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出版人，还是出版商?——现代编辑的职业困惑

　　编者按：现如今，对于编辑的要求越来越高。既要求“专攻”，又需要“都会”;既要求“质量”，又追求“效益”;既讲究“分工”，又希望“全能”。面对这些要求，编辑们不禁对自己的职业身份感到困惑。针对这些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编审黄永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为编辑，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混沌时代。一方面，互联网、信息化和全球数字化的出现，网络写作、博客、按需应刷、电视传播的来势汹汹，使写作和出书变得无比容易。明天，编辑职业还有必要存在吗?我们为编辑职业的未来走向而困惑;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出版产业化意识弥漫的今天，为了走向市场，获取利润，创造经济效益，编辑则经常陷入坚守理想、牺牲原则的痛苦之中。今天，我们正经历着如何看待编辑职业定位的困惑。

　　十年前，初为编辑，我曾认为它是一种高尚的职业，认为它是追求出版理想的事业，认为它和作家、学者一样，传承人类文明的薪火，是人类思想的传播使者，崇高而神圣。编辑生活就是浸淫在书海的世界，与鸿儒谈笑，与精英往来，优雅而从容。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商业化气息的日益浓厚，编辑出版的运行模式和管理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化运作的元素已经渗透到编辑出版流程的各个环节，我们正经历着传统编辑到现代编辑的职业蜕变和困惑。

　　价值取向的困惑——是学者型编辑，还是“杂家”型编辑?

　　在编辑出版界，对于编辑职业素养、价值取向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编辑是“杂家”，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应该具有对社会热点和学术前沿的敏感与洞察能力;有人认为编辑是学者、专家，应该具有较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专业知识，做到学术由有专攻，能把握所学专业领域的知识前沿和最新进展。

　　笔者倒认为“杂家”是一个颇为雅致的称号，也是对编辑职业的比较贴切的称谓。因为编辑职业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面，还需要承担编辑之外的各项事务，都体现了“杂”的特质。

　　进入信息时代，现代编辑中已经很难再像老一辈那样涌现出“编辑大家”了。传统编辑可以倾其一生，朝某个学术方向不懈探求，终成为某一领域的出版权威。或许可以说，传统编辑更加看重的是专业功底和文字工夫，强调的是编辑的“学者”和“专家”身份，追求的是学术品味和文化传承。

　　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现代编辑则必须成为多面手，只有能身兼编、印、发数职的编辑，才可能生存和发展。对于现代编辑而言，笔者认为其职业素养的要求已经与传统编辑不可同日而语，现代编辑更需要名副其实的“杂家”素养。在现代社会，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编辑，则必须兼具学者的知识、设计师和导演的才华、商家的眼光、职业的敏感，从而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商业化气息”和“浮躁”的烙印。

　　为此，作为现代编辑难免不陷入老一辈编辑所提倡的出版理想和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商业行为的困惑与彷徨之中。虽然“存在即合理”是唯心的观点，但是面对现实世界市场竞争残酷的矛盾诉求，编辑中有谁可以逃避“市场行为”的商业化价值取向呢?

　　身份认同的困惑—是出版人，还是出版商?

　　过去，图书出版是以普及思想和引导大众为唯一准则，是精英文化的代表，编辑是以坚持出版理想的出版人身份，参与学术链条上某一重要环节，肩负着繁荣文化和传播学术的重任。有道是：“一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一部中国的思想启蒙史，也就是一部中国的编辑出版史”。

　　现在，图书出版已经舍弃了素有的高贵和精英姿态，图书出版的神圣外衣也早已褪去。大多数编辑的选题策划开始浮躁和快餐化，他们追逐的是明星大腕、美女作家、电视热点、网络写手、儿童作家、名人传记、“飞行”教授、奥运、考研、出国等大众文化的消费热点。此刻，编辑则更像唯利是图的出版商，活跃在传播大众文化的出版流程之中。

　　编辑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选择，也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困惑与混沌。编辑从出版人到出版商的转变，对图书的态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再强调编辑出版是一项长期、严谨、细致的工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快餐式的畅销书制作，图书出版的周期大幅度缩短，不再以普及思想文化为己任。从而导致出版业陷入追踪热点、取悦大众、跟风炒作、哄抬版税、低俗媚俗、暗箱操作、选题同质化、图书质量下降……的重重危机和极度混乱之中。

　　虽然大多数出版社表面上还在强调“双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原则，但是社会效益在无形中被摆在了经济效益之后。目前，大多数出版社对于一线编辑的考核目标都是根据年度经营目标责任制来确定的。短期绩效考核的实施，导致编辑操作选题的动机既不是关注出版社的长远发展，也不是关注编辑个人事业和职业生涯的长远规划，而是短期的经济利益--年终结算和奖金兑现。

　　因此，编辑也逐渐体现出其出版商的性质，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大多数编辑都采取了稳妥和规避经济风险的出版方式，虽然美其名曰合作出版、走市场、作者包销、与书商合作，实则是变相地买卖书号资源的商业行为。

　　尽管有些老编辑喜欢讲文化传承和出版理想的坚守，但是在商业时代，面对电视、网络等快餐文化和商业化气息的影响，恐怕也不得不承认：没有编辑可以在空谈社会效益的空气里生存。对一名现代编辑而言，发现市场、发现金钱、获取利润，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会比发掘思想、传播文化、坚持出版理想更为重要。

　　工作能力的困惑——是分工协作，还是“编、印、发”全能?

　　编辑编书是天经地义的工作，过去编辑可以凭着职业追求和做书的感觉编书，但在市场经济意识弥漫出版界的今天，实在很难见到潜心编书和专注学术的编辑。大多数出版社对一线编辑都有利润要求，并将其作为履行岗位职责的重要内容，若完成利润指标，则有经济收益的保障和晋升的可能;若完不成任务，则可能罚扣奖金工资，甚至饭碗难保。

　　在此情势下，编辑自然要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关心书的成本、订数、利润、选题的市场调查，甚至寻找书商合作之中。于是在印刷厂、排版公司、新华书店、营销现场，经常能见到编辑奔波劳碌的身影。编辑之间谈论更多的也是关于图书出版的“周期”“印张”“折扣”等市场要素，而不是编辑职业的理想追求。编辑编书的时间和精力大为减少，出版物质量下降也在所难免。

　　现代编辑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学有专长，但对印刷、发行、营销的情况却知之甚少，因为印数、订数和营销利润的驱使，不得不前赴后继地投身于印刷、发行工作之中，其直接的后果是编辑感到除了专业能力之外，其余能力的严重缺陷，甚至精疲力竭，心有余而力不足，屡屡在印刷、发行工作之中吃亏上当、“交学费”。

　　虽然如此，由于短视的管理体制使然，加上出版业高级管理者的层层责任转嫁机制，使得活跃在出版业第一线的编辑不得不为这种人治管理制度背负重任，使得不少编辑不得不仍然在“编、印、发”一条龙的漩涡中挣扎。纵然如此，效益真的会搞上去了吗?事实上也不尽然。

　　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下，实施出版业产业化，出版社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出版业高级管理者本身就不是按照市场行为产生的，但是他们却将追求利润的重担和责任完全分解后，压在编辑肩上，而更多的出版管理人员却可以不计量化的考核指标，也没有高层管理决策失误的追究机制，对编辑而言显然失之于公平。

　　出版产业化，图书的编、印、发环节，就像企业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环节一样，是三个不同的环节和部门，专业分工明确。笔者认为，虽然不能否认编辑中有个别的“全能运动员”，但可以肯定的是更多的编辑都是只有“专项”特长的“单项运动员”。就像不能要求企业设计人员负责产品的生产、销售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编辑除开本职工作之外，还要负责印刷和发行等工作。更何况出版产业有别于其他企业，图书产品不单纯是适应市场，还有引领市场的问题，甚至开创市场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规律也体现了集约化发展和分工合作的结合。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之后，工业社会要求高度的专业化和合理的分工。试问，如果没有分工和协作，如果没有模块化编程思想，微软公司的Windows操作系统的海量程序是否可以凭借一己之力编制出来并销售出去呢?出版业同样应该适应这种要求，实行编、印、发的专业分工，同时着力解决好各个环节的协调和合作，承认编辑个人能力和精力的有限性，使编辑能立足本业，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编好书，使编、印、发各部门协调，利用其所长，则必然比利用其所短，更具效率。

　　中国出版业正在转型中，成绩不少，问题很多。生活在消费时代的现代编辑，时刻受到消费文化的冲击，要坚守出版理想是多么的艰难，特别是从出版到销售这条流水线上，旧的秩序已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却未得到认可和接受，大多数编辑只能采取观望和顺从的态度。

　　在我看来，编辑其实应该是一份让其获益良多的事业，和作家、学者一样，编辑也可以在“为人作嫁衣”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事业追求。投身于编辑职业，如果没有急功近利，能心有所系、情有所钟、思有所悟地实现出版理想，也不枉是幸福的事业。也许有人觉得这话酸腐而矫情，但我相信它的确抓住了某些东西，传达出了某种历经市场检验的关系，体现出了出版产业之核心价值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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