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英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的问题及对策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摘要：如何通过创办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争取国际话语权，是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中国经济学人》为例，从英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必要性和紧迫性、英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面临的问题、破解英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障碍的对策等方面，对英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论述，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科学英文期刊走出去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习总书记的讲话指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的现状及问题。目前社会各界十分关注中国文化“走出去”，但对于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创办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走出去”，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但两者又有较大的差异。由于自然科学属于“硬科学”，有国际通用的标准与语言体系，基本不存在一流成果不被认可的问题，因而自然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争取到一流的稿件，提升学术影响力。而社会科学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其与各国的现实利益有更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没有公认的尺度来衡量一项成果的水平，因而难以得到一致公认的评价，因而社会科学英文期刊责任与使命是为中国争取应有的话语权。本文主要是针对社科英文期刊的讨论。
　　
　　一、英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当前，中国学者对中国与世界问题的见解并没有被国外学者更不说普通民众所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与政策实施的客观条件并不被国外的官员与学者所认知，中国的正当利益诉求甚至善意表达往往被国际舆论所误解或曲解。以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收录在EconLit中的学术文章为例，到2015年中国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占总数的比例仅为45%。可以说，在最应具话语权问题上中国学者仍旧没能具有应有的话语权。
　　
　　中国需要认识自己和世界，世界也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发现中国现象的世界意义，成为一个国际性课题。因此，开拓更多的交流渠道和平台，有效地进行国际沟通和传播，是中国和世界共同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投入资源创办一些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已经不仅是文化走出去、争取话语权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为了顺应这一需要，较为可行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中国学者有价值的观点与研究成果以国外读者能够读懂和了解的文字和表达方式，直接向世界传播，特别是要使主流和精英人群成为受众。因此，2006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创办了英文学术期刊《中国经济学人》，向世界推介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迄今为止，该期刊已发表了600余篇文章，受到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取得了一定的学术话语权。
　　
　　二、英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面临的问题
　　
　　1. 读者定位
　　
　　我国学术期刊不仅要“走出去”，而且要“走进去”，更要“走上去”。目前我国某些报刊走出去，实质仅是在海外的华人中发行，虽然对于团结海外华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当地主流人群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要解决如何能“走进去”，即如何对当地主流人群产生影响，至少要让当地主流人群能接触到，能看得懂。因而学术期刊走出去的主体文种应是当地的官方语言，而且主要对象应是当地的主流人群。目前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外文期刊还要“走上去”，把读者定位为当地有影响力的精英阶层。《中国经济学人》把读者定位为欧美的学者、智库或国际组织的研究人员。目前，《中国经济学人》在全球五大洲60多个国家有读者，2015年欧美读者占到了50%以上，而且欧美地区的读者增长率远快于其他地区。这也说明，只有当地主流人群能看得懂，才能发挥影响力。
　　
　　2. 意识形态
　　
　　目前大家对办英文学术期刊重视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认为学术研究是没有国界，是没有国家利益的。而事实是，学术研究，特别是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是与一国民族利益高度相关的。例如，对于中国利率水平，2015年国际学术界与国际舆论发生了逆转。在2015年上半年以前，国际经济学界主流学者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较严重的低估。低估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对汇率严格管制，管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不当的竞争优势，对国外倾销产品。因而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舆论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施压，促进人民币升值。而在2015年9月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贬值后，国际经济学界主流学者与国际舆论却又普遍认为中国人民币汇率存在严重高估。为什么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国际学术界观点与舆论会发生这么大变化，笔者认为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要配合欧美唱空中国、做空中国。上例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孤例，而是目前国际经济学界的常态。一名美国学者在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时的一篇工作论文，认为美国环境绩效改变的重要原因是美国企业技术进步及美国污染产业向国外进行转移，而此篇文章在全球最顶级的经济学期刊（美国）发表时，结论已经修改为：美国污染产业向国外进行转移不是环境绩效提升的重要原因。同一学者利用同一数据所作同一问题不同版本政策结论差异是很大的，若根据其工作论文，美国环境绩效提升的道路就不具有普适性，而根据其正式发表的论文，美国的道路就具有普适性。
　　
　　上述事例说明，英文期刊文章的选择上必须注意国家利益，注重争取应有的话语权。出于上面的考虑，《中国经济学人》在以下方面增加了期刊的影响力。一是不断提升编辑的理论水平。《中国经济学人》十分重视编研结合，不断提升编辑的学术水平，从而使编辑能有很强的“学术鉴赏力”，知道当前经济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是什么，目前关系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什么。2015年《中国经济学人》编辑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权威学术期刊上发文多篇，近十年来在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近20篇，从而保证了《中国经济学人》选题的前沿、重大，具有现实的引导作用。二是从有利于全球经济学生态环境的高度选择文章。目前国际经济学的生态环境不够平衡，反映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模式与利益的学术研究较难在国际英文期刊上刊发，反映欧美道路普适性、正当性的文章过多。这种状况，从学术发展而言，不利于全球经济学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也不利于发达国家不断调适、应对新的挑战，说到底是不利于全球的发展。《中国经济学人》根据自己的组稿优势，从全球经济学生态环境重构、再平衡的角度，主要刊发反映中国道路、理论、制度优势的文章，从而在一定程度为推动全球经济学生态环境再平衡作出了贡献。三是跟踪国外舆论的变化，调整选稿的导向。《中国经济学人》十分注意学术及大众舆论的变化。利用多种渠道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加强双方的理解与互动。不仅支持《中国经济学人》的编辑在国外进行长期学术交流，也寻找各种机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与专业会展。在国际舆论变化时，及时调整我们的用稿与组稿方向。
　　
　　3. 语言
　　
　　虽然目前国内学者的国际交流能力与过去相比有较大的提高，但目前中国学者利用英文进行写作的能力仍旧不能适应当前国际交流的需要，甚至很多有在欧美留学经历的人也不能自如用英文进行写作。有些学者英文表达方式也是中国式的，不符合欧美的思维习惯，看似很好的英文文章，外国学者不知所云。目前看，比较可行的方式是专门组织有英文写作能力的人进行翻译，然后请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编辑与润色，然后再请作者在专业词汇上进行修改，这样才能使外国学者读懂。另外，还有一点与中文类似，英文也有些词有不同含义，有些词义是比较敏感的，而中国人有时不太能掌握其细微的区别。为了防止出现不应有的错误，终审一定要由中国人来担任。
　　
　　《中国经济学人》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花费大量的资源来保证文章的语言质量。目前，除个别文章外，我们已经不再接受中国学者自己翻译的文章。从长期实践来看，对中国学者提供的英文文章进行修改的难度要远大于学者提供中文再由专职翻译人员进行翻译、编辑的难度。《中国经济学人》经过10余年翻译队伍的建设，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翻译队伍，基本能满足杂志出版需要。开始筹办《中国经济学人》后，编辑部立即着手聘请外国专家，从创刊的第一期开始就有母语是英语的英文编辑对每篇文章进行编辑，从而保证了文章“外国人能看懂”。为了进一步提高语言质量，防止一些不应有的错误，我们从创刊起就聘请了原《中国日报》总编辑朱瑛璜为《中国经济学人》把好最后一道关口。朱瑛璜长期在英文新闻媒体工作，不仅英文水平高，而且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多次发现了外国专家可以引起误读的英文，防止了不应有的政治性错误。
　　
　　4. 发行渠道
　　
　　期刊国际化一个误区是一定要加入某一大型的国际出版集团。诚然，为了使出版物能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与国外权威出版机构联合出版的确有其独特的作用，但国外的出版机构对联合出版物也有自己的编审考虑，因而国内出版机构往往会丧失自己的话语权。目前，由于期刊电子化及国际大型数据库提供商的出现，与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合作已经不是必要甚至最优的选项了。目前国际上有五大数据提供商（EBSCO Publishing、Gale、Ovid Technologies、LexisNexis、ProQues），这五大数据提供商在各自领域都有很强的影响力。如EBSCO是一个具有60多年历史的大型文献服务专业公司，提供期刊、文献定购及出版等服务，总部在美国并在19个国家设有分部，开发了近100多个在线文献数据库，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等多个学术领域。EBSCO数据库是国外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类及商业的学术论文库，国外研究型大学基本上都订购了该数据库。只要加入了该数据库，到达国外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者的渠道就是畅通的，而且加入此类数据库后，这些数据库不会干涉编辑部的编辑权，可以保持编辑权的独立，从而不会出现“进入主渠道，丧失话语权”的情况。
　　
　　《中国经济学人》从创刊后，就考虑如何能打通与目标受众的“最后一公里”。有一些国际出版集团来与杂志社谈合作，但我们评估后都认为合作条件不理想，不利于《中国经济学人》的长期发展。2010年我们加入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EconLit后，“最后一公里”问题迎刃而解。目前世界五大数据库中的EBSCO与Proquest 已经收录了《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人》在出版后也会在第一时间把文章上传，从而保证国外学者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文章。目前看传播效果较好。世界银行、IMF的政策报告中都有引用《中国经济学人》上的文章，在欧美不仅下载量近几年都有较快增长，而且引用量也快速增长。
　　
　　5. 如何认识SCI及SSCI
　　
　　期刊国际化另一个误区是对SCI及SSCI的盲目崇拜。与流行的看法认为SCI及SSCI的创办机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是一个国家研究机构相反，其实为私人创办的机构，SCI及SSCI 从创办之时就是以商业项目在运作。通过多次的商业并购行为，这两个索引系统都是商业公司汤姆森-路透公司运营的项目，而且该公司也有希望通过其推销该公司其他产品的想法。2016年7月11日，汤森路透宣布以237亿的价格出售旗下包括SCI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汤森路透卖掉SCI的原因是认为其不够赚钱，而霸菱亚洲投资基金和加拿大的Onex公司接盘的原因是认为：可以通过其在亚洲，特别是中国，赚足够的钱。这一事件将使其进一步走下神坛，也应促使国内有关部门对其进行更加清醒的评估。
　　
　　SSCI项目的全球负责人与《中国经济学人》在北京开过两次会，对《中国经济学人》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希望我们更多刊发国外学者的文章，但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人》使命是促进全球经济学生态均衡化，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因而我们确定对于SSCI的态度是“既不排斥也不过度迁就”。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各个领域都有该领域内的权威索引系统，因而SSCI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以经济学为例，最权威的索引系统是美国经济学会办的EconLit。美国或欧洲所进行的一些严肃的经济学院或经济学家影响力定量研究，大都是按EconLit所收录的论文（或论文页数）作为指标。而其他学科也有其专业领域的权威索引系统。《中国经济学人》2010年就加入了EconLit了，近几年中国学者收录在EconLit中的论文，有近5%是由《中国经济学人》刊登的，为推进中国经济学国际影响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6. 作者队伍的国际化
　　
　　一般而言，评价一本期刊是否国际化的重要指标是期刊作者的国际化，也就是作者要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目前我们创办英文期刊的主要目的是平衡目前世界学术界中国学者声音太小的问题。我们以美国经济学会所办的全球最权威的经济学数据库EconLit收录的经济学论文为例。哈佛大学自该库有记录以来到2012年总共发表论文5263篇，2000—2012年总共发表论文3566篇，2007—2011年五年间平均每年发表论文314篇。芝加哥大学自该库有记录以来到2012年总共发表论文3503篇，2000—2012年以来总共发表论文2280篇，2007—2011年五年间平均每年发表论文207篇。这两所高校在总量上都超过了中国前二十位高校发表论文的总和。由此可见，与外国高校相比，中国高校的文献发表数量不管是总量还是逐年量都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诚然与中国学者有很多学术成果用中文发表有关，但中国高校国际影响力亟待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国内学术机构创办的英文期刊而言，必须为提升中国国际学术影响力服务，而决不能简单认为期刊所刊用的外国作者的比例越高越好。在办刊中，如果文章观点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现实及利益，即使是国外有影响力学者的文章，《中国经济学人》也不会刊用。例如，有一次某G20国家央行行长的文章通过其驻华使馆投到了编辑部，因为不符合《中国经济学人》的办刊宗旨，最终也没有采用。
　　
　　三、破解英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障碍的对策
　　
　　《中国经济学人》创办10年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顶级期刊，在办刊过程中我们有一些体会。
　　
　　第一，对创办英文国际期刊需要投入的时间与资源要有充分的认识。办一本新的英文学术期刊所需要投入的资源量是巨大的，而一本新的英文期刊从创办到产生国际影响力所需的时间是较为漫长的，特别是考虑到创办期刊的宗旨，要办好一本为中国争夺话语权的英文社科期刊就更不容易了。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正是由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外宣办等部门的支持，才使《中国经济学人》国际影响力不断得到提升。
　　
　　第二，要与国际学术界顶级组织加强互动。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还是世界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组织。2010年我们主动与美国经济学会联系，希望能成为其EconLit的成员单位。EconLit由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发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文献参考来源；同时，EconLit也是世界上最权威的全球经济学文献索引之一，受到了全球（尤其是美国与英国）各大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2010年5月，我们正式成为EconLit的成员单位。加入EconLit后，EBSCO主动与我们联系，希望《中国经济学人》成为其来源刊物。在加入EBSCO后，《中国经济学人》所刊发文章的就可以供全球经济学家同步参考、引用，国际影响力大幅提高。
　　
　　第三，要积极寻求机会，参加国际性展会。2012年5月，《中国经济学人》精选文章《中国道路》参加英国伦敦书展，通过参加书展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会后总结大会上，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对《中国道路》提出了表扬。在参加展会后，2012年9月《中国经济学人》应美国ProQuest公司邀请，加入ProQuest数据库。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学人》此次被收录，是美国ProQuest公司主动邀请之结果，这说明《中国经济学人》国际学术影响力已经形成。ProQuest对期刊出版商和提供商的选择评估依据包括图书馆管理员和研究工作者之间进行的广泛市场调研、出版物排名方式以及内容索引的检查。
　　
　　第四，要善于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表达与争取中国人的利益。在国际学术界缺少中国学者的声音，不仅由于中国学者的语言问题，而且在于我们不擅长用西方人的话语体系与方式来表达与争取中国人的利益。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及会议中，虽然考虑历史排放的碳减排方案有更高的公平与正义性，但在目前的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下，由于不能找到清晰的责任链条来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因而此类减排方案还没有成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主流方案。要让发达国家承担其历史排放责任，最好的方式是在目前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内，找出其应承担历史责任的依据，并说服该国的民众为历史排放负责。2016年9月份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刊用的文章《基于碳资本存量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就是采取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对此进行回应。再例如，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虽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远比发达国家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但由于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就经常被发达国家指责为进行环境倾销。《中国经济学人》特别注意刊用采取西方经济学框架与主流方法来研究中国环境绩效、反映中国环境保护成效的文章。
　　
　　第五，跟踪国际舆论的变化，对冲不利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国际舆论经常在“捧杀”与“棒杀”中国之间周期性变化。在中国经济形势较好时，国际舆论更多的讲中国经济成绩，与此同时也不断提出“中国责任论”，试图让中国承担超过中国能力的国际责任，此时，《中国经济学人》就会多刊登反映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的文章，以此来打消国际社会对中国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中国经济进行调整时，“中国崩溃论”又会甚嚣尘上，此时，《中国经济学人》又会多刊登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良好的文章，对冲“唱空中国”的言论。例如，在2015年10月之后，国际舆论大肆唱空中国，认为人民币汇率要大幅贬值，我们编辑部内部对将要刊用的文章进行再审查，看是否有认为“人民币汇率要大幅贬值”的文章，并决定在国际舆论没有变化之前，暂不刊用此类文章。
　　
　　四、结语
　　
　　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不断提高，但我们也应看到与中国所应有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相比，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未来，国家应加大对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对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扶持力度，特别应加大对国际主流学术语种期刊资助力度，从而推动更多的英文社科类学术期刊走出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业内信息

我国英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的问题及对策

——以《中国经济学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