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从《经济研究》的水平看“刊物级别论”的荒谬

　　一、常识性错误的文章都可以发表

　　田国强在《经济研究》2005.2期发表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从方法到内容都充斥了常识性的错误。

　　方法常识性错误。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什么是假说?假说就是未经验证的学说。假说经过验证后成为科学事实或科学原理(包括公理)，假说被证伪后就成为谬误。假说只是科学发展的拐杖、科学真理形成的过渡环节之一，不是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科学史上许多科学真理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把假说看成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是错误的，把假说当做科学原理乃至公理更是荒谬的。什么是假设?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说就成为假设。在科学史上，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高达95%是错误的。假设只是验证、发现真理的手段，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导只是试错的方式，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既不能作为科学分析的前提，也不能作为科学论文论述的前提。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但主张把假设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且文章本身也是以假设为论述的出发点。从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和科学史的事实两方面来看，这是常识性的错误。

　　内容常识性错误。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利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这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人有时无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并不违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是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以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

　　田国强、杨立岩在《经济研究》2006.11期发表的《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 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 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 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研究表明, 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 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 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 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 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 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 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 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是由于他们所属的价格经济学范式，即他们所认定的“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范式缺陷，使他们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二、缺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由于主流经济学大力提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规范标准接轨，《经济研究》多年来所发表的能够称之为论文的文章全部运用数学模型。数学的逻辑基础是数理逻辑，数理逻辑在思维定位上是知性逻辑，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形式逻辑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不是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如果把形式逻辑定位为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就会产生悖论。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就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著名的“数学悖论”充分证明了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 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要解决这个悖论，只能运用对称逻辑的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 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

　　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运用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无法认识经济本质、把握经济规律、预测经济趋势、正确解释解决经济问题。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用仅仅满足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在形式逻辑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逻辑要求只能是经济学真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仅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逻辑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所以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西方经济学通行的分析经济现象的数学模型方法是体现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片面抽象的方法。在对称逻辑看来，所谓抽象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抽象，又通过综合使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这其间，思维的抽象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全部。而西方经济学家的抽象方法却是把思维的抽象看成经济学思维的全部内容，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同时，抽象的前提是明确的、特定的参照系，如果参照系模糊或者参照系混淆，这个抽象就是无效。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牛顿力学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层面现象的合理抽象，但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片面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就好像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无论是以“量子”是“波”还是以“量子”是“粒”的“假设”为出发点通过数学模型建构量子力学体系都是荒谬可笑的。社会经济系统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个人其本质、秉性、人生观、世界观不同，因而其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乐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质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与生前生后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长远利益。对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质利益的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只能与量子运动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因此不需要假设。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用数学模型方法对复杂经济现象进行片面的空洞的抽象，是方法的错位。把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是对经济过程某些局部现象的量化分析，和经济学不能化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根据这条定理，只发表有数学模型文章的《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文章没有一篇是研究高层次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

　　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应该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而不是经济模型发展史。即使此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为什么作为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呢?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样的原创理论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与量子物理层次相当的经济学的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牛顿力学层面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只要原创理论就可以发展，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经济研究》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特定经济学范式的数学模型进行对某类经济现象“精准”、“规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0加以10000个0还是0，0乘以10000个0也还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经济研究》的选题取向、研究层次决定了《经济研究》不可能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三、学科范式自我设限，排斥公平竞争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经济研究》从刊物定位到编辑人员的经济学范式取向都是传统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研究》从刊物定位到编辑人员的经济学范式取向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研究》所谓中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接轨。俗话“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一份学术刊物有范式定位无异于有范式偏见，有范式偏见的学术刊物不可能从纯学术的角度公开公平公正对稿件进行评估取舍。鄙人的对称经济学论文——真正的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学的原创理论论文稿件写得再好，《经济研究》编辑人员连看都不会看，不是直接仍到废纸篓就是直接送进垃圾桶。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落后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经济实践。如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术范式本身已经落后，囿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学术刊物还会发表与时俱进、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的、高水平的论文吗?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人类科学发展史的实践标准，还是以科学学的逻辑标尺，在中国的经济学刊物中“级别最高”的《经济研究》不是什么一流的经济学期刊;从其固守的经济学范式、数学模型的方法论所决定的选题取向与审稿标准看，有基础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学术论文在《经济研究》上根本发表不了。如果以《经济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水平标尺与研究导向，中国经济学研究将进入死胡同，根本不可能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学研究永远不可能真正进入国际前沿。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不能作为评高级职称的依据，不能作为经济学家头衔的依据，不能作为经济学话语权的依据。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一篇学术论文，是在网络上发表还是在期刊上发表，在“顶级”期刊发表还是在“低级”期刊发表，其信息含量、知识含量与学术含金量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区别，那也是目前社会通行的“刊物级别论”学术评价标准的误区对学术界和公众心理的误导造成;这种误导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成。“刊物级别论”得以冠冕堂皇地推行是学术行政化的产物、学术产业化的产物、对学术话语权不当竞争的产物、学术资源分配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物。必须从科学认识论的层次对论文的学术评价标准正本清源;一篇学术论文有没有原创性、原创程度如何、原创理论有没有科学价值、水平高低，与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无关。“刊物级别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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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从《经济研究》的水平看“刊物级别论”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