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想象下的媒介融合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作　者：白艳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摘　要：在技术现实无法满足技术欲望的状态下出现了作为技术想象的媒介融合。媒介融合是寄望效益最大化下整合现有技术功用的想象.是技术欲望的表达.表明对现有技术功用的不满，意图突破既有按术形态的限制，实现不同技术功用的整合。

　　关键词：媒介融合、技术想象、社会行为

　　作为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因为研究角度的不同，媒介融合的内涵显得宽泛。宋昭勋引用Rich Cordon的观点认为。媒介融合的现有研究范围涉及科技、所有权、媒体共生、纽织结构、新闻采访、新闻叙事等六个方面。为避免这种差异和复杂状态浪费学术资源，南长森等认为应将媒介融合严格限定在新闻生产及其传播效果领域，不做范围外的研究。

　　从翻译来看，大陆、香港、台湾对Convergence通常有四种译法：汇流、融合、聚合、整合。不同于宋昭勋.笔者认为从媒介偏向的角度而言.将Convergence翻译为聚合最能减少模糊性，避免不必要的衍生;如果翻译为融合，则在语义上可能会导致“融为一体”的解释偏差。媒介在技术或内容上不能融于一，从媒介形态演变来看，即使媒介技术是叠加发展的。新技术也不能完全取代已有技术的功用;从信息而言，不同的信息内容具有区分度，在表达上需要不同的媒介载体去呈现，如学术信息与娱乐信息，因而媒介融合理当是个范围受限的概念。媒介融合研究引入中国之初的内涵合平其原始语境(提高新闻生产效率，获得最大传播效果)。如蔡雯、章炎等将其研究置于新闻领域，并未延伸出诸如产业融合等概念。南长森从语义逻辑上认为媒介融合与产业融合不在同一个范畴内。

　　媒介融合是一种新闻生产方式，是传播主体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论假说。国外相关研究表明，媒介融合为受益者更可能是所有者而非普通大众。除了国家政策和学术支持外，有学者认为媒介融合作为假说不成立。高钢等引用Brian Brooks的观点说媒介融合是一个新闻学上的假设，旨在打破技术藩篱，但这一概念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假设。就业界观点而言，陈国权质疑其应为媒介分化，他认为国内媒介融合论调是基于20世纪世贸谈判后对国外传媒集团的恐俱，媒介分化而不是融合才符合市场细分的要求。

　　媒介融合虽为学界熟悉却因其概念过泛而显得意指不明，媒介融合旨在实现既有技术之功用的最大化。

　　一、作为假说的媒介融合

　　虽然媒介融合实践在新闻传播业界成为一股毋庸置疑的潮流，但具有普适性、典范性的案例并未出现。既有的媒介融合实践的整体效度低，国内的报网融合，以及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融合也只是松散的联合或名义上的合并，实际运作上，依旧是各自为政。而推动媒介融合或三网融合的不是资本市场运作的结果，而是由政府推动。由媒介融合的获利者来看，更多是为了整合管理，对实际的新闻生产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

　　较为成功的媒介融合案例也只是一个实验案例而不是市场行为：在佛罗里达的TAMPA，30多个媒体在同一个平台里运作，尝试了一次多家媒体的融合，TAMPA先驱报、WFLA电视台和TAMPA BAY在线在同一个平台上办公，网站上或有电子版的报纸，电视台和报纸则会联合采访，共同工作。但“坦帕”实验并不能验证媒介融合假说，其实验条件并非现实世界，而是被简化的理论化的世界。

　　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案例能证明媒介融合这一假说。尽管网络传播的融合已在迅速地和我们接近，但“媒介融合”理论还没有成形，对媒介融合还没有适当的概括，更没有建立有说服力的模式。

　　二、技术想象下的媒介融合

　　煤介融合是寄望效益最大化下整合现有技术功用的想象，是技术欲望的表达，表明对现有技术功用的不满，意图突破既有技术形态的限制，实现不同技术功用的整合。吊诡的是，这一想象的实现只能借助新技术形态的出现，而非媒介融合本身，新技术涵盖了不同技术形态所具有的功用，完成此前煤介融合的欲望表达。能被融合的是技术的功用而非技术本身，就媒介而言，现有技术形态之间的“合作”以“媒介聚合”名之表意更显清晰。

　　不同的技术形态具有相异的技术功用，在使用效果最大化的驱动下，功用的整合就成了必然，当囊括不同技术之功用的新技术产生之前，突破现有不同媒介技术形态之间限制的技术欲望则必然导致媒介融合的想象。由于煤介融合是基于当前技术的想象，媒介融合只能陈述已有事实，只能想象出新技术所涵盖的技术功用，无法预测也无法产生新技术。“媒介融合更像是在描述我们已经看到的，而不是我们将会见到的。

　　媒介变迁史表明，从口语到手抄到印刷以及电子和互联网时代，每一个阶段新出现的媒介形态都有各自的偏向，在使用及适宜范围上都各有优长。在之前的各个阶段都来出现煤介融合，但却都存在媒介聚合现象，以便在新技术产生之前实现技术功用的“合作”。技术进步的结果并不是通过媒介融合实现的，而是通过新技术产生的。

　　在技术现实无法满足技术欲望的状态下出现了作为技术想象的媒介融合。单一技术形态无法兼具其他技术的功用，基于这一事实，可以通过煤介聚合来实现功用兼备。任何表达符号都受限定，在表意时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都必然是片面的，任何符号或技术媒介都不能垄断对意义的表达，因此媒介偏向是媒介具有的客观属性。如伊尼斯用时间和空间划分不同的媒介偏向，偏向时间的媒介虽然材料笨重但性质耐久，偏向空间的媒介有利于集中化和空间管理。既然任何媒介都具有偏向性，即特定的技术功用，则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是媒介聚合。

　　从媒介偏向的尾度来看，媒介自身不具有融合的趋势，即在技术上，不存在媒介融合，媒介融合的想象只能通过新技术的产生来实现。在口传与书信时代，那份天南地北间聆听你我的愿望只能在干百年后的电话时代才能实现，单凭快马加鞭作为平台融合口头与书信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改变，那样只能如一世纪奥古斯都建立的邮骚系统，“用口头传达补充书面意思的不足”。

　　煤介融合是共时性状态下的技术想象，纵观长期以来的媒介形态史，从技术角度而言作为想象的媒介融合只能在历时性的状态下实现，即新技术的产生，但从组织管理的角度而言，则可以在共时状态下实现。

　　三、媒介融合是社会行为而非技术走向

　　不同煤介的共性都被作为社会秩序的维系手段，因此就对文明史的作用而言，媒介的社会属性重于物理属性，即媒介是社会结构的嵌入而非独立于社会结构之外的独立因素。“婆罗门凭借《吠陀经》的知识垄断......祭司阶级控制的口头传统力量，抗拒佛教和文字的传播”，即说明口传是社会秩序运行中的手段。所以，不论是口传的还是物质的媒介都是社会秩序运行中的手段。

　　媒介融合是在既有技术条件下对技术功用整合的期待，但这一期待的实现路径却不是媒介融合。是实现媒介的融合还是实现媒介功用融合的想象意愿?媒介融合是基于现有技术条件的运作，而媒介功用融合的想象则是希望在技术功能上超越现有技术水平，这种超越绝非通过现有技术的聚合就能实现的。从技术变迁来看，对声音与书信的超越实现于电话，对远距离通话与近距离观察的超越实现于视频，如同可视电话不是电话和电视的聚合一样，煤介融合不是产生新技术的路径。但从聚合的角度而言，媒介融合可以借助社会组织来实现技术的聚合与整合。

　　公元前8世纪中叶，亚述帝国“由于莎草纸容易损坏，所以它的流布不如羊皮纸快......一随着文字的演进和羊皮纸的使用，帝国的官员就处在严密的监督之下。他们根据详细的指令办事，随时准备被召回述职。他们和首都的交流每天进行，行政效率更高，新的语言和新的传播媒介应运而生”。突破莎草纸的局限，并非通过莎草纸与其他媒介的融合实现的，而是采用新的媒介形式，这表明作为技术设想的媒介融合并不能预测出新技术的形态。

　　媒介融合并非媒介技术变迁的必然趋势，虽然不断有新技术产生，但并非通过媒介融合得到的。通过既有技术的聚合可以实现媒介功用的整合，但并不会出现新的涵盖以往技术功能的新技术。媒介作为社会体系的嵌入部分，其使用与否首先是情境的产物，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因而煤介融合是可行的社会行为。前述奥古斯都建立邮绎系统即为一例，这也说明，这种状态下的媒介融合是基于社会制度的设定，是聚合不同技术功用的社会行为。

　　四、媒介技术功能融合与社会结构变迁

　　从文明史演进来看，每一种新媒介形态的产生都不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有的甚至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跨越。从历史的尾度来看，媒介变迁是必然，但就某一历史时段而言，媒介技术功用的融合是否必要?在共时状态下，社会体系能够效益最大化地整合既有媒介继而维系社会运作，如果实现了媒介技术功能的整合则意味着社会结构出现了变化。作为社会结构的嵌入，不同煤介被用于社会组织的运作。

　　媒介融合的实现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但不是说媒介融合起决定作用，而是一种变化后的表现。如前所述，媒介是社会秩序的维系，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媒介的存在首先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口头+书信+马=电话，具体的社会变迁不会如公式一般简化，而是意味着社会结构也在变化，正如新技术会对应着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媒介技术功能的融合也会对应着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以保障技术的运用。每一社会结构下都会出于效益最大化的考虑对既有媒介进行不同程度的聚合运作(如一世纪的奥古斯都的邮骚系统是对马、书面、口头三种媒介的聚合)，而从媒介技术的叠加进化可知，新技术可以部分涵括既有媒介的功能(如电报对快马和书面功能的涵括)。如果社会结构不加变化，则新技术难以运用，媒介融合又有何意义?因此媒介技术功能的融合所产生的技术效应，需要社会结构的调节以适应之，以便发挥功效。

　　媒介的使用与否首先是情境的产物，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继而才会影响社会结构，影响文明进程。罗马帝国从口头转向书写，“书写的传播导致了共和体制的垮台和帝制的兴起”即说明书写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结构已然发生了变化，之前的既有媒介不适应社会形态的变化，无法在新社会结构中起到既有的作用，因而需要运用新的煤介。从单一的口头到书面媒介转化尚且如此，何况较为复杂的媒介融合所带来的变化。因此，虽然媒介融合不会决定社会结构的变化，但社会结构变化会需求新的媒介，媒介融合意昧着社会结构的变化。

　　对某一煤介的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社会运作的需要，媒介自身并不会必然带来变化，口语和文字对应管理体系的不同反映了社会结构的不同。“剑和笔携手合作……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活动的范围拓宽，因而需要文字记载”，表明了在社会管理体系中从口头到纸张的媒介转换，但这种转换围绕着社会管理体系本身的变化。口语不同于纸张和文字，它需要除口语系统之外的其他体系的支撑才能更好地实行社会管理，纸张与文字的独立特性使之不用其他管理体系的支撑，社会管理成本降低。为了保证文字这一体系的效用，这种降低意味着社会控制的加强，即权力相较于口语传播时代的集中化，“城邦基本上是文字的产物”。

　　因此，煤介融合在新技术的层面来看，成了社会结构变化的识别标志，历史上如此，现实中更为如此。但在特定时段内，媒介融合是不可能通过对既有媒介的聚合来实现的，聚合所能实现的只是共时状态下的组织管理的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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