵大于出版工作，是创造媒介的本体力量，是媒介组织活动的中心环节。[1]他说，编辑中心制是编辑活动本质特点的要求，也是编辑创造力和编辑聚变力发挥的需要。他以出版企业组织建设为例，认为传统出版活动的图书生产是以编辑为中心而进行的媒介文化缔构和传播活动。这样就从媒介组织架构的角度更深入地论述了编辑工作的组织性质和地位。之后，新闻传播界的一些学者围绕新闻信息生产也论述了编辑中心制的问题。比如，李晓林和白子超在《编辑中心制刍议》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新闻信息生产建立编辑中心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们从记者中心制的弊端出发，提出编辑中心制是“参与式组织类型，即采用编辑领导记者的架构，使编辑、记者共处于一个系统”，是一种“更有效的管理模式”。他们说：“我们所说的编辑中心制，就是在科学地设计报纸全面版面基础上，构建以版面主编为骨干、主编下辖具体版面责任编辑、编辑再统辖记者这样一种编辑部体制。”[2]针对这一认识，新闻学者李良荣也给予了高度认同，并提出建立编辑中心制是新闻采编机制改革的大势所趋。他说：“编辑中心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它强调编辑的主导地位，强调编辑部对整个新闻报道过程的策划和指挥。”[3]与此同时，出版界围绕编辑中心制的讨论也异常热烈。比如，夏晓远从社长和编辑两个管理主体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编辑中心制在出版企业组织建设中实施的必要性。他认为，只有实施编辑中心制，才能更好地确保编辑在图书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从而更好地激发编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4]由此可见，编辑中心制是由来已久的媒介组织理论命题，反映着学界对媒介组织主体元素及其作用关系和媒介组织发展的重要认识。
　　
　　在媒介融合时代到来之前，不同媒介生产的信息产品形态不同，由此决定了其媒介机构的生产运行机制不同。但就媒介产品的生产主体元素而言，编辑主体和作者主体自始至终都是最为重要的生产主体。如何围绕受众的信息需求，处理作者和编辑主体的作用和地位关系，构成了媒介组织机构设置和架构的重要内容，成为影响媒介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王振铎曾以报刊的媒介组织为例指出编辑和作者的交互作用关系中的“中心性”问题，他说：“就记者和编辑两种职业来说，二者只能是互动、互补、共同创构新闻媒介的伙伴，而且两者角色往往是互相转换、共同生发的关系。这种文化关系，正是编辑学所研究的特殊矛盾之一。在这种特殊矛盾的运动——发生、发展、逆转和再生诸多过程中，谁都可以是中心，谁也不是永恒的中心，但二者都可以成为明星，相互定位，交相辉映，并与读者、出版者成为一个和谐整体，形成一种‘星座效应’。”[5]这里的“谁都可以是中心”实际上对主体作用关系发生变化的一种辩证认识。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印刷媒介的信息生产，更多的是一种大众传播方式的话，媒介产品的生成更多地依赖于专业生产的作者，那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数字媒介产品的生产，则更多的是一种点对点传播，媒介产品的生产的主体元素变得更加泛化，逐步发展为专业生产和用户生产有机结合。与此同时，媒介产品的形态也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从符号模式到呈现方式都发生着革命性变化。由此也决定着媒介组织的构成和形态发生变革。如同陈卫星所言：“重要的是，媒介技术重新结构了社会力量的组合方式，决定了这个时代的主流媒体的外形和配置。”[6]从实践层面来看，当下媒介融合过程中，不同媒体对信息生产传播流程的改造也在加快，对媒介组织的形态重构也在强力推进。各大报纸不断地加快采编流程再造，各大出版机构纷纷地推动编辑业务流程创新，凡此等等，实际上都是在组织架构的层面进行媒体“外形和配置”的再造和重组，以期适应正在深化的媒介融合进程。比如，《人民日报》建设全媒体平台，推进“中央厨房”采编流程改革。再如，科技出版社推出的“扇形”出版模式，强化出版业态创新中的编辑统筹集成作用。还有，《广州日报》成立“中央编辑部”，搭建跨越纸媒和新媒体的新闻统筹平台。这些基于媒介产品生产流程的媒介组织变革，都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编辑主体在整个媒介生产中的作用问题，也都无一例外地给予编辑主体以中心地位的强化和巩固。
　　
　　二、编辑中心制的组织架构：从后台到中心
　　
　　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理论命题从技术论的角度为媒介下了一个颇富特色的定义。从技术论角度看，媒介技术对于人与社会的影响确实非常宏大，作用于人的知觉、感觉和思维的程度在媒介融合的深化中更加显现。然而，法国的媒介学家德布雷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媒介观。他认为，媒介是一种连结关系。媒介依靠内置和外在的形态实现对社会的连接。如果承认媒介的社会连结属性，那么就必须正视媒介本身作为组织的构成、形态和规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一次媒介形态的变革都是一次媒介组织的变革，任何一种媒介的演进都标志着一种新的媒介组织的诞生。横向视角来看，图书出版机构的组织架构和报纸出版的组织架构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信息采集和加工为中心的业务架构，一个是更多地以信息加工为中心的业务架构。在媒介融合到来之前，不同的媒介形态各自为政、互不勾连、独自运行。但是，媒介融合的出现则打破了传统媒介形态泾渭分明的界限，并将所有的媒介都集合和引领到互联网这个开放、自由和高效的平台上来。在此背景下，传统媒介环境下的媒介组织架构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确立编辑中心。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媒介打破了原有的组织架构，重造信息生产传播流程，成立了“中央厨房”式的超级编辑部，实际上就是在组织形态上确立了编辑中心。比如，2015年初《人民日报》探索成立的“中央厨房”全媒体平台，在组织架构上成立了全媒体编辑部，全面统筹报纸所有媒体的相关报道。而在这个全媒体编辑下面设置了统筹推广、内容定制和可视化三个团队负责信息的采集。这样就使得编辑工作成为新闻信息采集工作的指挥龙头，能够有效地全面统筹全媒体形态的新闻信息采集，实现新闻信息传播的集成式策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闻信息的“聚合式”加工。在这方面，《广州日报》媒介组织的探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2014年12月1日，该报成立的中央编辑部正式运作，由夜编中心、大洋网、全媒体中心、音视频部、数字新闻实验室等部门组成，共同接受中央厨房全媒体编辑部的指挥领导。[7]这样就形成了以全媒体编辑部为中心的不同媒介形态闭合交互的组织形态，彻底打破了此前不同媒介形态各自为政、互不联通的状况。很明显，这种组织架构不同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作者和编者并行的组织形态，而是一种轮轴式组织形态。这个轮轴的轴即为编辑中心，不同的辅轮即为信息采集、集成发布和技术支撑等部门。
　　
　　二是凸显协同一体。传统编辑部设置往往是按照媒介产品的信息行业属性来划分的，经济信息、社会信息和教育信息部门平行设置，各自为政，并列发展，互不干涉。这在媒介融合到来之前，适应了当时专业分工、集成版面的信息生产模式。但是，在媒介融合阶段，编辑部门的这种平行运转、互不联通状况，一方面造成信息资源共享难题，造成资源极大浪费。比如，一场新闻发布会，往往是同一个媒体集团不同媒体派出各自记者拼抢新闻，其实内容常常大同小异，新闻同质化倾向严重。另一方面，不利于部门协同创新和媒介产品一体分发。传统媒介环境下，由于部门平行设置，彼此之间沟通缺乏机制，资源共享很难以实现，围绕媒介产品的集成性创新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成立“超级编辑部”从本质上来讲是媒介组织物理空间的重大变革，主要是在组织形态上打破传统媒介环境下的介质壁垒，有效解决信息生产的多态全息生成问题。
　　
　　毫无疑问，这场媒介组织形态变革中，强化的是编辑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解决的是融合环境下编辑主体组织中心缺位的问题。通过编辑流程的再造和媒介组织的重组，实现了编辑主体在整个媒介组织的架构由此前的后台，逐渐前移到媒介组织的中心，成为整个媒介组织运行的“轴心”，从而构建起一种以一体化策划指挥组织的组织架构和部门布局。
　　
　　三、编辑中心制的组织功能：从优化加工到指挥创意
　　
　　融合环境下媒介组织再造本质上是信息生产传播模式的变革。在这一模式变革中，媒介产品的生产流程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背后反映的则是媒介组织中的编辑工作的组织功能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组织功能主要集中在选择、优化上。正如张如法所言：“中外编辑出版实践都反复证明：完善是一种普遍的编辑规律。”[8]在后来媒介产品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虽然编辑策划功能逐渐凸显出来，成为编辑主体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完善优化的中心功能则始终没有改变。然而，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媒介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变成了多媒体业态，集成性的全媒体形态媒介产品的生产成为大多数媒介机构发展的趋势。这种多态产品和多端传播的媒介发展趋势，必然对传统编辑主体的功能带来很大改变。
　　
　　一是集成性的策划创意功能日益强化。如果说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的策划创意功能就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的创意策划功能则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突出。因为融合环境下，传统媒介机构信息传播的垄断优势在技术赋权的背景下变得日益减少，“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媒介产品的生产和传播逐步进入到准入门槛低、市场竞争激烈的用户中心时代。如何以用户为中心生产出有创意的、体验好的媒介产品，成为媒介机构赢得市场和提升影响力的关键所在。而要做到这一点，则离不开编辑主体的创意策划作用。与此同时，因应全媒体业态产品的需要，融合时代的编辑策划更加凸显集成性和多形态。在媒介产品的选题开始，就要着手思考如何使得媒介产品素材经过编辑的聚合式加工而成为多端适配上的全媒体形态媒介产品。
　　
　　二是中枢式指挥调度功能逐步确立。如前所述，不同于传统媒介环境下的单一符号形态的产品生产，融合环境下媒介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具有高度的多元主体性和集成性。从策划创意到编辑加工，再到产品呈现，融合传播涉及技术支撑、产品营销和用户参与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如同有学者所言：“在互联网时代，编辑部不仅需要策划把关，还需要进行不同媒介采集的安排、媒介渠道的安排和产品媒介形式的安排。”[9]要协调融合环境下的各种媒介生产主体协同一体，则离不开一个高度集中的调度指挥中枢和超级结构中心。否则，整个媒介产品的生产就会造成条块分割、效率低下，甚至秩序混乱，成本高企。因此，确立编辑中心制，成立超级编辑部，就是在强化编辑工作的指挥调度功能，发挥其统揽全局、超级指挥、协同调度的组织优势。
　　
　　四、编辑中心制的组织方式：从三元互动到多元交互
　　
　　媒介融合环境下的超级编辑部组织形态打破了传统媒介组织的平行式架构，形成了以链式连接的“轮轴—轮辐”式组织。两种组织方式的变化，显示着媒介生产过程中编辑活动主体元素作用方式的变化。
　　
　　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活动的主体元素主要是读者、编辑和作者，整个媒介产品的生产传播也是三个主体围绕编辑客体展开的。但是，由于媒介技术条件的限制，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并不能充分地展开。无论是传统的纸质媒介，还是电子媒介，编辑、作者和受众的三元互动都更多地是依赖编辑主体这一中介沟通实现的。但是，媒介融合改变了传统的媒介产品生产传播模式，使其由单一媒介产品的生产转向全媒体产品生产。与此同时，融合环境下媒介产品生产也日益由专业生产转向专业生产和用户生产的有机结合。用户在媒介产品的生产传播中地位更加重要，如何更好地建立与用户的关系，使其参与到整个媒介产品的生产传播过程中来成为媒介融合环境下媒介组织建构的重要问题。媒介融合中推进的媒介产品生产流程再造，组织架构重组，逐步地确立编辑主体的指挥协调作用，就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编辑、作者和用户的作用关系，让用户更深入地参与到媒介产品生产的全过程。
　　
　　不容忽视的是，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媒介产品生产传播的主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技术研发人员群体出现，已成为融合发展的重要主体构成。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采集、传输、加工、存储、营销，哪一样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和驱动”[10]。在媒体融合转型的过程中，技术研发群体在媒介产品的创意设计、发布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编辑主体的重要构成。二是媒介产品的营销人员。比如，现在众多媒体纷纷设立的数据编辑岗位，实际上负责用户数据库建立和维护工作，是为媒介产品的反馈生产和营销推送服务的。这些新的生产主体的出现必然要求媒介组织架构更好地体现他们的职能。超级编辑部的建立，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协调创编、研发、营销等不同生产主体的协同运营问题。通过建立超级编辑部，探索链式媒介组织架构，确立编辑主体的指挥协调调度功能，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强化媒介产品不同生产主体元素的交互作用。不同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主体元素的三元互动变得更加多元、具体、复杂和深入。
　　
　　需要指出的是，编辑中心制反映的只是当下媒介融合组织形态变化的一大趋势。就媒介组织结构关系而言，除了主体性关系，还有组织与外部社会关系、以及媒介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不同类型媒介融合发展的模式和路径不同，编辑中心制的具体表现形式、特征也就不大一致。如何在更深的层次上推进媒介生成不同主体元素的协同协调运行，应该是编辑中心制未来演变的主要规律。
　　
　　参考文献
　　
　　[1]王振铎. 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2]李晓林，白子超. 编辑中心制刍议[J]. 新闻记者，2000（12）：34.
　　
　　[3]李良荣，李莹. 论“编辑中心制”[J]. 新闻爱好者，2006（1）：9.
　　
　　[4]夏晓远. 社长负责制与编辑中心制[J]. 出版广角，2000（12）：45.
　　
　　[5]王振铎. 编辑与媒介创新问题[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1）：2.
　　
　　[6]陈卫星. 传播的观念[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刘征. 广州日报中央编辑部制度架构与操作流程[J]. 传媒评论，2015（9）：52.
　　
　　[8]张如法. 完善：编辑的一个本质含义[J]. 编辑学刊，1992（4）：29.
　　
　　[9][10]李从军. 谁能引领现代舆论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单位：段乐川，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路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理论创新研究”（15CXW012）阶段性成果，2015年河南省科技创新人才支持项目“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实践创新研究”（2016-cx-00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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