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目的和意义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近来，国内各出版集团、出版社大大加强了对“走出去”工作的重视，中国出版“走出去”空前活跃了起来。我愿意侧重从出版企业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一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目的和意义。

　　第一，“走出去”是出版本质要求，是出版的题中应有之义。“出版”一词的英文是Publish，意即公开、公之于众。而如果没有“走出去”，那就只是有限度地公开，甚至可以看作“出版活动没有最终完成”。只有“走出去”了，比如用英文出版了，并进入了当地的主流发行渠道，国外的同行、读者看到了，才能讨论、评价、赞赏、批评、辩驳和提升。

　　第二，“走出去”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战略。出版是党和政府重要的宣传思想阵地。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走出去”有明确的指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就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其中特别提到：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使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十三五”规划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开放是五大支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一。这就写得更具体了。

　　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提出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在国际合作与交往中，文化是基础。鼓励文化“走出去”，并不只是中国一家在做。今年，在韩国首尔国际书展上，我们结识的大韩基金会，其实也是韩国外交部的下属单位。他们向各国的韩国主题图书提供资助，原创图书1万美元/本，翻译图书2万美元/本。类似的机构还有韩国文学翻译院等等。

　　第三，在母体机构中，“走出去”是出版单位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中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很多出版社是某一个上级单位的附属机构。比如，很多中央部委都有其附属的出版社，100多家大学出版社也分别附属于各大学。在很多时候，“走出去”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将出版纳入上级单位的总体工作布局。以大学出版社为例：国际化是国内外众多大学的核心战略和发展目标之一，西南交通大学还研发了“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通过国际一流学术出版商出版学术著作，将优秀的学术成果传播到国际学术共同体，是大学出版社“走出去”工作能够扮演的特殊角色。

　　第四，“走出去”是作者的重要诉求。中国的出版人常说，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价高者得”进一步恶化了出版业的有序竞争。此时，有的出版社开始尝试为作者提供附加值更好的服务，“走出去”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自己的著作能有机会在国外出版，每位作者都很喜出望外。从文学作品来看，诺贝尔文学奖不会直接评审汉语作品，必须是翻译为西方语言的作品才有机会获得提名;从学术著作来看，在国际主流学术出版商那里出版，表示经过了严格的同行评议和市场评估，是中国学者建立在国际学术界声誉和地位的重要途径。因此，能“走出去”，对作者有着相当的说服力，在同行那里有更强的竞争力。

　　第五，“走出去”是出版社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走出去”可以倒逼国内出版社提升选题水平。一般来讲，能“走出去”的作品，在策划含量、内容质量、表述方式等方面往往技高一筹。不断推动“走出去”，年年增加“走出去”的品种，更多地向国际顶尖的出版商输出版权，可以促进国内出版社动员更多编辑力量，策划更有影响的选题、寻找高水平的作者和内容、斟酌更通用的话语体系，倒逼出版社多出精品。“走出去”能使国内出版社有机会跟国际先进的经营理念碰撞，学习他们对数字化等新趋势的研判，以及国际先进的出版产业运作方式。这对国内出版社参与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大有裨益。

　　从国际上看，当初施普林格只是德国数家中型学术出版商之一而已，之所以今天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商，与他们坚定地走向美国、以英语作为出版语言密不可分。至于爱思唯尔，其历史就是一部兼并史，没有满足偏安荷兰一隅，利用兼并重组等手段，以国际化造就了大型化。

　　“走出去”契合了出版的本质要求，同时呼应了政府、母体、作者三大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有助于满足出版社自身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深层次需求。因此，出版“走出去”势在必行，应当不断提升水平、丰富形式、取得成效，从而实现中国出版的新发展。

　　(李广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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