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战略思考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摘要】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与结构类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超媒体空间的出现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寻找、使用、生产、传播以及反馈信息的方式。文章阐释了超媒体空间给社会现实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即人们不仅仅是在网络上交流，而更容易在线上与线下建立起互动，中心和边缘、真实与虚拟都变得不再界限明晰，人们通过网络来传播信息，发表观点，通过相互的交流形成和传播思想观点，组织社会行动，甚至会导致社会机体的重组。指出信息传播将更容易超越民族国家之边界，快速在云端中传播扩散，如何认识这一超媒体空间的传播问题，国家需要从战略层面来考虑和布局。
　　
　　【关键词】超媒体；超媒体空间；国际传播；战略传播；虚拟现实
　　
　　2011年3月17日，英国卫报爆出一则消息：负责中东和中亚军事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正秘密研发一种软件，利用伪造的用户身份在网上密集发表观点，进而秘密操纵社交网站，推广有利于美国的舆论宣传。此外，为加强对社交网站的掌控，美军情报部门开始向“可视技术”等专门研发监控软件的企业提供资助。“可视技术”研发的软件每天能处理100万条网上聊天信息，对象包括脸谱、推特和优兔等知名网站。国家安全局希望借助这款软件密切监控外国的社交网站，以便从中发现可供利用的信息。①2013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职员爱德华·斯诺登爆出的棱镜计划，显示了美国政府作为强大的国家力量，介入九大互联网公司监控网络上的个人（包括外国公民）数据。从当年布什政府监听个人电话，到如今的奥巴马政府监视网络数据，美国公众对政府虽然多有不满，但仍然有较高的认同度，从这一民意调查结果看，美国人在“9·11”之后，在个人权利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有了一种新的考量。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热门技术的兴起，全球传播面临更新的媒介技术环境。1991年，耶鲁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戴维——杰勒恩特(David Gelernter)指出，互联网的终极世界是“镜像世界”。“镜像世界”如同人在镜子中的映像那样，镜像世界和现实世界本身存在着真实的关联和表达。正因为镜像世界的产生，所以现实中人的喜怒哀乐，现实人在社会中的各种活动，都借助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技术，迅速“镜像”。加拿大国际关系理论学家罗纳德·德伯特(Ronald Deibert)曾使用过一个词——超媒体空间——是一个很贴切的描述的概念。
　　
　　超媒体空间扩展了传播的路径
　　
　　超媒体不仅仅体现了科技的融合，也暗示了电子媒介对于新媒体环境的大量渗透和普遍存在……“超”（意味着超越或超出）强调了这个新环境的两个核心特点：传播发生的速度和不相关联的媒体的互文性或互操作性……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无缝数字——电子——传播网。②
　　
　　虽然罗纳德·德伯特写这段文字时，社交网络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但其深刻的洞见已经与今天的传播空间发展形态相吻合。今天，移动终端、短信、微博、微信、电子邮件、形形色色的社交网络、数码相机、在线视频、电子报纸以及卫星电视等等各种不同的媒体形态，共同建构了一个无孔不入的超媒体空间。正如《连线》专栏作者Balaji Srinivasan所言：“新的技术正在推动着这一进程，机器翻译将消除语言的隔阂；沉浸式头盔、植入设备、远程机器人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地球另一端的人交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未来的科技不应该是基于地理位置的应用，而是要让位置变得完全不重要。”③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学者马万·克瑞迪(Marwan M.Kraidy)和莎拉·穆拉(Sara Mourad)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超媒体空间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寻找、使用、生产以及反馈信息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超媒体空间扩展了传播的使用路径，因为，普通大众在今天移动设备和博客的时代，比国家拥有广播、电话和报纸的时代，更容易“生产”信息。新媒体环境的参与性更强，结果是，因为传播过程向几个方向流动，并且因为传者和受者的角色已被打乱，又因为现在更多的人在理论上是可以塑造信息的，我们可以期待在大众文化中出现大量话语。④
　　
　　超媒体空间的理论强调了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新兴媒体的重要性。然而，同时也没有忽视“旧”媒体，比如电视、互联网和报纸是超媒体空间不可或缺的链接点。“新”和“旧”媒体在一种互相依赖、互相强化、互相补充的关系中共存。
　　
　　伊朗1979年的革命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一课：革命者依靠录音带联系，但是他们与现实中的9万个清真寺的网络融合在一起，组织了大概6万到20万名伊斯兰教神学家，并且以地下出版物串联了以大学为基础的激进知识分子。⑤也就是说，在超媒体空间里，人们既生活在云端这一虚拟的空间里，又更生活在真实的社区。因为人们在云端社区建立联系后，在线下见面也会非常容易。这种反向迁移模式将会使得人们的心智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形态，他们在国内甚至跨国建立的社群将改变现有的体制，而且这种召唤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来得要容易更快速。
　　
　　信息交流是公共外交的有效手段
　　
　　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时代，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应注重将信息交流作为公共外交有效手段的利用。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搜集、分析、甄别他国的信息传播，从而准确透视其战略意图，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挖掘大数据技术在开展公共外交领域中的工具价值，从营造国家发展的有利国际大环境而着力。⑥
　　
　　奥巴马认为，数据在未来将是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所以，美国已经将大数据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上实施。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2012年3月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同时组建“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以协调政府在大数据领域的2亿多美元投资，这标志着美国把大数据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形成全体动员的格局。2012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用于启动“大数据研发倡议”，旨在提高从海量和复杂的数据中分析萃取信息的能力，这是继1993年美国宣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后的又一次重大科技发展部署。⑦2012年12月10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了名为《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的报告。这是全美情报界最高层级战略评估性情报分析产品，提交给总统，意在为其提供未来20年内的全球趋势预测，为白宫和情报界远景战略政策提供思考框架。报告反映了美国政府16个情报机构对未来20年世界局势的预判，其中提到的四类技术将影响2030年前全球经济、社会和军事发展：信息技术、制造和自动化技术、资源相关技术、卫生保健技术。在信息技术领域，大数据存储和处理技术、社交网络技术以及智能城市技术等将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经营方式，社交媒体和网络安全将成为新兴市场。大数据的存储和处理会协助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经济和治理的难题。⑧奥巴马2009年在公布《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报告后发表演讲指出，美国21世纪的经济繁荣将依赖于网络空间安全，“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数字基础设施将被视为国家战略资产，保护这一基础设施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⑨
　　
　　美国在全球的情报工作采取广泛的盟友合作方式，是“五眼”联盟（美、英、加、澳、新）的主导国家；帮助英国通信总部（GCHQ）从北美洲与欧洲间跨大西洋光缆上采集情报，储存了巨量全球电子邮件信息、互联网历史记录、电话通话数据，并共享了这些信息。另据报道，日本政府也推出了新的综合战略“活力ICT日本”，重点关注大数据应用所需的云计算、传感器、社会化媒体等智能技术开发。2013年，英国政府宣布将注资6亿英镑，发展大数据、合成生物等8类高新技术，其中信息行业新兴的大数据技术将获得1.89亿英镑，占据总投资的近1/3。澳大利亚政府也在近期出台了其大数据战略规划方案。互联网实验室提供的报告指出，2009年6月，英国政府正式公布了《英国网络安全战略》，它突出了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性，指出“正如19世纪海洋、20世纪空军之于国家安全和繁荣一样，21世纪的国家安全取决于网络空间的安全。”⑩2011年11月，英国政府公布了新的《网络安全战略》，该战略继承了2009年英国发布的网络安全战略，在继续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方案。文件正文由“网络空间驱动经济增长和增强社会稳定”“变化中的威胁”“网络安全2015年愿景”和“行动方案”4个部分组成，介绍了战略的背景和动机，并提出了未来4年的战略计划以及切实的行动方案。2013年6月21日英国卫报展示的一些文件，涉及代号“颞颥”的英国情报监视项目。据说政府通信总部（GCHQ）实施“颞颥”项目18个月内，从光缆中接触大量个人信息并可将这些信息保存至多30天。政府通信总部是英国三大情报机构之一，主要负责通信领域技术监控，受外交大臣领导，不归属外交部。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姜飞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2013年爆发的‘棱镜门’事件所爆发出来的国际信息传播现实已经足证一个现实：‘领导权’概念在国际范围内因为其过于科幻，只能恰切、优雅地局限在政治书面话语中；而现实的斗争，却是信息搜集、分析、整理、对策的真刀真枪的争战。同时，从棱镜门事件后续的辩解又足证另外一个现实：国际政治的虚伪以及对这种虚伪的忍耐已经濒临边界，大数据概念、计算能力、理念的普及已经在‘嘶啦嘶啦’地扯去最后的面纱，后台的博弈已经不仅走向前台，并且逐步在消解、销蚀最后的伦理、尊严边界的过程中，将更大的危险逐步带到人类社会。个中深意，岂是人类单纯的理性所能鉴查”。12
　　
　　超媒体时代，推进中国国际传播的途径
　　
　　总之，在超媒体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如何推进呢？我们认为以下两点尤为紧要：
　　
　　其一，要建立中国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时代的国际传播目标。这一方面，美国的一些计划值得借鉴。如美国国务院开展的“美国小屋”（American Room）项目通过互动式的电子展览，突出展示了美国崇尚的6个价值观，即自由(liberty)、多元化(pluralism)、开放(openness)、集体（community）、机会（opportunity）以及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该项目主要对象是16岁至25岁的年轻人。2010年2月25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指令性备忘录（DTM）09-026，标题是“负责任、高效率地使用基于互联网的功能”。这份备忘录明确了国防部的相关政策和所属各部门、各单位的责任。备忘录指出，基于互联网的功能对国防部各部门、各单位的运作是极为重要的。美国在新媒体的“战略传播”有3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强调多种机构的联合与协调运作；二是强调对目标受众的选择、分析、定位以及建立长期的双向联系与沟通；三是强调对事件全面而快速的反应，尤其是在媒介上占取先机与话语权。战略传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都十分重要。战略传播提供的一系列方法，可以供政府理解全球的形势与文化，促进人们与机构之间的对话，为决策者、外交家和军队官员在政策选择上提供舆论支持，并通过传播战略影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战略传播能够帮助一国塑造环境，建立联系，以促进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实现。13
　　
　　事实上，中国已经从组织框架上为进一步推进国际战略传播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1月24日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会议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网信组”）又宣告成立，网信组仍由习近平任组长，副组长是李克强和刘云山。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将有利于统一指挥公安、国安、武警、交通、卫生、民政、外交、外宣办、国新办等部门的力量，综合处理对外对内安全威胁。
　　
　　其二，为配合国家的行动，需要多层面推进基于新媒体的国家战略传播方面的研究。虽然说中国有集中力量做大事的体制性保障的传统优势，但在国家战略传播层面，这一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无论是部队、高校还是各相对独立的研究机制，还没有形成真正有影响力的国家智库。智库需要有自己的理论传统、组织保证和经费支持，有明确的国家服务战略意识，对国家战略决策有重大的影响力。然而我国似乎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在新媒体领域的国家智库。
　　
　　智库的建设可能是国家层面建设的，但也需要有民间的力量参与，或者至少有民间形式的参与（如类似于美国著名的皮尤中心），如此可以更公开地展开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公众认知、态度与行为研究，其研究的质量与科学性也会有所保证。
　　
　　部分智库的建设是需要协同性的、跨学科领域的团队来完成。因为新媒体所带来的社会变量包括多个不同的学科领域，任何一个单一的学科都无法独立完成。正因为如此，更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层去设计和支持。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
　　
　　注释：
　　
　　①东鸟：《2020，世界网络大战》，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②Deibert,R.J.Parchment,Printing,and Hypermedia:Communication in World Order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p.114-115.
　　
　　③kryptoners:《移民到云端，软件正在重组世界》，http://36kr.com/p/211183.html
　　
　　④马万·克瑞迪、莎拉·穆拉：《超媒体空间与全球传播研究》，董乐铄（译），《全球传播评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127页。
　　
　　⑤Srebemy-Mohammadi, A. & Mohammadi, A. Small Media , Big Revolution : Communication,Culture,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p.18.
　　
　　⑥石海明、王文超、曾华锋：《大数据、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新边疆》，科技日报，2014年1月14日。
　　
　　⑦中国信息安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大数据战略和行动，http://www.cac.gov.cn/2015-07/03/c_1115812491.htm
　　
　　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安邦外文团队（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3011875300.html
　　
　　⑨方兴东：《世界各国网络安全部署》，《中国教育网络》，2014年第11期。
　　
　　⑩方兴东、张笑容、胡怀亮：《棱镜门事件与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1新华网：《媒体曝英政府代号“颞颥”秘密情报监视项目》，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23/c_124896067.htm
　　
　　12姜飞：《如何理解大数据时代对国际传播的意义》，《对外传播》，2014年第2期。
　　
　　13吴飞、边晗、毕研韬：《美国国际传播战略的几个关节点》，《新闻界》，2013年第8期，第2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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