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包括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在内的诸多学科都表现出了本土化的意愿,这种“默契”并非巧合,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学科反思自身主体性的必然要求。网络时代的传播学更贴近其作为“人学”的本质,新媒体的变革让我们开始反省用“大众传播”框架突破学科的局限性,新媒体对人际场域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介入使传播学的研究课题不断拓展:传播动能的潜力有多大?媒介技术的极限在哪里?人类交往形式与内涵的疆域是什么?在不断审视传播学研究新变化的同时,我们对传播学本土化的呼吁也一直葆有热情,这一呼吁早在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初就被学者加以关注。如今,我们需要深入学科内部,仔细思考传播学本土化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般来说,对理论的甄别与把握是学科本土化的前提,但我们在理论梳理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各种偏见。比如,认为原创的理论就缺乏深度,比不上西方理论,也可能认为对于原创的理论要降低门槛、给予呵护,不认真对其完善提高;再比如,认为舶来的理论就是先进的、高级的,或者认为对舶来理论的推介是崇洋媚外的表现,要一概否定。这样的理论偏见往往会使研究者简单片面地对相关理论作出评价,而缺少整体性的分析思考,导致研究结论偏颇,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无论是原创理论还是“拿来”的理论,我们都应尽可能地分析其产生的场域,把握理论的来龙去脉和现实针对性,并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尤其要注意一些学者在引进相关理论时采取简化理论的做法,甚至仅仅作“口号式”的传播,其目的只是为了吸引眼球,快速获得学界的关注。
　　
　　另外,传播学经常会用其他学科的“成熟理论”或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能够回馈给其他学科的“理论”少之又少。与此同时,传播学研究宏观上缺乏传播哲学的引领,微观上对个案的代表性研究不足。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应该能够有力解释本土传播现象或洞察本土传播问题,并能够展开不同层次的实践与多元主体的对话,从而不断建构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
　　
　　当今中国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图景: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也存在着文化输出水土不服以及软硬实力不相匹配等问题;国际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凸显了城乡地区差异,使得信息化差距加大;以技术为先驱的媒介景观日新月异,人们支配媒介的能力需要重新评估,等等。传播学研究的本质是人类的交往行为,而互联网是人类交往行为发展的新空间,这些领域的交往互动场景都是鲜活的案例,能够为本土传播学者带来很好的研究课题。传播学研究应当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用丰富的实践去激发理论的创新。
　　
　　中国丰富的传播图景是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最为宝贵的财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了,才能使其他场域的研究者认识到我们的研究和借鉴价值,并由此形成平等的学术对话氛围。例如一些科研机构开展了规范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名词概念的工作。名词概念的整理保证了学术成果尤其是本土研究语汇的良性积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规范的学术话语体系都是进行学术对话的前提,尤其有利于本土研究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传播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都是有共性和联系的。这种联系起源于传播学成为学科之初对诸多学科理论的移植,这种特殊的学科发生机理显示出传播学所具有的包容性。目前,借助媒介来定义传播的“大众传播”研究已经向人类互动关系的研究视角转变,这就提醒研究者要打开眼界,除了经常打交道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之外,还可以从人类学、文化研究、文学、宗教学等学科中获得研究启示。但我们也要注意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互动时存在的问题,比如某些研究照搬国外研究模式而仅仅更换了案例,或者套用其他学科成熟的研究方法而没有反省意识,这不但冲击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独立性,而且损害了学科之间的互动价值。因此,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必须既保持学科自身的优势和独立性,又保持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沟通互动,以此不断推进传播学学科的现实发展。
　　
　　(本文系海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课题“基于高校理工科学生的媒介教育途径与实践研究”(QJY12515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