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编辑出版观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摘要：宋木文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功能性质、两个效益、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而深刻的论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编辑出版观，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国有出版传媒企业建立有文化内涵的现代企业制度，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提供了许多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宋木文编辑出版

　　宋木文(1929—2015)，吉林榆树人，文化部原副部长，原国家出版局局长，新闻出版署原署长、国家版权局原局长，是我国当代新闻出版战线的优秀领导人。宋木文在调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出版方针、推动出版领域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积极参与和策划重大出版项目、争取设立出版和版权机构等重要关头和重大事情上都发挥过特殊作用。宋木文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积极推进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积极推进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组织参与了《著作权法》等重要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参与了党和国家管理出版工作多个重要文件的起草。宋木文对出版事业怀有深厚感情，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提出“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永恒的主题”“出版工作必须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努力提高出版物的文化品位”，为推进出版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

　　当前，国内对宋木文编辑出版思想的研究尚少，仅在少数几篇宋木文著作的书评中略有涉及。有学者也曾对宋木文的编辑活动进行考察，但议题多聚焦于宋木文的编辑活动及其对编辑学的贡献。[2]因此，本文不揣浅陋，试图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宋木文若干重要讲话为考察文本，对其编辑出版思想做一番探讨，以就教于业界同仁。

　　一、“出版工作是输送精神营养的工作，确定出版工作的任务，要根据党在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同时也要考虑出版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编辑出版工作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思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3]32-33这里的“社会意识形式”要想发挥能动的反作用，离不开一定的媒介和载体，而编辑出版工作正是依托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承载并传播社会意识的实践活动。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论断为指导，结合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具体实践，宋木文表达了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特殊重要性的思考。他指出，“出版工作是组织、生产、传播、积累精神产品的工作，输送精神营养的工作，是使人们更高尚、更文明、更强大、更加全面发展的工作”。[4]340这一判断包含如下三重规定性：第一，从实践对象看，精神产品是出版工作的着眼点，围绕精神产品进行组织、生产、传播，是出版工作的主要内容;第二，从实践效果看，精神营养是出版工作的着力点，出版工作必须提供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精神食粮;第三，从实践目的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出版工作的落脚点。出版工作为人们认识并把握规律提供精神支持，使人的精神境界和能力层次得以提升，最终实现全面发展。编辑出版工作同时兼有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两种属性。宋木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论，既承认出版工作的物质属性，又强调出版工作的精神属性，统筹兼顾但又各有侧重，从而为我们深入理解编辑出版工作的特殊重要性拓展了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宋木文并不是笼而统之地强调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性，也不是脱离时代背景和具体社会条件来谈编辑出版工作，而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在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中，去认识和把握编辑出版工作的特殊性。这正如宋木文在其所参与撰写的一篇讲话中所表达的那样：“我们确定出版工作的任务，要根据党在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同时也要考虑出版工作的特点和规律”。[4]55在他看来，同是精神产品，图书与报刊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别：图书可以较为系统地传播知识，供人们长期使用，它的写作周期、出版周期都相对较长，而且具有多种门类，或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或者提供科学文化知识，或者作为工具书使用，由于书有各种门类，而且各类书的要求和作用不同，不一定都能够如同报刊那样去直接配合政治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出版工作的基本职责，这是宋木文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并不意味着就要忽视甚至牺牲图书出版的特性。恰恰相反，要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必须充分考虑出版物的不同类型及其在政治宣传、学术理论、日常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不同功能，只有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图书出版的特殊性，充分发挥其传播效能，才能最终实现“围绕、服务、配合”中心工作的普遍性要求。

　　二、“出版工作要为‘发展经济，保持稳定’这个大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要把多出好书作为永恒主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新闻出版工作，将其视为无产阶级政党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初，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集中阐发了出版物的党性原则。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一传统，强调编辑出版工作的党性原则，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那样：“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5]865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宋木文同样对编辑出版工作的党性原则有深刻的认知。他明确提出，“图书出版的政治性很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要服从党在一定时期所规定的政治任务，都要体现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4]22在出版方向上，与党的中心工作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出版工作意识形态属性的集中体现。宋木文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出版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力求在出版工作中实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发展经济是中心，经济发达了才能强国富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深化改革。保持社会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全党的任务，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任务。社会不稳定，发展经济就成了一句空话，经济不发达，长治久安也不可能实现。宋木文认为，应该把出版工作摆到这样一个大局去认识，去谋划，去推动，去落实，为这个大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和良好的舆论环境。正是因为出版工作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政策性，为了更好坚持出版的党性原则，更好服从服务大局，宋木文提出两条思路：一是出版单位要做好“联系”文章，即力求自觉把具体的出版工作同党和国家总的政策联系起来;二是出版管理要抓好“两动”，即推动和制动。用宋木文的话说，出版管理“主要是做推动工作，但制动也不可缺少。刹车失灵是很危险的，所以一定要有制动，并且要看准”[4]77。

　　需要强调的是，在宋木文看来，对于出版管理而言，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既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出版工作是党的事业、群众的事业，而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出版事业的人民性，最终通过出版产品来实现，用宋木文的话说，体现在多出好书上。他提出：“多出好书，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精神食粮的需求，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出版事业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也可以说是我们出版工作永恒的主题。”[4]329-330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个人的事业，不能是为了赚钱或者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必须是着眼于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有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三、“深化改革的关键和难点在于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在于坚持‘四句话’”

　　1983年6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的社会效果，“同时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这一原则要求为宋木文认识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指明了方向。1984年6月，在出版局上报文化部党组的一份书面报告中，宋木文就深化出版社改革问题提出，出版社改革要慎重，但“所谓‘慎重’，决不是不动，而是要在改革中处理好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的关系，把社会效果、图书质量放在第一位。”[4]83这里，出版的“社会效果”指的就是图书的质量以及社会对图书的反应;而图书的销售收益、出版社利用经济手段来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构成了出版的“经济效果”。

　　1988年，在讨论出版社改革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宋木文指出，深化改革的关键和难点在于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以达到多出好书的目的。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上，宋木文提出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问题的四大核心判断：

　　判断I：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判断II：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文化企业)，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

　　判断III：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判断IV：在总体上，我们要争取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4]193-194

　　判断I的思想来源，一方面与宋木文对出版工作精神生产特点的坚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所强调的企事业单位“必须实行强化严格的经济核算和严格的按劳分配”的理解有关。

　　判断II从价值层面转向行业发展实际，凸显了手段与目的的辩证统一。国家以社会效益为目的，以出版单位为手段，而出版单位以社会效益为目的，以自身的经济效益为手段，这既体现了社会效益的目的性，又强调了经济效益的合理性。

　　判断III的视角继续趋于微观，强调在对一社、一书的管理上作为管理主体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判断III，判断I将会成为无源之水，判断II也会失去应有的行为规范。这就从微观管理层面，在方法论层面揭示了破解出版改革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

　　判断IV的视角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在应然层面上，揭示了出版工作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这意味着，其一，“两效统一”目标必须明确;其二，这一目标是“争取做到”，是应然，而非实然;其三，关键在“总体上”，出版宏观调控要分清主流支流。既不能因为一两本书出了问题，就与没有管好等同起来;也不能因为麻痹大意，放松了质量把控，危及出版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

　　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742-743宋木文关于“两效统一”的四大核心判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教条而是方法”的基本精神，充分考虑到国家号召与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既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又体现了策略的灵活性。

　　四、“出版队伍特别是编辑队伍的素质，决定着出版物的质量。从领导班子到编辑队伍，是决定出版质量的关键”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没有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一切实践活动将无从谈起，对于物质生产而言是如此，对于精神生产而言也是如此。因此，推动编辑出版工作，必须重视队伍建设。

　　早在文化部出版局时期，宋木文就明确提出编辑队伍建设问题。他指出，如果编辑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不高、业务知识水平低，那么，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就是一句空话。“必须把编辑队伍建设好。对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编辑，在政治上、理论上要有更高的要求，要把他们建设成为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4]78-79这里，宋木文从问题切入，把加强编辑队伍建设与提高出版物质量相联系，强调了编辑工作者的特殊使命与职责担当，这和他重视出版工作的精神生产特点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时期，为了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宋木文提出了“培养、调整、充实”六字方针，即加强现有编辑队伍的培养提高，并进行必要调整。同时，采取多种办法，培养新的编辑人才，不断充实编辑队伍。

　　在国家出版局时期，宋木文对出版队伍的培养途径曾有过专门论述，明确提出了“多条腿走路，分层次进行”的培养思路。这一工作思路的精髓在于坚持唯物辩证法，讲究从实际出发，主张因地制宜。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意味着基于业务能力提升的教育培训多元化，包括各种短期培训班、出版管理部门所属培训机构以及依靠各类高等学校开设出版发行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宋木文强调，“出版队伍特别是编辑队伍的素质，决定着出版物的质量……出版工作的好坏的事，一般都能从队伍的状况找到原因”，[4]340因此，必须重视编辑队伍建设。在培训内容方面，宋木文认为，一是要借政策东风，补上理论培训这一课;二是要重视业务知识培训、文化知识培训，成为专业领域的明白人;三是要继承和发扬上世纪30年代上海进步出版工作形成的优良传统，解放区形成的革命出版传统，强调对读者负责的精神、精益求精的做法、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品格。此外，宋木文还突出强调要增强培训的实效性，要避免“填鸭式”教育，注重激发理论兴趣、知识兴趣，培养从事出版工作的荣誉感，“不仅要培训出人们的各种素质，也要培训出精神状态，激发人们的自豪感和献身精神。”[4]341-342

　　最后，作为国家出版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宋木文非常重视通过抓领导班子建设，来带动整个编辑队伍建设。他指出，只有领导班子强，才能带出好的、强的队伍。从实践看，那些问题出得比较多的出版单位，根子往往出在领导班子上。因此，抓编辑队伍建设必须抓住牛鼻子，重视领导班子建设。那么，抓出版单位的领导班子建设应该坚持什么样的要求?宋木文明确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政治方向要坚定，这是最重要的;二是能团结人;三是能带头办实事。”[4]369可以说，这三条要求，简明扼要，却给出了一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时，在未来很多年内也不会过时的原则要求。

　　五、结语

　　前文分析主要以《宋木文出版文集》为考察文本，集中梳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宋木文编辑出版思想。尽管其中个别论断难免带有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时代烙印，但总体看，宋木文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功能性质、两个效益、编辑素养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而深刻的论述，坚持和实践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编辑出版观，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国有出版传媒企业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加强编辑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新闻出版强国建设，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发价值。

　　参考文献

　　[1]吴娜. 数百名出版界人士送别宋木文[N]. 光明日报，2015-10-26(10).

　　[2]姬建敏，王宁. 论宋木文的编辑活动及其对编辑学的贡献[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宋木文. 宋木文出版文集[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业内信息

坚持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编辑出版观

——简论宋木文编辑出版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