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与读报：晚清报刊大众化的探索与困惑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摘要】近代报刊传媒产生之后,如何吸引读者阅读便成为一个核心问题。报刊大众化的前提是吸引下层社会的关注,从这个角度看,"劝民读报"是晚清报人共同秉持的理想与追求,早期的宗教报刊就曾向下层社会免费赠阅,而商业性报刊更是关注发行量的增长,争取"四民"阅读是办报者的企图。但是,维新时期政论性报刊却难以吸引下层社会的目光,维新之后,白话报刊促进了下层社会的阅读。但由于晚清下层民众消费意愿与文字能力的局限,对于许多白话报刊而言,想象的读者与实际的读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报刊的大众化仍然进展缓慢。

　　【关键词】晚清报刊下层社会阅读

　　从媒介史的角度看，晚清报刊作为新式传媒的社会影.响和传播效果，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尽管从整体上看，晚清报刊发展水平不高，发行量不大、但是，报刊作为晚清社会的重要传播载体，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在追求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吸引大众的高度关注，虽然早期宗教报刊与商业性报刊并没有获得预想的阅读效果，但却推动了报刊、读者与社会的互动。清末之际，随着社会变革节奏的加快，报刊一方面注重社会动员与舆论影响，另一方面也更加关注下层社会的阅读需求，白话报刊对下层民众的启蒙作用己较为明显。因此，从办报与读报的角度观察晚清报刊如何进入下层社会，可以进一步认识晚清报刊的社会化进程。

　　一、报人办报与报刊大众化诉求

　　报刊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就是能够公开地为大众所阅读，也就是说，对于一份报刊而言，是否有效地进入读者的阅读世界，是检测报刊发行量、影响力和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一些学者往往将白话报刊作为社会启蒙的重要媒介，但是，关于下层社会的读报问题，并非由白话报刊所首先关注到。现代中文报刊出现之后，如何吸引大众阅读就己成为办报者着重关注的问题。最早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之所以会选择在马六甲一带开办，就是由于传教士马礼逊、米怜等人对中国内地的传播生态颇为熟悉，考虑到清廷禁报的风险而转移至华人移民较多的东南亚区域。早期的传教士很难在“上层社会”进行传教，士绅对儒家传统的尊隆是根深蒂固的。而传教士行走于大街小巷乃至偏远乡村，也是希翼下层民众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理念。因此，早期宗教报刊眼光向下，期望下层民众能够机会接受“文字布道”。诚如《察世俗》的序言所指出的那样：

　　富贵者之得闲多，而志若于道，无事则平日可以勤读书，乃富贵之人不多。贫穷与每篇必不可长也，必不可难明白。盖甚奥之书不能有多用处，因能明甚奥理者少故也。容易读之书者，若传正道，则世间多有用处，浅识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成得智，恶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进诸德，皆可也。

　　可见，在1815年《察世俗》初创之时，马礼逊、米怜己经对“贫穷与作工者”的读报问题非常关注，他们认为宗教报刊只有以通俗浅易的内容面向下层社会传播，才能达到宗教普及的效果。而下层社会识字不多、见闻不广、理解不深，势必需要办报者对宗教理论再度加工，结合俗理和儒家伦理进行解释，并进行断句，目的是让读者容易读懂，如此才能深入中国读者的精神世界。显然，此类号称“书”的刊物，已经在内容上区别于中国经典，其宗教启蒙的导向十分明显。与《察世俗》相类似，后来的一些宗教报刊也关注下层社会的阅读问题，如《东西洋考》在序言中指出：“好仁不好学者，其蔽也，愚。”“治愚”的目的就是要扩大读者阅读的范围，使刊物能够深入到下层社会中去。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报刊仍然坚持面向大众的传播策略，将基督教义融入到中国儒家文化的浅易说理之中，并兼及传播科技、人文知识，坚持“传教”与“启智”相结合。虽然宗教报刊由于种种原因难以获得广泛的关注，但是早期的宗教报刊仍然拥有一定数量的下层民众。如上海租界的一些外国人为华人家佣订阅宗教报刊，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宗教报刊一直努力满足下层社会的阅读需求，不断调整刊物的栏目和内容，促进宗教和科技知识的大众传播。如《格致汇编》和《教会新报》的读者答问栏目，就是以通俗的语言向读者解释宗教和科技问题，扩大读者的阅读面和知识面。

　　1870年代后，《申报》等商业性报刊以市场为导向，关注不同层次读者的消费需求，其报刊内容趋向多元化。其第一号《本馆告白》中就指出：“凡国家之政治，民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之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世之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让四民都可从《申报》中读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是办报者的理想。而文字的通俗易懂，则是提高报纸普及率的前提。在办报者看来，报纸之所以不同于书籍，是因为报纸能够做到"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因此，“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都能从报纸中获得所需的信息。对于报纸读者而言，“知道”比“理解”更重要，因此，读报应该比读书容易得多。尽管受当时的经济水平、媒介环境、交通条件、发行渠道等方面的影响，《申报》之类的商业性报刊并没有广泛地进入下层社会，但它对下层社会的关注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对于日报与大众阅读的重要性，早在甲午战争期间，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就有专题论述，他认为，报纸的开设，必须注重以民为本，文字务必浅近，达到“增人智慧，益人聪明，明义理以伸公论”的目的。因此，他提出，“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强调要将报纸延伸至县一级区域，达到深入乡村社会的目的。而且这些报纸都应为日报。因为日报的优势非常明显。“逐日阅之，殊不费力，随事求之，必有新获。”而日报的大众化也是其他类型报刊不能比拟的。日报的发展与民众的识见有着直接的关系，“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必扩，民之志量必高，以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

　　一般认为，维新时期的报刊主要以“变法图强”吸引士绅社会的高度关注，但下层社会接触它的机率甚低，尽管梁启超提出报纸要“去塞求通”，但“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因此，他认为报纸要充当“喉舌”、“耳目”的作甩，使上下之情都能够通达，而下情至少包括了下层社会的诉求。但时务报刊以政论和新学为主，其言论很难被下层社会所知晓。由于《时务报》之类的学术性刊物太偏重于理论，且传播的时效性较差，很难达到对下层社会启蒙的目的。

　　针对政论性报刊偏向士绅阶层传播的现状，英敛之在1898年给《益闻录》投稿，对推广通俗性的日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对当时报刊阅读的现状甚为担忧，他说，“以中华四兆人计之，阅报者定无五十万人，是八百人中无一人阅报，其风气何日大开乎?”这一估算虽然并不一定准确，但他对日报发行不广的评价是较为中肯的。他认为“士人读书攻习举业以八股试帖为正宗”，“各报议论庞杂，记述猥琐”是报纸不发达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发展日报，必须要“定极廉之价，使人易购”，要满足下层读者的消费需求，使他们有能力购阅。而针对日报内容的改革，他提出“不须深文周内，使人便观;务期朝野通行，雅俗共赏。”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英敛之的办报理想，他认为要推广日报，务必做到文字通俗易懂，使下层社会便于理解。显然，后来他创办的《大公报》，就体现了他的办报理念。

　　与一般维新刊物注重义理不同，严复在创办《国闻报》时就注意到内容的通俗性。他认为：“大抵日报则详于本国之事，而于外国之事则为旁及。旬报则详于外国之事，而于本国之事则为附见。”所以，要根据报纸的性质具体分析读者的阅读需求，他进而指出：“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从这个层面上看，他认为日报的通俗性是旬报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创办日报的基础在于“合群”，尤其要注重发挥四民之中农工商的作用，达到“农得尽地利之用”、“工得讲究艺事探索新理”、“商得消息盈虚操计奇赢”的目的。可见，《国闻报》以联接四民社会为目的，将农工商的阅读需求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这说明严复等人的眼光是“朝下的”，同时也体现了《国闻报》在推广大众阅读方面的努力。对于日报的功效，《苏报》也持相似的观点，该报曾大力鼓吹各省要广设日报，认为日报之设，“上则裨军国，下则益于编氓。”对于读者而言，“逐日读之，不费时，随事求之，易有所得。”因此，如果广设日报，“民之识见必加数倍，民之爱国亦必加数倍矣。”《时报》则认为日报是“国民今日之现在史也”，因此，日报对于国民而言，“犹如形之于影，声之于音，身体之于衣服，鸟兽之于羽毛，不可一日去。”可见，对于日报的通俗性与大众化，一些报人已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但是，尽管经过传教士和本土报人数十年的努力，中国报刊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尤其是报刊在下层社会的传播很不理想、梁启超在总结中国报馆不发达的原因时指出：

　　一、由于创设报馆者，不预筹相当之经费，故无力扩充，或小试辄蹶;二、由于主笔时事等员之位置，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三、由于风气不开，阅报人少，道路未通，传布为难;四、由于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

　　梁启超的评论，从“生产”与“消费”的角度亦可理解报馆、报人与读者的关系，他认为报人思想浅薄、学识不高是影响报馆发达的“病根”所在。这与梁启超作为当时维新派领袖地位有关，他对报人思想与学识的高度关注，也凸显了当时政论性报刊引领思潮的作用所在。然而，戊戌变法之后，维新派所倡导的“保皇立宪”，始终依赖精英阶层尤其是传统士绅的力量，梁启超所关注的“思想界”舆论动态，就是要培养国家观念，弘扬国民精神。但是，他很少关注下层人的“思想世界”，虽然他深知“风气不开”的现状，但如何使更多下层读报，他却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他通过维新派报刊所发起的君主立宪运动，并没有发动下层民众参与的意图。

　　20世纪初，受《苏报》案所引发的民主革命热潮的推动，革命报刊则将开明士绅和学生群体作为主要的阅读对象。革命报刊尤其注重学生社会的“中介”作用，正如《湖北学生界》的一则评论所言：“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学生被认为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上下层社会都依赖的重要对象。因此，“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惟学生兴之，其亡也惟学生亡之。”这自然是留学生报刊对学生社会的自我张扬，但也反映出当时其对学生参与变革的热切期待。然而，革命报刊却很少关注下层民众的读报问题。既便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学生也仅为三百万人左右，对于有四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仅仅强调学生社会的读报需求，无论如何也难以解决”阅报人少“的难题。尽管在清末的最后十年中，报刊数量有快速的增长，但是整体的发行量和阅读率并不高，下层社会的读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二、劝民读报与报刊大众化进程

　　维新之后，随着各类报刊的快速增长，报刊之间的竞争也日趋邀烈。尽管政论性报刊主要以士绅和学生为阅读对象，但从总体上看，这两类读者的数量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关于读报的好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顺天时报》等报刊都多坎刊登专文加以论证，还借读者来信栏目加以推广。有评论认为报纸“凡地球各国所有守旧之弊，维新之资，无一不载。”对于读者而言，“阅之积久而豁然贯通，则化愚顽为明智，进贫弱以富强。”然而，此类宣扬，对于无法接触报纸的人而言，毫无影响，关于读报人过少的问题，清末一些报刊在开办之初便深为痛惜，如《直隶白话报》就指出：“我国的人民会看报的也不过千人中一两个罢了，并且我们中国人就会认字，也未必会看报。”广东的《潮声》认为本地的阅报状况更为糟糕，就潮州而言，“着有五六千人，正有一人买报纸去。”而对白话文运动极为热衷的彭翼仲，则在1904年开办《京话日报》时，对北京阅报的状况进行了全面梳理，他说：

　　近几年来，中国所出版的报，大约有百余种。不算月报，单算日报，就是三四十种，但都在南几省和南洋各岛，邮政局寄来，很不容易。在京寄卖的这几种，如上海的《中外日报》、《新闻报》、《申报》、《时报》，天津《大公报》、《日日新闻》报，和本京的《顺天时报》，统共算起来，也到不了十种。并且各种报的销数，均平扯算，也过不了两千张。论北京城的人，至少也有一百万，一百人有一个人看，也应该销一万张，为什么连二千张都错不了呢?

　　彭翼仲对北京报纸销量现状的评价和质疑是较为深刻的，尽管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但北京却缺乏有全国影响的报刊，且北京的达官贵绅也很少有人读报。汪康年在回忆中提到，“都中之报，有日诟一贵人，而贵人乃未知者，盖贵人初不看报，亦无瑕看报。”此类不看报的贵人在当时并非个案。北京的情况如此，其他北方省份可想而知。对于报纸阅读率偏低的问题.，一些报刊进行了深入分析。.如《安徽俗话报》认为，现在所出的报，大半多是文言，白话的简直是没有几种。咳，下流社会，没有受个教育，怎样能够读得懂呢?又如《半星期报》认为，中流以下社会不读报的困难有两点：

　　一则手作劳动，月得无几，俯仰衣食无不赖之。值此艰难时代，救死不赡，则阅报之费似无所出，其难一;一则中流以下，识字能解文义者，实鲜其人。虽有人日送千百份报纸来，亦多得些盖瓮物。如俗语所谓盲佬挽灯笼无异，其难二。

　　可见，读不懂报与买不起报制约报刊大众化的两大根本原因。对此，彭翼仲也持类似看法，他认为报纸销路不广的原因，第一是各报的文理太深，字眼儿浅的看不了;第二是价钱太大，度日艰难的人买不起。显然，那些为生计发愁的下层民众没有消费意愿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一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不购买报纸，就与他们的见识和消费观念有关。《觉民》对此现象进行了评析：

　　独怪小康之家，终年香火之费若千金，卜筮之费若干金，延方士、占风水、卜家宅之费若干金。不宁唯是甚，且延僧道诵经礼忏、修筑庙宇则有钱，建蘸则有钱，应僧道之募则有钱。其下焉者，则车马之费一挥数金，秦楼楚馆一挥数十金，种种荒谬，更仆难数。要旨，挥霍坦然，毫不吝啬，........甚至均新书新报亦曰无钱。.......以其终年俘费十分之一二而购阅新书新报，则不知可购几许种。

　　论者认为当时的小康之家不愿购阅报纸，是在消费观念上出现了严重的错位。在论者看来，报纸“能通上下之隐情，传内地之动静”，“又能为研究新学之母.”。体现了新闻性，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对于民众而言，‘“苟平日不留意世务，安能建大业于世界耶?”从这个层面上看，“劝民读报”必须解决民众思想认识上的遍颇。因此要让民众高度重视报刊的价值，促使他们自愿购买报刊。

　　而下层社会购阅报刊，则能开文明之风气，1905年，《时事画报》对广东西樵河清堡农民的读报活动加以专门报道，其文云：

　　近数日，有潘保波等，在乡演说阅报纸之益。闻者皆激动热血，各有感情。有数农夫尤为感发，奋然兴起，相与签银购省港各报，籍以熟悉时事，一豁眼帘。晚上则有胡君东曹，为之讲解，合群领益。一时风气为之丕变。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当各尽义务，出而宏济时艰。彼虽农夫，乃能抱爱国保种之热诚，爱阅报纸，则将来智育德育之进步，何可限量。伟哉!河清农夫之特色。

　　这篇报道对河清堡农民的读报活动大加颂扬，从爱国保种、德育智育的高度关注下层社会的读报问题。显然，作者认为，在农村地区，有人演说报纸，开启读报之风极为重要。而农民如果受到感染，自然会竞相购阅，从而起到开通民智、转变民风的作用。因此，下层社会的购报读报问题，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诚如《半星期报》所言：“以为中流以下之诸君，......其家居则有食熟烟钱，有祀木偶之香烛钱，此无益之耗费也。其在外则有码祭费，有饮茶钱，有店用下栏钱，此工值外之余款也。若节其三分之一，以钱婴蓄之，均足以阅报一份而有余。”也就是说，对于下层社会而言，只要转变消费习惯，购阅一份报纸都不是问题。但从供给者的角度看，缺乏适应下层社会阅读的内容，则是阻碍报刊发行的重要原因。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如果下层民众识字率太低，无法阅读，则既便有报纸亦如同盲聋者。因此，对于清末的报界精英而言，他们如果想要报纸为下层社会所欢迎，就必须降低姿态，从内容、文字和风格上进行转换，以文字浅显、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吸引低端读者的阅读需求。这是清末报刊走向通俗化的必然要求。

　　报刊的通俗化还需要报界的自律和改革，针对当时报馆之间的恶性竞争，《新闻报》就呼吁要进行报体改良，要求新闻界务必团结一致，“大小报皆不必相互攻抵”，报刊要“敦品立行，志趣远大”。而《商务日报》则提出报人之间要“通力合作，除诸弊端，以求民智之开。”另外，《新闻报》还建议当局“减轻邮资，以畅其销场。”要尽力推广销路，使民众多阅报刊。并指出“中国今日多一阅报之人，中国即多一开通之士。”可见，做大做强报业，力求通达下层社会，已成为许多报馆和报人的共识。

　　三、白话报刊与下层民众的启蒙境遇

　　尽管精英阶层对办报呼声甚高，且在维新时期形成了政论报刊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清末下层社会报刊阅读率偏低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如何让初识文字的民众有机会、有兴趣阅读报刊，是整个社会面临的一个时代命题。一些论者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标志，而对甲午以来社会启蒙问题避而不谈，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原貌。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之后中国社会的变革，虽然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有较大阻滞，但是，庚子事变后，清廷对教育革新已较为重视，在知识界学习西学和新学的同时，如何让下层社会通过读书看报适应变革的需要，不仅是官方面临的问题，更是挽救危亡的知识精英们所忧虑的大事。有论者认为：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话报推行既广，则中国文明之进步固可推矣。因此，下层社会的读报是“开民智”、“墉文明”的重要途径，如何让报纸易看、易懂，已上升到与救国救民和社会启蒙的高度。如浙江衢州的毛云雕、余天民、张热夫等三人创办白话报，就是鉴于“衙州自停试之后，风气益加闭塞，读书者聊聊无几。”为了让更多的孤寒之士有书报可读，三人筹款创办白话报，“以期开通民智。”由此可见，清末白话报刊的发展是与一系列启蒙和变革运动相互呼应的。正如《通学报》的一则评论所言：盖下流社会占全国之多数，而听其聋焉、瞽焉，茫然于世界之大势。惟非政府之咎，抑亦士大夫之责也。……所谓开通下流社会之报纸，急宜广出，而不可一日缓也。

　　《通学报》的这则评论发表于1960年，这说明当时白话报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有论者认为清末十余年间，白话报刊的总数在270种以上。白话报刊的总数占到清末报刊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但许多白话报刊是1906年之后创办的，且当时一些白话报刊多半存续不长，有些白话报甚至在出版数期之后就因经费不足而杳无音讯了。但是，白话报刊作为一种新的传媒形态，与当时的“文言文”报刊有着明显不同的阅读差异。它以“大白话”的形式向下层民众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从而让读者有机会了解现代文明，改变愚昧落后的境况。

　　早在维新时期，一些仁人志士便开办白话报刊，意在开启民智，推动维新。如吴稚晖等人在1898年创设的《无锡白话报》，该报希图以无锡为起点，将白话文运动推向全国，认为“以后做白话的越出越多，可以做到中国四万万人，个个有见识有学问，白话的功劳，比文理极好的书还大，这都是天下人的福气。”尽管白话文运动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受到阻碍。但庚子事变后，知识界对开民智的要求更为迫切，“推广各种白话报”也成为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而如何让下层社会读报，则成为白话报刊立足于报界的重要基础。1901年出版的《京话报》宣称以通俗的“京话”写出来，将京外的新闻、外洋的时事，各国的风土人情，一一的编成白话，令人容易懂得，极有趣味。该报的章程更是明确表达了对下层社会读者的关注：“务使稍能识字之人，皆不难到口成诵，且极有趣味，以期引人入胜，而劝化感格于无形之中，庶于世道人心不无小有裨益。”1902年，梁济因为“深痛国人之愚昧无知，决然以开民智为急。”大力支持好友彭翼仲创办《启蒙画报》，该报主要“给十岁上下的儿童阅看的，对许多发蒙期的儿童阅读有着较大的影响。1904年，彭翼仲创办的另外一份《京话日报))则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而不是写给“上流社会”看的。彭翼仲在该报开创之初，便期待“借这报纸，开通内地的风气，叫人人都知道天下的大势。”尽量让更多人能够读懂，是白话报刊“开民智”的前提。对于有志于进行文化普及的报人而言，“但愿人人都能看报，做报的赔钱折工夫，也是甘心。”通俗易懂、劝民化俗、有趣耐读是白话报的基本风格，也是其吸纳下层社会的重要策略。

　　为了表明白话报刊并不是自说自话，编者就必须以各种方式证明看此类报刊的诸多好处。《京话日报》从第二号开始，连续七天刊登有关看报的益处。该报首先介绍报纸对于国民阅读的重要性，用外国看报的习惯，来说明看报是“一件日用必需的物件，也象鸦片有瘾似的。”因此，坚持经常看报，“不但于个人有益，并且于国家有益，并且于国家政务，更大大的有益。”至于看报有那些具体的好处，《京话日报》从几个方面加以阐述，由于要以大白话吸引读者，该报对于读者读报的经济利益特别关注，提出看报可以发财。不仅如此，由于看报可以了解物价信息，所以“什么货什么价钱，是那(哪)一家最好，报上都说得仔细，就不至受人的哄骗。”而读报对于日常生活和精神层面的影响，《京话日报》也有专文进行阐述，认为“看报可以去病”而且，由于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所以，对于读者而言，看报可以代游历。因此，从增长见闻的角度上，看报比读书有用，因为看报可知天下事，了解世界的变局，久而久之，“种种骄傲自大的心，自然的没有了。”《京话日报》对看报种种好处的罗列，在功用的层面为读者提供了诸多的想象，该报面向下层社会的“现身说法”，展示了白话报刊的实用主义特征。

　　尽管《京话报》企图通过推广京话，达到“遍中国的人都能够言语相通，同心一意。”的目的。但是所谓的白话，却与方言与地域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既便是后来影响很大的《京话日报》，其发行范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东北地区。从总体上看，清末十年的大多数白话报刊，在“劝民读报”的立场上都基于地方社会考虑，这在南方各省的白话报刊中表现尤为明显。由于各地方言不同，地方性的白话报刊发行对象主要是本地的读者。这种以“地界”为中心的传播方式，与白话报融入地方文化相关。如《安徽白话报》在开办之初，就将安徽人作为传播对象。其开篇便指出：“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情，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蒙在鼓里。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叫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长点见识。”显然，其目的是通过强化“我们安徽人”的观念，以建构安徽人的“俗话报”。《福建白话报》也有类似的办报理念，其宗旨是“专门开通福建儿童、妇女及农工商兵等人的智识。”广东的《潮声报》则以潮州地区为主要发行范围，“欲使俺潮州个人，看久就会开通，有志气、有本领。”

　　对于白话报立足于本地社会，构建地方媒介形象，《吴郡白话报》在其办报宗旨中有着较为深入的讨论，并指出其中二个基本理由：

　　一个是我们做报的大半是苏州人，即使有一两个是外省人，也不过原籍是他省，生长却是在苏州。一切事情，总比他省熟悉一点儿，做出来的东西，在苏州却是切中时弊，在他省未免有不切的地方。一个是从前出的白话报，是那一省做的就题那一省的名字，有如杭州白话报之类，虽是里头做的东西，总不外乎开通人的知识，无论那一省人都可看报。然而因为题出了省名，就有多少人，以为这报既然题这省名，必然是专指这省说的，看了无益，大家就不买来看了。岂不是不题这吴郡二字，苏州人永世想不到买来看了么。所以这白话报题名吴郡白话报。

　　可见，这份立足于苏州的白话报，就是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为本地读者提供具有地域特色的新闻和论说，让普通民众达到广见闻、增智识、正风气的目的。与之相似的是《湖州白话报》，此报由湖州公社创办，该团体以“湖州地方自治界为限”，明确表明其服务地方的宗旨“《湖州白话报》月出两期，以为促进文明之先声”。此类“大白话”己经融入了地方文化的因素，让当地民众体会到“我们的报纸”的文化概念，通过在下层社会的广泛传播而构建“阅读共同体”。

　　白话报刊在“和群”的同时，也注意分众传播。在下层社会中，农工商都有一定的比例，白话报刊设法为各类人群提供相适应的内容，满足下层读者的多元需求，使他们阅报后有所收获。《京话报》将看白话报与变法自强结合起来，指出各阶层都会从中获益：“白话书不但于念书人有益，就是种地的农夫，手艺的工人，做买卖的商家，向来不能识文断字，若是有了这种白话的书，人人都能写能看，将各行的事业，整顿起来，十年之后，中国自然就可以渐渐地富了。”而且，该报还借山西巡抚岑春煊之口，夸张“京话白话报，无论什么人都容易懂得，要是有人能够买这种报，当着善书似的去送人，对国计民生都有益处。”白话报刊将各行业的人都视为受众对象，就是要期待报刊能够在下层社会中引起关注，让读者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如《安徽俗话报》就对各类人群读报的好处进行了详细描述：

　　读书的人看了，可以长多少见识，而且本省外省本国外国的事体，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是算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教书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年成好歹;做手艺的看了，也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做生意的看了，也可以晓得各处的行情;做官的看了，也可以明白各地的利弊;当兵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的虚实;女人孩子们看了，也可以多认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

　　其言下之意，对于所有能识字的人而言，读白话报都能从中获得自己所需的养料。但是，报刊自身的宣传是否获得实效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何人读报、读了有何好处，自然是读者关注的话题。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一些白话报刊往往利用“读者来稿”进行现身说法。如《京话日报》就多次刊登读者来信，畅谈读报的诸多好处，有位叫袁豹岑的读者在来信中指出：“合国的民气相通，非看报别无妙法，不喜欢看报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时局的，这样的人很多，所以中国败坏到如此。”作者将看报与国运结合起来，显然要劝导民众注意留心报刊。一位初识文字的读者写信给《京话报》，被自称赵文府的人修改后发表，作者陈述自己原来是一个糊涂人，“自从看了《中华报》、《京话日报》以来，如梦初醒的一般。”

　　办报者用此类“例证”来劝民读报，目的是激发下层民众的阅读热情。正如《直隶白话报》的一篇《祝辞》所言：这做报总是要替那看报的人用心，拿他的心装入我的心，然后再拿我的心去化他的心。黑白分明，是非嘹亮，不愁世人不懂。懂了浅的，自然不愁深的了。用浅近的文字，通俗的说理，去感化那些下层社会的读者，是白话报刊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梁漱溟在总结《京话日报》的成功经验时说：“以办报发起和推进社会运动，又还转以社会运动发展报纸;把办报与搞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而互相推进。”白话报刊与社会启蒙运动的相互结合，对清末阅报风气的改变有着一定的影响。

　　然而，这些热心于文化普及与大众启蒙的白话报人，尽管己经将读报门槛大大降低，但从实际效果看，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想的目标。大部分的农村民众仍然是文盲，对报纸的需求很少。虽然白话文文字浅近，“并没有甚么难解的文章，只要读了两年书，认了几百字，就可以一口气念下去了。”但是，文盲仍然无法直接接受白话报刊的启蒙。尽管《京话日报》在开办一年之后，宣称“己销到七千来张。”但从总体上看，报刊的订阅率还非常低。以辛亥革命前的北京为例，一项对于325个家庭1217人的统计调查显示，报纸订户约占接受调查家庭的26%，即订阅报纸的家庭有86个。这些家庭实际上都是高收入家庭，家庭成员接受教育的机会较多，识字率大约为75%，远高于一般家庭20%的比例。调查中还有3个家庭同时订阅了两份报纸，按人均算，7%-10%的识字人是报刊读者。这些调查的统计未必未必准确，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当时北京的报刊阅读态势。北京城尚且如此，一些穷乡僻壤就更难有报刊传阅了。

　　因此，尽管白话报刊坚持“为中人以下说法则”，但实际上下层民众却很难有机会阅读。一些白话报的读者中，上等社会的人并不少，如《京话日报》的读者就有不少上等社会的人。这与白话报刊进行下层社会启蒙的初衷有着一定的差距。从阅读的层面上，报纸的普及与民智的开发是双向互动的。清末新式学校和学生数量虽然增长较快，但学校大部分立足于城镇社会，尤其是一些私立学校收费颇高，降低了劳苦大众的入学机会。传统的书院、官学和义塾所提供免费教育却逐步减少，这就使教育不公的问题显得较为突出。尤其是在废除科举之后，读书人不断地汇聚在城镇社会，城乡之间的“知识沟”不断扩大。尽管白话报刊宣称要为“做工的、务工的和做买卖的人”服务，但从消费的角度上，穷苦大众既便可以节衣缩食购买报纸，但他们对白话报刊的消费意愿却并不高。也就是说，对于穷苦大众而言，在他们的必需品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之前，在物质生活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之前，读报纸仍然被视为一种高级的精神消费，是一种对他们的生活并无实际价值的奢侈性消费。因此，我们一方面肯定清末白话报刊在下层社会启蒙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但从清末社会的现状看，它的实际启蒙效果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在白话报刊启蒙价值与读者阅读量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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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与读报：晚清报刊大众化的探索与困惑