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芝晓：需求侧决定媒体走向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2000年12月底，他从福建日报副总编这个别人眼中不错的位置离开，回到母校复旦大学。任职院长期间，他争取有关领导和部门支持，扩建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院区，改善师生教学硬环境的同时，建构了四系一所的学术专业架构，改变了新闻学院长期来只有一个新闻系的状况，加强了教学软环境建设。如今，在业界和学校都有一批优秀弟子，这是最令他骄傲和幸福的。
　　
　　不当老总当教授——他是黄芝晓。2015年初，他办了退休手续，却没有一点闲下来的迹象：依旧沉浸在钟爱的教学和研究中，时刻关注最前沿的媒体议题。得空还追追热剧，别人迷俊男靓女，他却是看社会百态。
　　
　　最近，抓住他一个难得空闲的中午，我们与这位横跨业界、学界几十年的新闻人面对面交谈，分享他的观点和智慧。
　　
　　记者写稿要有“版面观念”
　　
　　记者：您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从基层记者一直到报业老总，您还记得走上记者岗位的第一篇报道吗？
　　
　　黄芝晓：确切地说，在当基层记者之前，我还在基层做过公务员，在大巴山腹地的陕西省镇巴县当了2年农民后，在镇巴县委和汉中地委做了将近9年的通讯干事。1979年3月，我从陕西调到福建日报三明记者站。当时正是春耕春播时节，那些年总在提，春耕春播越早越好，报纸的标题经常是：今年比去年提前了XX天完成春耕春播任务。
　　
　　对这个问题，我在陕西时就有想法：年年提早几天，再提是不是要“早”到冬天去了？我把这个想法对当时的宁化县委副书记说了，他一拍大腿，说：对啊！春耕确实不能一提再提。特别倒春寒时，天气那么冷，怎么能提前呢？这是不科学的！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证明这个观点。
　　
　　于是，我连夜赶了一篇工作研究，标题是《春播不能越早越好》，第二天一早就发到报社了。
　　
　　紧接着，我又下到宁化县的湖村公社采访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当时的省委领导不赞成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党委书记对我说，虽然下面已经有80%的农民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但让我不要写。出于对实际情况的考虑和对基层干部的保护，我答应了书记的要求，但心里总是很郁闷，中午就到公社所在地的生产队找干部聊天，队长提到，他们生产队也实行队长承包责任制——要保证每年的产量和收入，才能拿到工资。
　　
　　“这有新意。”我一听就来劲了。我当过农民，又长期搞农村工作，知道当时绝大多数的生产队干部都还是吃大锅饭的，责任制绝对是一种创新。详细了解了情况之后，我又写了《生产队干部也要有责任制》。所以，我到福建日报的第一个星期，就发了两篇有较大影响的报道。
　　
　　其实，当时是改革开放之初，很多改革措施的推进还有不小的阻力。所以，记者脑子一定要有改革开放的思路，不断地看到问题，从中找到能够真正推动工作的点子，而这些点子都是来自实践的。记者，就要在采访中敏锐而有创意地找到新闻生产点。还有一点就是，我写稿子总有一个“版面观念” ，也就是报纸的全局观念。我会想，如果我是编辑，这篇稿子会放在哪个版面的哪个位置，需要写多长。我就是按照版面观念来写稿子，以及确定稿子的价值。
　　
　　监督报道要有大局意识
　　
　　记者：您是靠舆论监督报道起家的，从通讯干事走上记者岗位，一直到分管新闻业务的报社副总编，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报道？
　　
　　黄芝晓：当通讯干事时，有一次，我接到任务，要对大山深处一位生产队队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验进行总结，写一篇通讯。下面汇报上来的材料都很好，描述他如何有魄力，如何干得好。领导让我再深入挖掘、充实报道，并准备将他作为地区的先进典型来推广。
　　
　　但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生产队里的农民对这位队长流露出非常不满意的情绪，却又敢怒不敢言。我住在农民家里，采访时，他总是派人偷偷地跟踪，让我觉得其中有蹊跷。在深入调查过程中，很多人反映，他太霸道，甚至让不听他话的农民当众吃大便！很多农民被迫举家搬离生产队。渐渐地，生产队就变成了他的“家天下”。
　　
　　了解的实情和报上来的材料完全不一样，我决定：报道不写了，改写内参，反映实际情况。领导看了以后，当即决定不做典型报道，后来听说，经过司法部门深入侦查，这个队长被抓起来了。
　　
　　记者：搞监督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
　　
　　黄芝晓：首先要有全局观，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因为任何新闻事实都发生在一定的环境里，是各种因素作用力平衡的体现。
　　
　　1995年后，我分管报社群工部，在群众来信专版上抓了几个舆论监督的战役性报道，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福建104国道的乱收费整顿。
　　
　　当时接到群众举报后，我就派记者下去暗访，发现问题很大，记者在暗访过程中不但被基层干部打了，还受到威胁说“报社我们也有人认识，让你们稿件发不出来”。当然，我们还是坚持发了一整版的报道。
　　
　　报道前后我们坚持几点原则。首先，要客观。我坚持不用化名，所有的批评对象全部真名实姓见报。如果连从形式上的新闻真实性也保证不了，舆论监督怎能站得住脚？
　　
　　其次，要冷静，不带情绪。第一篇报道出来后，收到了300多个电话和来信，都是举报各地的乱收费情况。有编辑很激动，说照章全登。我说不行，最后我们一一核实了情况，精选了21个举报进行刊登。
　　
　　我的想法是：登一个处理一个，舆论监督是有效的，登了几百个最后处理一两个，效果就等于零。
　　
　　第三，要讲政策。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104国道乱收费后，钱有四种走向：一是用于村镇建设；二是用于修路；三是用于乡镇行政开支补贴；四是私分。
　　
　　所以在报道见报之前，我就找了省纪委书记。我说，事情的处理要靠纪委，但是要分类处理，前三种和私分的处理，一定要分开对待，要讲政策。
　　
　　在省纪委支持下，我们与省交通、省公安厅等单位合作，此后整整一年，在“群众来信”专版上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连续关注这个问题的解决进展。直到最后，104国道的乱收费现象基本得到整顿。这一系列的报道，得到了国务院纠风办的表扬。
　　
　　我后来跟群工部编辑一起总结时认识到：舆论监督不能只凭热情和勇气，还得讲究舆论监督艺术，动脑筋、讲政策，从实际出发，调动各方力量，合围不良现象，做到确有效果，解决问题，真正对社会负责。
　　
　　就在这样一次一次的业务实践中，和大家一起探讨业务，总结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就强了。回到复旦后，一些当年或是夜班间隙讨论问题的编辑，或是一起经受压力的处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我们是你最早一批“博士生”。或许，队伍就是这样带出来的。
　　
　　中国的新闻传播理论滞后于实践
　　
　　记者：回归复旦新闻学院的三尺讲台，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什么？
　　
　　黄芝晓：从我自身条件出发，我的研究重点放在实践性较强的新闻业务和媒介经营管理领域。我觉得，新闻业务和媒体经营管理，两者本身就是辩证统一的。只研究表达内容的新闻业务，或者只研究媒介经营，都会脱离媒体运作实际。
　　
　　但是实践型领域的研究背后一定要有理论包括基础理论和业务专业理论作支撑。没有理论支撑的实务，是浅层的，表现的只是“匠气”；而理论疏于实务体现，容易流于高谈阔论。
　　
　　记者：在2000-2004年任职复旦新闻学院院长期间，您设立了如今复旦新闻院系架构：四个系——即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如今十余年过去了，您觉得这样的格局需要改变或者打破吗？
　　
　　黄芝晓：其实，当时我提出要开设6个系，除了这四个系之外，还有新媒体技术系和媒介经营管理系，结果没批准，非常遗憾。现在，这两个没有开成的专业，在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中更加重要、凸显了。
　　
　　当然，目前这四个专业的格局，本身也要打破。当时是按照传统的媒体分类来开设的。现在媒体要走融合之路，新的媒体形态已经出现，教学专业格局自然要调整。
　　
　　怎样设置新的教学专业？这是一个需要实践、需要探索、需要业界和学界协力研究的问题，或者用一句现成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有一个想法，新闻与传播学科的专业设置应该摆脱以媒体为分类依据的思路，尝试从传播对象、手段着眼，在更大的格局上设置专业，但是有一个专业在重新设置时不应该被忽视，那就是与新媒体相关的技术专业，这是新一代新闻传播工作者都应该掌握的专业知识，否则相关理论也很难深入。当哲学学者开始研究人工智能、人机对话时，当新技术成为新闻传播创新的重要支撑时，新闻学者能视技术于不顾吗？当然不能。
　　
　　记者：纵观这数十年间，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是否匹配了媒体发展的步伐？
　　
　　黄芝晓：这几十年，无论媒体还是社会传播发展极为迅速，新闻传播理论尤其是中国的新闻传播理论，明显滞后于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实践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德鲁克也说过，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总是实践提出来的，社会实践是社会科学最好的实验室。现在媒体的社会实践已经远远地走在了新闻教育的前头，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需要努力研究实践，探究规律，提高教育质量。当然，这个过程依然很遥远，还有待于探索。
　　
　　记者：如今，很多传统媒体人纷纷下海、转岗，加盟其他新媒体，或者自媒体。这难免会对象牙塔内的学子产生影响，您对此是怎么看待的？
　　
　　黄芝晓：传统媒体人辞职、转岗、下海，这很正常。当前正好是一个转型、融合的时代。各种媒体形态出现，总要有人去做。创新总要突破某些体制。目前传统媒体遇到的困境，恰恰是某种动力，也会成为活力。就像改革开放时一大批人下海一样，下海、转岗，是突破困境的尝试，只要坚持新闻规律，坚守社会责任感，他们有经验，又有创造力，加盟新媒体或办自媒体，作为传统媒体人的转型和探索，我们要支持和鼓励。当然，也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这正是社会变动中的正常现象，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总书记最近说过，对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我们对这些辞职、下海的媒体人也应该多一些包容和耐心，还要有容错机制。干一件从未干过的事，不出一点差池是不可能的。
　　
　　至于学生,眼光向着新媒体，想着自己如何适应新媒体，适应融合，就不会纠结了。
　　
　　未来媒体应该是融媒体
　　
　　记者：现在自媒体兴盛，传统媒体总有些慢半拍，您怎么看？
　　
　　黄芝晓：这就是我们媒体格局在变化。过去只有官方媒体、主流媒体成为发声渠道，如果记者或者专职通讯员不写新闻，就几乎没有人写。现在是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无论速度还是广度都有了极大的改进，很多自媒体的新闻真是“可遇不可求”，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点要充分肯定。
　　
　　但是，其中还有个专业和把关的问题。一般说来，自媒体信息传播者的社会责任会弱一些，或是由着性子、带着情绪“报料”，或是受客观条件限制，只见表象不究内情。传统媒体的采编人员传播新闻不能只当愤青，还要有社会责任感，考虑传播后果，虽然没有了第一时间的优势，但还能以准补慢、以深补浅，因为大量受众还是希望了解、探究事实背后的深层原因。另外，传统媒体现在正在与新兴媒体融合，“慢半拍”这个问题应该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记者：您认为，未来媒体的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黄芝晓：未来应该是融媒体时代。也就是说，将来信息的主要载体是一种新型、融合的载体，不再如报纸、广播、电视各自为政，而是将文字、音频、视频融合在一个载体上。现有的各种媒体还会存在一段时期，但是发展趋势一定是融合。融合是一种混沌系统，各种技术元素和媒介形态在一定条件下集合在一起，引起每一汇聚实体的变革，并创造出新形态的新实体。目前这个实体就是我们常见的移动终端——手机。以报纸而言，一张纸已经承载不了那么多的内容，但把纸上的内容变成手机上的信息，传播容量就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好用的实体就会受到欢迎。
　　
　　我由此悟出一个道理：传统媒体什么时候消失，融媒体什么时候形成，不是供给侧可以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需求侧决定的。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递的规则，尤其是移动传播的出现，使随时、随地、随手接收信息的理想状态成为现实，这就带来信息需求侧的变化：受众接收信息不必非经过传统媒体不可，现在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不在传统媒体上了解信息了，传统媒体不改变自身还有发展甚至存在的可能吗？
　　
　　当然，在融媒体真正形成之时，可能更新的媒体形态又在孕育中。信息传播技术不断发展，媒介交融只能是过程而不可能是结果。
　　
　　任何时候都不放过学习的机会
　　
　　记者：不管在业界还是学界，您这几十年，一直在和新闻打交道。您觉得，从中获得了什么？会有遗憾吗？
　　
　　黄芝晓：做新闻，让我比较真切地接近社会、了解社会，让自己的思想、情感真正地落地。同时，因为我是来回在其中，也能比较接近实际，不是飘在上面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是落在底下不知道从高处来看。如果我一直在学校或者一直在基层，都可能没有现在的很多体会。所以，我有时候会想得多一点，做得实际一点。
　　
　　最大的遗憾是，现在正好处在社会技术的转换阶段，带来观念的更新，我的知识储备明显跟不上，有很多过去学过的东西却要束之高阁。面对很多新的媒体、新的技术出现，总觉得有点恐慌。
　　
　　记者：您也有本领恐慌？
　　
　　黄芝晓：有！不会的就想着赶紧去学。当然这也是很幸福的，因为恐慌，才有学习新知识的愿望、机会和可能，这也是一种幸福。所以我常想，能够成为网络移民是历史的机遇和赐予。如果不学新技术，以后站到马路上连车都打不到。
　　
　　记者：在其他人眼里，您博学、实干、多思，您觉得，数十年如一日保持这种状态的秘诀是什么？
　　
　　黄芝晓：博学谈不上。就是从小喜欢接触新东西、新事物，喜欢想一些问题。
　　
　　学习有两种，一种是有目的的学习，另外一种是随机学习。这么多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什么学什么，任何时候都不放过学习的机会。
　　
　　我最近在追《欢乐颂》，这部剧还不错。反映上海的某些社会问题还比较真实。我从中学到了不少，比如复杂人际关系怎么处理，比如人是环境造就的。结合自身的经历，每次思考这些问题都会有新的想法与收获。
　　
　　我们做新闻的不可能只是研究新闻怎么写，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我们的报道对象、服务对象。只学新闻传播知识与技能，无法成为好的新闻工作者，还必须不断学习社会，研究社会。
　　
　　记者：前几天复旦学生记者采访您，以“‘不当老总’的教授快要毕业了”为标题，非常有意思。您这次“毕业”之后，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黄芝晓：除了努力学习，还想着做一些总结。很多人都劝我，经历那么丰富，甚至有些传奇，是时候总结一下了。我想，个人经历没什么值得回忆，就让它过去吧。但对新闻传播的一些思考，可以总结，更多的是教训，有些对年轻人或许还有提醒的意义。
　　
　　退休手续办了，不过，要彻底“毕业”，恐怕也很难。至少，今年还要再讲一年课。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3级博士生、上海报业集团新闻晨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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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芝晓：需求侧决定媒体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