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佛教报刊出版特征与分期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摘要：作为近代报刊的一种特定形态，民国时期佛教报刊是研究中国近现代佛教史的重要文献。本文对这一时期佛教报刊的创办情况进行梳理，指出其时代特征、历史脉络，由此勾勒出民国时期佛教报刊出版的概貌。

　　关键词：佛教期刊佛教报纸报刊出版民国时期

　　十九世纪后半叶，一大批志士仁人提出西学东渐，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股开民智、鼓民力、兴民德的办报风潮。为顺应时代潮流，初步弘扬不断变革中的佛教，创办佛教报刊这一新的传播媒体被广泛应用于佛教界，从20世纪始，大量佛教报刊在民国时期得以创立。

　　一、民国时期佛教报刊的创办情况

　　1. 创办时间与地点

　　通过对收录民国时期佛教报刊文献进行统计，最终获得佛教报刊220种。经对220种佛教报刊之创刊时间逐一核对并进行汇总可知，民国各个时期创刊数量不一，相差较为明显。1920年以后创刊数量逐渐增多;1935年—1936年创刊数量达到高峰，有30种;1947年又达到另一高峰，仅这一年就15种佛教报刊创立。

　　经对佛教报刊之创刊地点逐一核对并进行汇总可知，上海有54种，居于首位;北京次之，有28种;四川和江苏同居第三，各24种。其他依次为福建14种，广东13种，浙江11种，湖北10种。其他地区创办的佛教期刊则寥寥无几，尤其是在东北、西北、西南地区，佛教报刊地域分布极不平衡。

　　2. 创刊机构

　　民国初期，佛教逐渐复兴，僧教育会成立，全国各地纷纷设立佛教团体及佛学院，一大批佛教期刊也随之出版发行。同时各地居士、僧人以及寺院也立社办刊，佛教报刊发展迅速。经对佛教报刊创刊机构进行核准统计，其中由居士或僧人创办的报刊近20种;佛教会、居士林等佛教团体创刊50种左右;佛学院、佛学社等僧教育机构创刊达80种之多;佛教寺院创刊近20种;其余则为佛教编辑社、佛学书局或法会等组织创立。

　　二、民国时期佛教报刊的出版特征

　　民国时期，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家时局的动荡，佛教界也历经坎坷，命运多舛，此时不论是佛教报刊的创办和发展，还是报刊本身都呈现出自身的特征。

　　1. 报刊寿命相对较短

　　除民国佛教特刊外，民国佛教报刊的出现大多是“昙花一现”。《金刚半月刊》《钟声》《时雨》等仅出一期便停刊，《慈航》《中国佛学》等仅出二期便止。还有一些报刊坚持时间不长，多在四年以下，如《日华佛教》《三教月刊》《佛教月报》《慈航月刊》等。

　　造成众多报刊不能坚持的原因较为复杂：一是政局动荡，如《文教丛刊》因局势动荡仅出版8期就宣布停办，《同愿月刊》因局势原因4年后停刊;二是经费不足，如1912 年民国时期的第一份佛教刊物《佛学丛报》出版12期因经费不支而停刊，《佛教月报》仅1年因经费原因停刊;三是创办人或主编个人原因，如因主编得病，《觉音》创刊2年后停刊，《新佛化旬刊》因主编南下仅1年便停止出版。

　　但是，其中也不乏出版发行时间较长的期刊。出刊时间最长的是于1920年10月创刊的《海潮音》，至今还仍在发行;《佛教新闻》是四川佛教期刊中发行时间最长的刊物，历经20年;1941年创办的《弘化月刊》于1958年停刊，刊期达17年;1922年创办的《佛学旬刊》在1937年停刊，维持时间也较长。

　　2. 特刊数量明显居多

　　特刊居多是民国佛教刊物的又一显著特点，在216种刊物中，特刊就有近35种。从创刊数量来看，上海最多有11种，四川次之有5种，江苏4种。从创刊时间来看，大多是1930年以后创刊的，以1922年上海佛学推行社的《宏化特刊》为最早。从出版周期看，除《解行精舍第一次特刊》《超荐战地英灵水陆法会特刊》出版2期，《世界佛教居士林劝募基金会特刊》出版3期，《佛教居士林特刊》出版过4年，其余佛教报刊多仅出版一期。

　　3. 刊名更改时有出现

　　由于社会经济、局势动荡，以及扩缩版等原因，民国佛教报刊刊期、版式、栏目内容等方面多有变化，刊名更改也时有出现。1918年觉社在上海创办的《觉社丛书》仅出版5期停刊，改名为《海潮音》先后在杭州、北京、上海等地继续编辑出版，至今仍在香港发行，是影响最大的佛教报刊;1921年创刊的《现代僧伽》于1935年改名为《现代佛教月刊》;1923年创刊的《内学》于1928年更名为《内院杂刊》;1923年创刊的《南瀛佛教会会报》于1941年改名《台湾佛教》;1935年创刊的《北平佛教会月刊》于1937年改为《微妙声》。由中国佛教会1929年创办的《中国佛教会公报》曾经历过两次更名，先后更名为《中国佛教会月刊》和《中国佛教会会刊》。

　　4. 内容多具文学特性

　　民国佛教报刊内容丰富，栏目设置较为广博。不少佛教刊物除设置阐发佛理、传布教义、倡导佛教思想、报道佛教活动的栏目外，还专门辟有文苑、杂俎、小说等文学栏目，自成园地，对近代文学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海潮音》专辟有杂记、文苑、法苑诗林等，《佛学半月刊》专辟游记、小说、诗苑等栏目。另外，《佛教与佛学》的文艺随笔，《北平佛教会月刊》的法曲与禅诗，《狮子吼月刊》的杂文与诗，《佛化新青年》的诗与随感录，《罗汉菜》的故事浅说等都是持续时间较长、发表作品较多的专门性文学栏目。

　　三、民国时期佛教报刊的分期

　　民国佛教报刊的产生、发展与近代佛教复兴运动密不可分。综观近代佛教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佛教复兴运动初期(1911年—1919年)、佛教复兴运动发展阶段(1920年—1934年)、佛教复兴运动高潮阶段(1935年—1945年)、佛教复兴运动潮落阶段(1946年—1949年)。[1]为了便于梳理民国佛教报刊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分期特点，本文参照近代佛教史分期，将民国报刊按创办时间划分为四个分期。

　　1. 佛教报刊源起阶段(1911年—1919年)

　　1911年以后，佛教复兴运动兴起，著名高僧、居士云集于上海，1912年成立“中华佛教总会”成为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先导;随后，众多佛教组织和团体在上海又创立，如中国第一所佛教大学——华严大学、中国最早的一家佛学机构——觉社、全国第一家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居士林等。[2]这些居士、高僧及佛教组织积极开创佛教文化事业，办刊立报、宣扬教理。

　　在这一时期，创办佛教报刊有约5种，其中在上海创办的就有3种，1912年由狄楚青居士创办的《佛教丛报》和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创办的《佛教月报》，以及1918年觉社创刊的《觉社丛书》;另外还有吴倩芗居士1919年在山东创立的女子佛教刊物《莲社汇刊》等。《佛教丛报》学术性较强，刊发许多著名高僧学者的重要论著，并且专辟杂俎、小说、文苑等栏目，为当代佛教文学的发展提供园地，此后其他佛教报刊也纷纷效仿;《佛教月报》由太虚任主编，大力宣传佛教革新和人间佛教思想，而《觉社丛书》(后更名《海潮音》)的创刊则主要体现民国佛教对世俗社会的重视，其本身就是佛教教义中“佛在人间”理念的物化体现和重要措施，体现了佛教在民国社会化、群众化道路上的转向。

　　因经费或其他问题，除《觉社丛书》(《海潮音》)外，其他刊物办刊时间大多较短。

　　2. 佛教报刊发展阶段(1920年—1934年)

　　1919年，新文化运动直接促使佛教复兴运动的大发展，这一时期僧教育兴盛，办学的初衷是关注僧伽本身的全面教育，各省寺院所兴办的僧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支那内学院、楞严学院、武昌佛学院、清凉学院、九华佛学院等数十所佛教教育机构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并发展起来的。其次，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华佛教会在各地纷纷成立支会，以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的成立为标志，各地也自发组织大量居士林团体，以及佛学社、佛学会等宣教或研究团体。

　　相应地，佛教报刊亦发展迅速，近百种刊物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版，大多以刊载非学术文章，或弘法布教，报道本地、全国佛教活动为主，其中也不乏佛学研究成果，具有较强学术性的刊物。

　　3. 佛教报刊多舛阶段(1935年—1945年)

　　这一时期既是佛教革新运动、佛教教育改革继续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公然侵华、国内陷入战争泥潭的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逐渐向大后方迁移，意识到日伪利用佛教进行侵略宣传的阴险用心，爱国僧侣们表现出“救国不让人”的护国救人精神，并且积极创办佛教刊物，同时佛教徒还成立僧侣救护队，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逆境之下做好弘法工作。

　　在这一背景下，大概有80余种新的佛教报刊创立，但也有一些佛教报刊被迫停刊，即使如《海潮音》及《佛教半月刊》等少数刊物也是艰苦维持，版面极度缩水，几个月合刊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这个阶段发行的佛教刊物被刻上了极强的时代印记，体现佛教入世、人间佛教和大无畏的精神，但刊物本身命运多舛。

　　(1)抗战前期佛教报刊的兴盛。1935年—1936年是佛教刊物发行历史上的“大年”时期，共有30余种佛教报刊创立，如《佛教日报》《护院特刊》《觉社年刊》《佛教与佛学》《大生报》《佛海灯》《时雨》《人间觉》等，但多数在战争爆发之后就停刊了。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唯一的佛教日刊《佛教日报》在此期间创立，此后影响很大;《佛教与佛学》明显打出“出世当知念佛，立世尤须爱国”的口号，是现代佛教界所提倡的“爱国爱教”思想的先驱。

　　(2)抗战期间佛教报刊的呼声。1937 年以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值此危难之秋，大后方创办许多佛教报刊，如甘肃《西北佛教周报》、山西《佛教季刊》、广西《狮子吼佛学月刊》和《狮子吼月刊》、四川《渡舟月报》和《陪都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纪念刊》等，这些刊物的创立大多与当时佛教救世思想以及发挥佛教的反侵略思想相关。《渡舟月报》刊名“渡舟”二字得名于“在汪洋的大海中，普度沉溺的人群”;《西北佛教周报》之所以创办是为唤醒西北全体佛教徒明了此意，群起参加救护工作，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的;《陪都慈云寺僧侣救护队纪念刊》主要刊发僧侣救护队的照片、文件、队员名单等，是我国佛教界抗战期间留下的光辉记录，亦是爱国僧侣救护队留下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一些佛教刊物相继在抗战前方刊发，如上海的《上海纯善社特刊》、《罗汉菜》(1946 年改为《南行》)、《觉有情》等，广州的《金刚半月刊》，北京的《同愿学报》《佛教同愿会特刊》。这些刊物大多命运不济，甚至仅仅出版一期就停刊。

　　(3)佛教报刊浓重的政治色彩。1935年以后，日本企图利用佛教界为侵华作舆论准备，加之侵华脚步的逼近，诸多中日合办的佛教刊物出现，不可避免带有一些超越宗教界限的政治意图，甚至是日本侵华的宣传窗口，如《中日密教》以研究佛教密宗为名，笼络下野的军阀政客，宣传“中日亲善”，为日本侵华制造舆论。《大乘月刊》甚至歪曲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说“七七事变”是“日本能始终保存佛儒文化，且肩负复兴光大之责”引起的。《华北宗教年鉴》是当时统治中国的伪政府和日本人希望了解华北地区的宗教情况而搞的调查集合，内容详细全面，对寺院的数目、教徒的数量、佛学院的开办情况都有详细说明。《晨钟》是不折不扣的“在日本人控制下的一个佛教刊物”，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践踏中国佛教的“典型数据”。

　　4. 佛教报刊复苏阶段(1946年—1949年)

　　1946 年，抗战胜利后，短短四年就有近30种佛教报刊创立，创办地区以上海、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居多，而创刊时间则集中于1947年。

　　在上海创办的有《南行》《觉群周报》《觉讯月刊》《学僧天地》等。《觉群周报》是民国时期僧人论政的一个典型，所提倡的“问政而不干治”也成为当时僧人论政的显著标志;《学僧天地》每期更多地刊登纪念、游记和僧教育方面的文章。在新加坡创办的《星洲中国佛学》《佛教人间》《浩然月刊》和《人间佛教》(星洲)，在香港创办的《霭亭法师纪念特刊》，在马来西亚创办的《菩提特刊》《觉世》等，刊登文章多涉及人间佛教的理念和影响，表达新佛教运动的心声。

　　此外，灵岩书院的《灵岩学报》主要反映当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精神;大觉兴善寺的《世间解》是此年代佛学研究领域的精品刊物，代表了当时佛学的最高水平;四川地区的《净宗月刊》《净宗随刊》，江苏地区的《中流月刊》，广东地区的《圆音月刊》《慈航月刊》等一大批佛教报刊在此期间创办，为研究抗战以后各个地方佛教状况提供重要的史料。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一直在动荡、变化中，民国佛教报刊的发展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等几个历史阶段。“国家不幸诗家幸”，动荡的社会导致这一时期各种思潮碰撞、百家争鸣、学术兴盛。在乱世中不断发展、求索的民国佛教报刊在创刊、出版和发行过程中也因此具有一些独特的时代特征。纵观这些特征，无不与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佛教团体大量产生，以及民国时期僧教育的发展等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单侠. 民国时期佛教革新研究(1919-1949)[D]. 陕西师范大学，2012.

　　[2]吴平. 上海近代佛教的分期与特色[J]. 佛学研究，2000(1).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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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佛教报刊出版特征与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