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出版主体利己行为问题分析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作　者：赵文义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064;长安大学文献资源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4

　　摘　要：学术期刊出版主体可以区分为个人主体和组织主体，学术期刊出版主体利己的行为倾向可能导致公地悲剧问题、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学术期刊出版行业进行以产权改革为基础的市场化改革。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需要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

　　关键词：学术期刊、出版主体、公地悲剧、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治理机制

　　学术期刊出版主体可以区分为个人主体和组织主体。个人主体包括学术期刊编辑等从业者，组织主体包括学术期刊编辑部等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学术期刊出版主体的行为倾向包括利己和利他两个方面，利己的行为倾向可能导致好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坏的结果;而利他的行为倾向基本上会导致好的结果，尤其是利他的行为倾向会成为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有效发展的基础逻辑支撑。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市场主体利己行为的好处，描述一个“人人为自已，上帝为大家”的理想世界。每个人都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市场主体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其所创造的收益通过税收转化为公共财政，从而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本文就学术期刊出版主体利己的行为倾向可能导致公地悲剧问题、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等作出分析，并探讨其相应的治理机制。

　　一、学术期刊出版中的公地悲剧问题

　　公地悲剧问题是美国著名思想家哈丁教授首先提出的，1968年哈丁教授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公地悲剧》这篇论文。提出了着名的公地悲剧问题。公地悲剧问题的原型案例是理性牧人和公共牧场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牧人的理性选择是尽量增加牧群的规摸，但是公共牧场容量的有限性就决定了理性牧人的追求必然导致公共牧场毁灭的悲剧。公地悲剧问题所揭示的共性规律是：集休自由共享的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个人利益鼓大化的迫求就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毁灭。对于我国学术期刊出版行业来说，如果采取政府提供学术期刊的出版摸式，学术期刊编辑等从业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往往难以有效建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期刊这种产品就可以视为公共牧场或公共资源，依托学术期刊这种产品而工作的学术期刊编辑的理性选择就是尽量少地付出努力，从而最终就会导致学术期刊这种产品的质量不断下降，甚至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学术期刊出版中的这种现象表面上似乎与公地悲剧问题有一些区别，因为公地悲剧问题中理性牧人是从公共牧场尽量多地索取，而理性学术期刊编辑是尽量少地付出努力，但是在无法从公共资源中更多地索取的情况下尽量少地付出努力就是通过单位付出更多地索取。从学术期刊出版的个案来看，这种现象也会时常出现，笔者就遇到过这样的现实案例。某个大学的学报原来还是中文核心期刊，由于学校委任了一位没有编辑经验的教授来负责具体编辑业务，其他编辑不服气又没办法，就只好消极怠工，结果没过几年这个学报就不是中文核心期刊了，学校只好撤换了领导并加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设。从学术期刊出版的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学术期刊的出版质量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整个行业缺乏活力和内生动力，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下学术期刊编辑等从业者没有积极性去改变并探索改革的途径，应该说与我国学术期刊的政府提供机制有较强的关联性，如果不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公地悲剧问题似乎看不到长期有效的解决办法。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关系来看，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机构的垄断扼杀了传统学术期刊编辑部通过数字出版盈利的可能性，减少了传统学术期刊编辑部通过数字出版加强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的途径，使学术期刊的传统出版更加牢固地被笼罩在公地悲剧的漩涡之中。学术期刊出版行业比较明显的公地悲剧问题表现为学术期刊编辑等从业者的权力寻租间题，如果每个学术期刊编辑等从业者都把学术期刊视为可以自由享用的公地，关系稿、人情稿等现象势必会导致学术期刊这块公地的毁灭。公地悲剧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公共资源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完全的自由必然是在公共资源能够可持续存在的约束之下。反观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问题，政府的干预和管理是否已超越了应有的限度，可能就是由于学术期刊出版的审批制度才导致优不胜劣不汰的局面，如果不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如何有效建立，如何能够走出公地悲剧的漩涡确实到了应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二、学术期刊出版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逆向选择问题是阿克洛夫教授首先提出的，1970年阿克洛夫教授基于对美国旧车市场的研究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成为研究信自不对称条件下市场逆向选择问题的第一人。柠檬这个词源于美国的俚语，是指残次品和不中用的东西，信息经济学中的“柠檬”概念成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次品的代名词。在旧车市场这个原型案例中经过市场的选择后质量好的旧车逐渐减少，而质量较差的旧车逐渐增加，这种情况与通常所认为的市场选择能够实现优胜劣汰的结果恰好相反，逆向选择问题由此诞生。对于我国学术期刊出版行业来说，如果采取政府提供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逆向选择问题就会普遍存在并不可避兔。影响因子是国际上通行的评价学术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虽然影响因子实质上是学术期刊影响力的评价指标，难以准确表证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就像明星通过绯闻所产生的影响力并不能表证明星的演技或艺德一样，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更贴切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影响因子一直被认为是学术期刊学术质量的表证指标。对于出版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而言，由于采用市场提供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学术期刊出版主体追求的是市场利润，影响因子是学术期刊出版行为自然生成的客观信会，虽然不能按严格的逻辑指向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影响因子与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具有极强的相关性。相比之下，我国学术期刊出版行业采用政府提供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市场化的出版改革取向一直受到强烈的质疑，市场利润无法成为学术期刊出版主体的现实追求，这种情况下追求影响因子等形式上的评价指标就成为了理性的选择，于是，人为地左右影响因子的现象成为半公开的“秘密”。在追求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竞争中，除了直接地左右作者的引用和多家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合作”以外，学术期刊出版主体对学术论文的选择也会倾向于能够产生影响因子的研究方向，而真正具有学术水平却不能很快产生影响因子的研究论文往往不容易发表出来，从而导致我国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得到显著提高的背后是真正具有学术水准的研究论文逐渐减少，充斥学术期刊版面的是越来越多的时髦话题和热点炒作，学术期刊出版市场中这种逆向选择问题己越发明显。除了追求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竞争，追求被文摘刊物转载的竞争也同样会导致逆向选择问题。我国学术期刊的超低定价成为支撑学术期刊公共性的现实基础和意识形态，也同时毁灭了部分学术期刊出版主体追求市场利润的出版理想，因为突破这种市场氛围和固有意识需要极高的市场培育成本，真正具有学术水准和市场价值的学术期刊产品在我国无法获得应有的市场价格和市场收益，理性选择会促使这些学术期刊出版主体“入乡随俗”。因此，不论是学术期刊出版主体对于影响因子的竞争、对于被转载的竞争，还是超低的学术期刊价格，都同时促使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市场形成逆向选择的倾向或者说“劣币驱逐良币”的格局。

　　三、学术期刊出版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道德风险间题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首先提出的，1944年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讨论了“力量与技巧的博弈”，实质上就是道德风险问题，只是没有使用道德风险这个术语，道德风险这个术语起源于对保险行为的研究文献。道德风险问题所揭示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利于委托人等相关利益方的行为选择倾向，这种行为选择倾向普遍存在于各种委托代理关系之中，可以说与道德因素没有太多的关系，只是人性中固有的利己一面的理性反应，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用“隐蔽行为”来代替道德风险这个术语会更加准确，但是道德风险问题也不能说完全不是道德问题，因为具有良好道德约束的人自然会抵制道德风险问题，在这里只是强调理性人的行为选择倾向而不是主要指向具有价值评价的道德问题。对于我国学术期刊出版行业来说，在整个出版流程中存在各种委托代理关系，只要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而对代理人监督又存在困难，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学术期刊出版行业最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容易出现在出版单位与学术期刊编辑之间、主办单位与出版单位之间、出版单位与其所属部门之间以及数字出版机构与传统学术期刊编辑部之间等，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之间的利益冲突、品牌矛盾和权力之争都可理解为数字出版机构这个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如果数字出版机构能够不去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双方之间的利益、品牌和权力这三大矛盾都会减少甚至消除。事实上，公地悲剧问题也可理解为道德风险问题的一种表现，在公地悲剧问题中理性人所违背的是公共利益或者说集体利益，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问题提出者所关注的对象不同和条件不同。公地悲剧间题的提出者所关注的是公共资源的治理问题并不强调信息的不对称，而道德风险问题的提出者所关注的是委托代理问题而且强调信息的不对称。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来看，通常认为逆向选择问题发生在委托代理合同签约之前，而道德风险问题发生在委托代理合同签约之后，但是在委托代理合同签约之前的隐蔽行为倾向仍然可视为道德风险问题，二者的主要区别更多地在于触动问题提出者发现问题的案例不同、视角不同和对象不同。逆向选择问题所揭示的共性规律并不仅仅局限于委托代理问题，甚至超越了信息不对称的传统条件约束，在普遍低价的学术期刊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主要不是来自信息不对称，而是来自市场氛围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化。从整体上来看，公地悲剧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所强调的是理性人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所产生的行为选择倾向及其后果，而逆向选择问题所强调的是市场选择倾向及其后果，可以理解为特定的市场规律或市场环境，问题主要指向市场本身而不是主体行为，因为买卖双方主体的行为向来都是逆向选择的，买方总想低价买入而卖方总想高价卖出。

　　四、学术期刊出版主体利己行为问题的治理机制

　　学术期刊出版行业过强的政府管制催生了原本不应该存在的公地悲剧问题，严格的学术期刊出版审批制度把学术期刊推向了公地悲剧的漩涡。公地悲剧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加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设，在出版发达国家以私有产权为主导的学术期刊出版市场环境下，从产权所有者开始的委托代理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具备加强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的条件，因为产权的实际所有者自身不可能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实际的产权所有者会拥有天然的积极性来推动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加强，但是相比之下，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市场的情况是以国有产权为主导的，拥有出版权的学术期刊出版单位都是国有部门，私有产权还没有拥有学术期刊出版权的合法性，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单位的产权拥有者是处于全体国民代理人地位的国家或者说政府，而实际产权所有者处于缺位的状态，处于代理人地位的产权拥有者必然会存在责任约束软化的问题。因此我国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缺乏基于产权的原始动力。从公地悲剧间题和道德风险问题的逻辑推论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出版行业应该进行产权改革，至少在政治意识形态较弱的科技学术期刊领域适时允许私有产权的进入，通过加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设来改善和消解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公地悲剧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从逆向选择问题的角度来看，阿克洛夫教授给我们提供的对策包括：提供保证书、品牌建设、连锁经营、实施许可制度这四种信号显示制度以及实施信息披露与中介制度。对于学术期刊出版行业而言，首先要让声誉机制发挥作用，使声誉机制融合在市场机制之中，通常认为市场机制包含价格机制、利益机制、风险机制、竞争机制和供需机制。如果声誉机制能够融合在市场机制之中，对于影响因子的竞争或者被文摘刊物转载的竞争就可采取一票否决制，一旦发现存在人为左右影响因子或被转载的情况就将其排除在评价范围之外。声誉机制应理解为市场机制的组成因素，主要指向的是应有具体的措施限制违背声誉机制的行为规则，例如设置黑名单机制等。如果延续声誉机制的范围，扩展声誉机制的影响面，学术期刊出版行业应注重公信力的建设，使拥有足够公信力的学术期刊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从而突破普遍市场低价的意识形态束缚，让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公信力的学术期刊能够获得较高的市场价格和市场收益，最终实现市场在学术期刊出版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学术期刊提升公信力的内在动力来自哪里，恐怕又得回到公地悲剧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的推论，产权制度改革可能是绕不过去的逻辑障碍，有节奏、有限度的学术期刊产权制度改革如果能够结合适当的政府监管，应该能够保证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尤其是学术期刊真正能够产生大范围的社会影响需要借助大众媒介的二次传播，在对大众媒介实施严格监管的条件下，科技学术期刊产权制度的改革不会影响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虽然意识形态不仅包括政治意识形态，还包括科技意识形态，但是科技意识形态似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无法管控，比如说互联网的出现，导致免费共享的理念成为固定的思维习贯，使互联网成为免费共享这种意识形态的催生工具。

　　结语

　　学术期刊出版主体利己行为问题的解决需要学术期刊出版行业进行以产权改革为基础的市场化改革，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只要不能自负盈亏就不会有真正的竞争，因为没有显性的标准就不会知道目前的状态可否改进、是否是最好的。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需要企业家，只是要求这个领域的企业家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企业家精神隐藏在每个人的身上，只有真正的竞争才能使企业家精神发挥出来，不能事先规定谁是企业家。而我国学术期刊的政府提供模式恰恰是要先规定谁是企业家，因此，必须逐渐放松学术期刊出版的准入管制，通过市场竞争来甄别谁是能够领导学术期刊出版企业的企业家。在张维迎看来，所谓的市场逻辑就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让自己幸福的逻辑。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逻辑，学术期刊出版行业应该同样适应市场的逻辑。

业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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