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只能打在期刊身上吗?——也谈如何让期刊更好地为学术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26日刊发了西北师范大学杨玲老师的文章《让期刊更好地为学术服务》(以下简称“杨文”)。作者对目前学术期刊评估制度的质疑、列举的期刊领域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现象，笔者大体是认可的。但是将这些现象存在的原因归为期刊的“任性”，为此，将板子打在期刊身上，笔者不能苟同。

　　首先，杨文批评某些期刊的追“名”现象，说期刊“置文章的内容、价值于不顾，刻意追逐名家之作……”“热点话题、名家效应霸占期刊资源，导致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投稿无门”。笔者在编辑领域工作了30余年，既在省级单位主办的期刊工作过，又在中央级单位主办的期刊工作过，与多家期刊的编辑、领导有过交流。据笔者了解，喜爱名家的文章虽然是普遍现象，但不看文章质量的盲目刊发恐怕还没有;至于说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 “投稿无门”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作者首先承认是“某些”期刊有追“名”现象，而不是所有期刊。如果是一篇有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较高的文章，何愁投稿无门?A刊不识货，B刊有慧眼。一篇文章投给A刊没被采用，投给B刊(有可能比A刊还权威)后被采用了，不能完全认为A刊是追“名”期刊。这里还有几种原因：一是A刊的编辑没有慧眼，没能判定出此稿的价值;二是此文的内容不适合A刊。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许多硕士生、博士生以及青年教师在投稿时根本不看所投刊物的栏目设置、刊发内容等。这样，即使有内容有价值的文章也不会被采用。就算是那些追“名”期刊(包括在全国各学科最有权威的期刊)，每期能发一两篇称得上“名”人之作就很不错了，而这一两篇数量只占该期的十分之一左右，大量的文章是非“名”家之作。所以说，“‘名家效应’霸占期刊资源”，使“青年学者投稿无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杨文还批评某些期刊追“名”的目的“便是所谓的‘指标’，比如依靠名气带来‘引用率’的提高”。这里的批评也没有多少道理，因为对期刊实行“引用率”评价的做法不是期刊本身要求的，是期刊之外的一些组织、机构强加给期刊的负担。笔者在不同的期刊工作的几十年间，一直反对对期刊实行以“引用率”为主的评价。因此，笔者认为，杨文不应该将看重“引用率”的板子打在期刊身上，而应该让以“引用率”为主对期刊作出评价的机构以及以这些机构评出来的期刊级别作为衡量文章质量的各单位进行反思。

　　其次，杨文批评某些期刊的唯“利”是图现象。杨文说，“根据规定，硕士、博士研究生就读期间需要发表一定数量和特定级别的期刊论文才可以顺利毕业，刚入职的高校教师每年也必须要完成相应的科研任务，这些硬性的规定造成了代发论文的广告泛滥……一篇三千字左右的论文就需要近千元的版面费，且只是在普通的刊物上发表，何况级别更高的刊物。”这里，笔者首先要问这些发文硬性规定是哪里作出的?这些规定合理吗?科学性又在哪里?一个硕士生(年龄基本在23—25岁之间)，一般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无论其社会阅历，还是学术积累，都还没有达到能够写出有分量的学术文章的程度，而规定每个人就读期间都要发表一定数量和特定级别的期刊论文，这种规定本身缺乏科学合理性。统计一下全国目前有多少在读的人文社科类硕士生，全国又有多少人文社科类期刊，看看这些期刊全年共能发表多少篇论文?就算是所有这类期刊全发硕士生的文章，平均每人又能发多少篇?何况那些在读的博士生、青年教师每年都有要求发一定数量的文章，就算是已经评上副教授、教授的老师，也还有晋升教授和年度考核的任务，这些人都要发表文章。而就目前这类期刊的发文总量来看，远远满足不了这种十分不合理的规定要求。至于期刊收版面费的问题，据笔者了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期刊的经费严重不足，只能靠收版面费来维持正常的出版。笔者曾在一家省级事业单位主办的期刊工作20余年，对地方期刊的情况比较了解。很多期刊随着扩版(页码增加或期数增加)和物价上涨，出版费用增加了很多，但出版经费却没有随之增加或增加很少，这就使得一些期刊无法维持正常的出版。所以，这些期刊就只好收取版面费以弥补经费不足。二是各高校(甚或是主管部门)不合理的规定造成的。就拿上面谈到的对硕士生、博士生等的发文规定来说，因为其严重的不合理，造成了目前供(期刊)、需(学生、青年教师等)严重的不平衡，这就催生了版面费。据笔者所知，目前收版面费的期刊并不都是经费不足，有些期刊起初并没有打算收版面费，而是在需求方一再要求缴纳版面费(这样可以保证发表或优先发表)的情况下，才将原来的不敢为变成敢为。所以，笔者认为，应将目前这种对硕士生、博士生不合理的发文规定取消，由专家匿名评审其毕业论文，通过即可顺利毕业。这样，期刊收版面费的现象将会大为改观。此外，取消硕士生、博士生在读期间的发文规定还有以下好处：一是这些硕士生、博士生毕业以后，有许多都不再从事研究工作，让他们在读期间发表文章(其实大多没有学术价值)，既对他们以后的工作没有什么帮助，又对相对较少的学术资源是一种浪费。取消发文规定，可以减轻学生的发文压力，促使其在读期间将主要精力放在多读书、多积累、做好毕业论文上，以便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就算是以后真的从事研究工作，只要在读期间打下很好的基础，仍然不影响今后的发展。二是没有了给在读硕士生、博士生发文的压力后，期刊不仅可以减少许多麻烦和负担，而且可以有更多的版面发表青年学者的优秀论文。这样做也可以说是让期刊真正更好地为学术服务作出了贡献。

　　再次，杨文批评“期刊‘社交’范围过于广泛，因其掌握论文刊发的权力，而有借权力之便享受高校、科研机构优待的嫌疑”。笔者不否认有些期刊(多数是个人)“社交”较广，也确实享受了高校、科研机构的优待。但是，板子只能打在期刊身上吗?实际上，有些高校为了和期刊拉上关系，不惜动用多种关系，采取多种手段，三番五次邀请期刊的主编作报告、搞座谈，美其名曰“指导”学科建设。所以，要限制期刊的“社交”，首先要限制一些高校、科研机构的功利现象。

　　那么，如何让期刊更好地为学术服务呢?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要有为学术服务的条件——经费保证。办一个刊物，经费是基础，没有经费，一切将无从谈起。有人可能会说，不是提倡文化产业吗?期刊为什么不能走向市场，作为产业来经营?为什么非要国家经费来支撑?这是不懂得期刊有性质区别。就拿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来说，它主要的任务是繁荣学术，从而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占全社会人员的比例本来就非常少，更何况这些研究人员还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因此，靠研究者、有兴趣的读者(包括一些图书馆、资料室)来购买刊物以维持正常的出版是不可能的。取消国家经费支持，使这些刊物走向市场，其后果只有两条：一是死在市场上。学术期刊如果要在市场上保持学术性，就不可能通过发行量收回所有投资，更不可能有赢利，那么只有死路一条。二是“改旗易帜”。为了生存，或者被资本掌控，成为资本的代言物，为资本服务;或者为了适应读者的口味，从期刊的名称到内容都重新定位。这样一来，不论哪种结果出现，原来的“学术”将不见踪影，学术期刊将不复存在。而没有了学术期刊，就没有了学术成果发布的平台;而没有这个平台，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数、积极性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一定规模的研究人员和积极性，要想产生有价值的理论和思想也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要有为学术服务的环境——选稿自主。人人都希望学术刊物选稿真正以内容和价值为主，作为刊物的编辑、领导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我们知道，所有学术期刊都有主管、主办单位。笔者不反对有主管、主办单位，但是目前某些主管、主办单位(主要是省级、高校)的领导往往忽视选稿原则，优先安排选用关系稿，导致有些作者抱怨“给某些刊物多次投稿都发不了，而该刊有些文章远不如自己的有水平”。

　　再次，在目前形势下，笔者建议各高校、研究机构无论在晋升职称，还是在各种评奖中，都不要以所发刊物的级别给文章打分、奖励，而代之以同行专家的匿名评价。虽然完全做到匿名、公正不可能，但总比简单地以文章所发刊物的级别来衡量文章的学术价值要公正得多。这样，杨文所批评的期刊追“名”、唯“利”、靠名气带来“引用率”、 “社交”广泛等“任性”现象即使不能绝迹，也将不足以影响期刊为学术服务。

　　总之，如何科学地评价期刊，期刊又如何更好地为学术服务，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上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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